抗战后方花园 怡情未敢忘忧国

“贵阳是抗战的大后方，花溪是陪都的后花园。”这一在抗战史学界有着广泛共识的断语，点明了战时花溪的独特地位。

“1940年3月建成开放的花溪公园，是大后方一块难得的栖息地。”花溪区史志办原副主任、《贵阳市花溪区志》主编李祖运先生说。花溪公园不仅是徐悲鸿与廖静文、巴金与萧珊的定情之地，也是老舍、茅盾、叶圣陶、陈伯吹、桂百铸、李宗津等文艺大家的创作灵感之源。此外，冯玉祥、何应钦、宋子文等人也曾在花溪公园尚武俱乐部短居。公园里的葫芦坡下，则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衣冠冢。

据花溪区党史办统计：在抗战时期诞生并声名鹊起的花溪公园，迄今拥有20余处抗战文化遗存。

花溪旅游文化区定位 源于抗战时期建设

“过贵阳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

1943年，由广西桂林辗转抵达贵阳的陈伯吹先生“将仅有的旅费——两百元法币给了花溪”。1年后“黔南事变”，“烽火几乎燃烧到了贵阳”，怀念着花溪的陈先生写下了著名的《花溪一日间》。在他笔下，有花溪公园里的尚武俱乐部、观瀑亭、柏亭、防校亭、放鹤亭、坝上桥等景点。

70多年前，陈伯吹是坐在晃动的马车上，往返6个钟头，将花溪风采尽收眼底。

文史专家郑培光，老贵阳人。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到花溪远不如现在便利。

从贵阳老城区去花溪，要走贵惠路。路是5米宽的砾石路面，坐上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轿车，人们要花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花溪。往返于贵阳与花溪之间的木炭汽车，每天只开4趟，因为以木炭为动力还经常抛锚。沿途道路，除太慈桥、皂角井、甘荫塘等地有少数住户，除董家堰有二三个村寨外，途中所见，皆是田土和荒坡。

（注： 1937年时任贵阳县县长刘剑魂手书“花溪”地界碑）

花溪桥头东侧，可见一块醒目刻着“花溪”二字的地界碑。碑石立于丁丑（1937年）春日，为时任贵阳县县长刘剑魂题并书碑。

“花溪河上的七孔石桥，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长50米，宽5米，高6米，两旁的桥栏用高约50厘米的长方形条石砌成。‘黔南事变’后，我曾亲眼看到工兵在花溪桥头埋地雷。”郑培光说。

在花溪桥头西侧，曾矗立着一座砖砌的“文笔塔”，塔高6米，1937年由刘剑魂主持修建。2009年重建的新“文笔塔”，则移到花溪河中央的牛角岛上。

花溪公园的前身为花仡佬风景区，1936年刘剑魂将“花仡佬”改名为“花溪”，寓意着“花开四季，碧水长流”。刘剑魂是花溪文化旅游区发展方向最早的奠定人。“1937年，刘剑魂连续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树‘花溪’碑石，表明花溪成为正式地名；立‘文笔塔’，以示花溪为文化区，奠定花溪区文教中心的地位；建‘花溪风景区’，为花溪发展成旅游区奠下了第一块基石。”贵州著名文史专家梁茂林说。

“花溪公园最早的雏形是一个私家花园，即周家花园。”郑培光说。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地柏杨寨的周家人才辈出，有“一门七进士”的荣光。从周奎、周际华父子开始，他们开始营建周家花园。周家先后在麟山建楼，龟山筑阁，蛇山种柏，缀以双亭，并在河中叠石为坝，潴水为潭，疏浅渚为洲，修隙地为屿，倚天亭、飞云阁、凤山亭、清晖楼、蛇山亭、借花草堂等景点，一一出现，于是“花溪山水，初步改观”。

据史料记载，1937年冬天，贵阳县政府在周家花园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按照刘剑魂的规划，从皂角井到半边山全在花溪风景区的范围内，但事未成而遭免职。”梁茂林说。好在刘剑魂的接任者李大光在任期间，继续扩修前任未完工程并争取到省府支持，将花溪风景区修建为花溪公园。

1939年3月，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贵州籍人士何应钦过贵阳视察花溪时，对其山水“大加赞赏”，认为是黔省“不可多得之风景”，决定把它改名为“中正公园”，公园得以大规模扩修——在园中增建了憩园（1940年3月建成，砖木结构西式平房，今东舍）和尚武俱乐部（1941年建，西式平房，今西舍），取坝桥风月之意建了坝上桥（1940年初建成，石墩木板桥），借唐人旗亭画壁和宋人旗亭卖酒之典建了旗亭（1940年建成，石木青瓦扇状结构）等等。

（注： 老花溪桥及桥头的老文笔塔）

“老花溪公园的面积并不大，绝大多数景观集中在花溪河南、北两岸的两条路之中。”郑培光回忆说。南岸的路起自花溪桥头，经麟山到吉林村；北岸的路起自花溪桥头，经东舍、西舍到大寨。两条路由1938年迁往花溪的防空学校照测总队修筑。当时的花溪公园没有围栏，任人行走，公园景点、田坝和村庄连成一片。

所有老景点中，郑培光对已毁掉的清晖楼印象最深：清晖楼位于龟山的“龟背”处，周际华建，是一座木瓦结构的走马转角楼，民国时期重新修葺后名为“中山堂”；楼前柱前有一联曰“山势西来，百粤三湘连壁垒；江流东去，九州四海撼风云”；楼前修有一碑亭，记录当时贵州省和贵阳县拓展花溪公园始末以及名人吟咏花溪公园的诗词。

“1942年，在缅甸阵亡的戴安澜将军的棺木运经贵阳时，曾暂时停留在清晖楼中。我亲眼见过，棺木1米多高，漆红，让人敬仰。”郑培光说。

真山真水到处是 爱国情怀几度闻

花溪公园建成开放后，其真山真水吸引了无数游客，成为战时难得的安乐园。

史料记载：“每逢春秋暇日，游人如织，大有山阴道上之概。”“花溪山水之美，遂播于远。”“开辟仅六七年，已焕然一新了，有西式公园之称，达官富人在此建立别墅，凡往贵阳游客，莫不以游该处为快。”

许多文人游客还留下了佳篇名句。如曾在花溪居住了3日还仍然很不想离去的《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写道：“这个无篱笆无垣墙的天然大公园环绕皆山……成为这人间仙境的中心住景……”

著名学者叶圣陶称花溪河中之瀑布是“飞雷泻玉，轰雷喧鼓，颇为壮观”。

时国立贵州大学教授柳诒徵描写“坝上桥”是“朱栏卧绿波，彳亍知几曲”，形容“放鸽桥”处的溪流为“随兴奔腾千尺雪，任人笑傲一溪风”。

一些文人雅集时常在花溪公园举行。“我记忆中就有两次，一次是丁丑（1937年）孟夏在清晖楼；一次是壬午（1942年）重阳在尚武俱乐部。”郑培光说。尤其是后者，任可澄、陈恒安等二三十名文人齐聚尚武俱乐部，“或临流游眺，或拈韵赋诗，追踪‘兰亭’‘金谷’，颇极风雅之盛”。

（注： 花溪公园内的戴安澜将军衣冠冢）

“花溪公园的真山真水，对战时人心是一大抚慰。人们在此享受着战乱时期难得的安乐。”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莫子刚说。他全面考察当时游客们留下的作品，发现这些作品中也反映了文人们对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高度关注。

如柳诒徵、谢六逸、地质学家谌湛溪3人有诗云：“一涉花溪百滤清，流连颇似返承平。”“地胜从人说，身闲怡我情。谁倾战海血，来洗老夫睛。”

一些文人雅集，也表达了抗战爱国之情。如1941年夏，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邀约谢六逸等名人与被软禁在贵阳的张学良将军见面，大家填词赋诗赠予他们心目中十分仰慕的张学良，诗词中多是对将军的劝慰和与之共勉之辞。此外，一些旨在增进民众体魄和生产热情，宣传爱国思想及参军报国等方面的集体活动不时在花溪公园内或其附近举行，如自行车比赛、苗族歌舞会、慰劳征属游艺大会等等。

（注： 花溪公园麟山东麓的“生聚教训”摩崖清晰可见）

“真山真水难掩战争的阴影和忧国忧民之心。也因此，‘安乐气息’与‘爱国精神’两者在花溪公园并处。”莫子刚说。

李祖运先生说，花溪园内“生聚教训”摩崖、“防空亭”和“戴安澜衣冠冢”3处景点，是爱国精神的最好见证。

“生聚教训”摩崖位于花溪公园麟山东麓，为刘剑魂于1937年手书，取自越王勾践亡国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复国的典故，含有“持久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意。

李祖运说，题刻这幅摩崖的背景，是息烽人阮则文的“尸谏”。他说，阮则文曾任上海银行文书主任、贵州罗甸县县长等职。1937年，眼见日寇进攻我华北，阮则文忧愤万分，到南京上书蒋介石，建言举国奋起一致抗日。无奈人微言轻，建言书如泥牛入海，久不见回音。深感失望的阮则文写下遗书《告国人书》，于5月4日投玄武湖自尽，是为“尸谏”。

（注： 郑培光在讲述防空亭抗战遗址的故事）

“此壮举轰动南京，一致抗日的呼声向全国扩散。我想，刘剑魂是在此背景下题刻‘生聚教训’4字的。”李祖运说。

（注： 防空亭抗战遗址）

“防空亭是贵阳市少有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抗战遗存。”对此，李祖运给出的理由是：修筑防空亭的防空学校，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说，防空学校建立于1933年，在培养防空人才、参与防空作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39年，防空学校迁往贵阳后对贵阳进行了防空部署，即：设立3个警报圈，每个警报圈半径为300公里；贵阳城周围每10公里设1个防空点，架设高射炮。“其中花溪的防空点在蟠龙山，每次敌机前来，便挂起红灯笼，告知市民躲避。”李祖运说。1940年7月29日，日机轰炸花溪，因为预警得力，没有造成大量的伤亡。

防空亭六面体石柱上刻有6联，其中有“登高一呼举国空防都有赖，极目四望万方景物总无穷”。“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万事莫如防空急；无防空即无国防”等，均系1939年防空学校建亭时所刻。“亭子上方曾有一只大鸟被箭射中的雕塑，暗寓防空学校的职能。可惜后来被毁。”李祖运说。

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衣冠冢（将军灵柩已于1943年秋回葬老家安徽）仍存在于现今的花溪公园内，于2002年在原地扩建。新墓地占地1300平方米，为三级台阶式建筑，上为墓室、雕像、纪念碑，中部为半圆形石阶，下有可容千余人的广场，四周广植苍松翠柏。此处已是永久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们瞻仰和凭吊。

“花溪公园的真山真水，由此平添活生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李祖运说。

“花溪公园”是“花溪”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