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上海办刊唤民众

1924年1月20日，时逢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帮助下，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其他各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周逸群在民主革命新形势的影响下，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进行研究和宣传。他在《革命与统一》一文中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的历史，分析了中国不能实现革命统一的原因，揭露了袁世凯、吴佩孚等军阀的武力统一和靳云鹏等官僚式的“和平统一”的实质。他指出：“军阀是想用武力来打倒革命派以谋统一的，官僚是想用权利来诱引革命派以谋统一的。统一以后，他们才好勾结帝国主义的国家，进行他们的卖国计划。”“简单地说，他们只是为要实行反革命派的主张，所以希望统一罢了。”因此，北洋军阀是不能统一中国的，军阀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物。“中国若不用革命的手段，把反革命派的势力根本铲除，中国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他还强调，实现革命统一以后，必须实行革命派对反革命派的专政。即使革命派遭到反革命派的扼杀，革命的潮流也是阻挡不住的。只有革命派坚持对反革命派的专政，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统一。怎样实现革命的统一？他号召必须“实行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使国民自治基础稳固，国家政治能上轨道”。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一论述，与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萧楚女《教育与革命》等文章的内容互相呼应，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全国民众打倒军阀卖国贼，对于统一思想，坚持国共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四”运动后，我国出现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其势汹涌澎湃，锐不可当。进步的书刊，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有影响的是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还有很多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等，受到具有爱国热忱的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的欢迎。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特别是周逸群的家乡铜仁连年战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地方反动势力实行愚民政策，一切新思想、新文化都受到摧残和压制。因此，广大青年迫切希望砸烂精神枷锁，推翻黑暗社会，渴望光明的未来。

恽代英

萧楚女

周逸群从湘黔边界重返上海后，在《中国青年》的影响下，决心当一名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用自己的笔来传播马列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号召贵州人民特别是贵州青年团结起来，与封建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一方面为上海《新建设》等杂志写文章，一方面联合从日本刚回国的李侠公等几位贵州籍青年，在上海共同创办了贵州青年杂志社，发行《贵州青年》旬刊。

1924年5月10日，由周逸群起草的《贵州青年社发行旬刊之宣言》发表了。《宣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可怜的贵州，推演到今天，真是黑暗达于极点了！”接着，《宣言》简明地表述了创刊的宗旨及主张：

李侠公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一）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之实现；（二）唤起民众的阶级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三）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于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

“我们对于‘社会’，主张：（一）打破一切虚伪的、不平等的制度；（二）唤醒青年向上的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三）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体生活。”

“我们对于‘文化’，主张：（一）积极地灌输新思潮，以唤起青年界的知识欲；（二）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三）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的旧权威的黑暗势力；（四）促醒教育家根本的注意点；（五）希望我们贵州的新知识界诸君，尽量地担负灌输或倡导新文化的责任。”

周逸群创办的《贵州青年》旬刊

接着，周逸群把一份创刊宣言寄给正在北京求学的胡秉铎，以征求意见。同时汇去了20多元钱作为路费，邀请他前往上海共同创办《贵州青年》，胡秉铎欣然应诺。不久，即同宋述樵由北京到达上海。周逸群让胡秉铎负责编辑工作。

《贵州青年》旬刊宣言和第一期问世后，受到了团中央和《中国青年》编辑部的重视。萧楚女撰文向全国青年推荐《贵州青年》，满腔热情地扶持这棵刚破土的幼苗成长。

萧楚女对周逸群以“黔铁”笔名发表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黔铁君对于一般抱狭隘的嫉滇主义的贵州人，予以纠正，说贵州人在此时，切不可以因唐继尧的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动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袁祖铭

周逸群早就听说萧楚女的名字了，但一直未曾谋面。他与李侠公商量，决定去《中国青年》编辑部拜访萧楚女，以便进一步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原来他们俩都认为萧楚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编辑、女作家，可是见面后才知道是一位高大魁伟的男同志。三人见面谈起此事时不觉捧腹大笑起来。事后，他俩写了一首诗赠给萧楚女：

从此，周逸群在与萧楚女、恽代英的接触和交往中，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并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贵州青年旬刊社设在上海法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910号，租用两间房。因不够用，就用文件资料柜把房隔开，分别做编辑室、接待室和寝室。

周逸群精力十分旺盛，具有埋头苦干的忘我精神。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从审稿、编排到校对等工作，他都亲自动手干。在百忙中，他每天还要接待一批批贵州青年的来访，总是认真地、循循善诱地解答青年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与此同时，他还向省内同志介绍《贵州青年》，说：“本刊纯由在外青年纯意志所组成，只知服从真理，不受何方拘束，以具体的事实为研究对象，故调查一项特别注重。并广泛征集反映省内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稿子。”

《贵州青年》的版面采取活页折叠式。开始每期只印行数百份，后来增加到几千份，经费严重不足。除了得到少量捐助外，大部分都靠周逸群家里寄钱来解决。他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附近的一家饭馆“包桌”，按月交纳伙食费，吃着比较经济实惠的饭菜，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周逸群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尤其对西南的局势，有深刻的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在《贵州青年》上发表了很多有见地有影响的文章。在《“黔军回黔”之今昔观》一文中，他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贵州发生的三次“黔军回黔”的历史，用第一、二次“黔军回黔”的革命行动与袁祖铭的黔军回黔加以比较，给予降直军阀袁祖铭以无情的抨击。

在周逸群的著作中，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一文。他以铁的事实、精辟的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以刘湘、赵恒惕为代表的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为代表的实质附北派的表现，指出无论是精神附北或是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地加以攻击”。但是，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和黔军官兵，要严格加以区分，“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西南的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黔军广大官兵后来脱离北洋军阀的束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阵营。它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震惊了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将这篇文章视如洪水猛兽，纳入了“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的秘密档案，周逸群亦遭到通缉。贵州军阀使用了最卑鄙的手段，他们寄给在上海的贵州青年旬刊社一封信，信中画了一支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尽管如此，周逸群等不畏强暴，仍然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刘湘

赵恒惕

周逸群在上海主编的《贵州青年》，由于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虽然只出版了12期，但已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