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东渡日本求真理

1919年3月，周逸群辞去了铜仁教育会的会计工作，决定去日本留学，他的同学、好友知道后特地前来祝贺。周逸群高兴地同他们在铜仁泮池合影留念。

临行前的头天晚上，周逸群特地来到从小抚养他的叔娘们身边，感谢她们的抚育之恩。接着向族叔们辞行。

回到家里，周逸群又同爱妻商量日后家里的生活安排。他表示房屋田产等一切事务由岳父协助照管，同时，还为尚未出世的孩子取名“灵龙”。

周逸群离开家乡铜仁，来到了上海。高大的洋楼，洋人的威风，显贵们的排场，黑势力的骄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些构成了上海的“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还有沿街乞讨、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们正在经受贫困与饥饿的折磨。这就是满目疮痍的祖国啊！

到了日本东京，周逸群无心去欣赏那繁华的商店，无暇去游览闻名于世的富士山，观赏那4月盛开的樱花，而是立即到东亚预备学校补习班学习日文。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周逸群刚踏入日本的国土不久，国内就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给中国留日学生以极大的影响。消息传到日本，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响应，声援国内斗争。周逸群作为一名留学生，第一次在日本国土上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山东半岛的斗争，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1921年5月，周逸群进入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预科学习。

1921年下半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加深。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双方积极扩军备战。这期间，北洋军阀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部发行“盐余公债”来填补财政空虚，导致直奉冲突更加剧烈；另一方面突然中止留日学生经费，时间长达数月之久，使留日学生陷于困境。来自川滇黔三省的留学生受到的厄运更甚。三省军阀政府对于应汇寄给公费留学生的学款也扣留或延宕不寄，自费留学生也因汇兑阻滞，同样受困。于是，三省留日学生集会讨论了这个迫切的问题。在纷纭争议中，周逸群独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中心是大小军阀忙于争夺地盘的混战，不顾学生死活所造成的。他主张留学生们团结起来，组织力量就近和中国驻日公使馆理论，同时要取得留日学生总会的声援。他还建议立即行动，把三省学生分为三个小组，每组推举代表三人。周逸群被推为总代表。一天早晨，川滇黔三省留日学生先聚集在神田区中国青年会内。接着，周逸群等率领代表们从这里出发，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去要求解决问题。老奸巨猾的公使胡维德躲藏起来不见面，学生代表就在他的办公室静坐，在他的沙发上睡觉，以示抗议。周逸群和代表们在全体留日学生的声援下，坚持开展说理斗争。最后迫使公使馆答应借款解决留日学生生活费，使保障学习和争取基本生活条件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美帝勾结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九国公约”。它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但同时又规定“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以实现帝国主义共同侵华之目的。因此，“九国公约”维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享有的一切非法特权，是对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它一出台，就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立刻沸腾起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斗争热潮。

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周逸群丢开书卷，废寝忘食，积极参加这一斗争。他奔走于东京的明治大学、帝国大学及士官学校之间，与中国留日学生进行广泛接触。他在大学校园的集会上登台讲演，慷慨激昂地控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中国军阀政府出卖祖国领土的丑恶嘴脸，赢得了日本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还经常深入中国留学生中做细致的串联发动工作。

不久，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组成了归国请愿团，代表团由各院校推选的20多名学生组成。周逸群被选为代表团的成员，帝国大学学生彭德沛（此人后来成了汉奸）为领队。周逸群为担负起中国留日学生的重托，不怕耽误学业，随代表团一行乘坐轮船，迎着狂飙恶浪，回到祖国怀抱。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们召开大会，进行街头演讲。在转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途中，广泛深入地向民众宣传，与全国人民一起汇成了一股冲向反动势力的革命洪流，有力地声援了国内的反帝爱国斗争。

段祺瑞

这一斗争历时一个多月，请愿团在国内结束活动后，周逸群随团一起返回日本。

在日本，周逸群开始阅读马列著作，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之苏俄道路，方能成功。他在寄给家里的信中写道：中国要想达到几千年来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体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体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还将在日本照的相片寄给家乡亲人们。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周逸群有了武装斗争的思想萌芽。留日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贵州籍同乡毛景周。他俩经常接触，交流思想，讨论祖国的前途，述说自己的抱负。周逸群还帮助毛景周认识到要救国救民，必须走苏俄革命道路的道理，鼓励他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周逸群的意见得到了毛景周的赞同。1923年春，毛景周在士官学校结业后，周逸群同他一起回到祖国。

陈渠珍

在上海，周逸群同毛景周进一步研究了行动方针，决定到湘黔边界去拉起一支队伍。当时，这一带都为地方军阀所把持。湖南凤凰的陈渠珍，就是赫赫有名的“湘西王”。各军阀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互相火拼，强者为王，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他俩来到湘黔边界，经过大半年的尝试，队伍没有拉成，武装斗争终未实现。但是，周逸群的湘黔之行，对于军阀战乱时期的贵州，尤其是家乡铜仁的现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描述道：贵州简直成了一个鬼的世界，清晨的街市，是一片阴沉沉的寂静，店铺紧闭，行人稀少，但一到夜间，却又喧嚣得令人头晕目眩。一些酒馆生意兴隆，欢笑猜拳的声音，震耳欲聋。然而僻街小巷，时见弃婴，还有无人收尸的路毙者横陈街头……他感慨地说：贵州如此，全中国都是一个样！

周逸群怀着愤懑的心情，重返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