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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上的历史：考古所见的贵州石文化
石头是贵州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透过石头，可以看到数万年流逝的光阴；透过石头，可以看到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石头上的贵州
说到贵州的石头，最负盛名的，恐怕是贵州龙和海百合化石，以及以之为代表的贵州古生物化石群。
1957年，贵州龙化石在兴义顶效绿荫村被发现。随着数量的积累和研究的逐渐深入，1995年，经宣传报道，贵州龙这一科学大发现轰动国内外。
贵州龙和海百合这两种两三亿年前生活在海洋中的精灵，在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成为大山的儿女，向世人娓娓讲述贵州这块神奇土地曾经的过往。
距今两三百万年间，人类出现。人类历史进入一个以石为名的时代，即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涵盖了距今两三百万年至距今四五千年的漫长光阴。这是一个制造和使用石质工具的时代，人类对石头的理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石头的依赖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一般根据石器加工方式的不同，将制造和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而将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石器从打制到磨制的演变，不仅仅是加工工艺的变化，更是人们对石头观念的变化。随着石器越磨越精，对石材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十分精致的石器，慢慢就具备了礼器的功能，各种装饰品也开始流行。石头完成了从实用工具到装饰品和礼器的多元化转变，同时作为工具的石头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打制石器·天柱辞兵洲
石器时代的贵州，可能是贵州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代。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最迟从距今20万年左右，贵州这块土地上开始有人类活动，并连绵不绝至今。宜人的气候，多洞穴的岩溶地貌，使贵州成为石器时代人类栖息的理想之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贵州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发现200余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存，数量之巨，居全国前三甲。贵州的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正吸引着国际的关注。石器时代的贵州人，不仅为今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还为当时的世界贡献了一种被称为“锐棱砸击法”的特殊石器加工工艺。考古所获的贵州石器时代的石制品数以千计，这些承载着远古人类记忆和观念的石头，无疑是贵州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距今三千年前后的商周之际，贵州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出现，首先是以人们对铜矿石的认识为前提的，如此，方能点石成金。
从贵州的考古发现看，最迟在战国晚期，石头开始被人们作为建筑使用，主要是营建墓室，至东汉魏晋时期尤为流行。汉晋时期，贵州出现一类以天然薄石板为棺材的特殊墓葬，至宋明时期最为流行，是贵州少数民族墓葬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遗存。有趣的是，这类墓葬在地理分布上，与今日所见的贵州石板房的分布区基本重合。想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一方面是环境使然，即这些地区都有广泛的页岩分布；另一方面，墓葬与居室同是为人营建的，只不过一为生者所居，一为死者所寄，这一分布格局可能表明流行于今的贵州石板房在汉晋时期已经出现。石板房是贵州极具特色的一类乡土建筑，也是贵州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本寨、云山囤、天龙屯堡等，已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贵州的石文化，我们的理解，不仅包括能把玩于掌心的各种奇石，更应包括这些有着山骨印记、文化烙印的宏大建筑，它们使贵州的石文化与众不同。
保存至今的贵州石建筑，以遵义海龙囤遗址最早。海龙囤始建于南宋晚期，现存的废墟依然能震撼人的心灵，已经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类被称为囤或营盘的石建筑，在贵州的分布异常广泛，时代以明清时期为主。其特点是都环山有墙，有城门洞，内有建筑基址。除大部分建于险峻的山巅外，还有相当部分建在隐蔽的溶洞中，或可称之为洞囤。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我们仅在花溪一地，就发现了七八十处，全省可能在千处以上。这类与贵州岩溶地貌密切结合，并折射出当时动荡社会和频仍战事的特殊遗存，是贵州文化遗产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在想，也许可用它来提升贵州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口号是“文化贵州，千囤之省”。
由于石头的坚固耐久，它自然成为人们铭刻或涂绘亘古永传的历史和信仰的重要载体，这方面的例子有各种彝文、汉文、水书碑刻，各种精美的墓葬石刻，以及岩画等。以岩画为例，贵州目前已发现三十余处。这类用红色的颜料将各种动物、人物涂绘在岩壁之上的图画遗存，与人们的历史心智和对祖灵的崇拜有关，人们试图用它来抚慰我们从何而来、又归向何处去的精神焦虑。
宋墓石刻（杨粲墓男室局部）
以上大致勾勒了贵州考古发现中的不同时期的与石有关的遗存，实际上贵州的石质文物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同样重要遗存，比如随处可见的石拱桥。福泉的葛镜桥是国保，被称为“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是贵州石桥的典型代表。但通过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勾勒，我们不难发现，石头从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物，到人类的实用性工具，到礼器和装饰品，到建筑材料，到信仰的载体的演变，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和人类观念和技艺的发展，整体趋势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
贵州的石文化，我们的理解，因此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以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基础，反映自然和人类对环境的改造的物质遗存的综合体。
透过石头，我们看到了上亿年从海的精灵到山的儿女的沧海桑田的变迁；透过石头，我们阅读曾经的爱和信仰，与古人默默对话；透过石头，我们看到了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过往；透过石头，我们看到了静谧村落中诗意的栖息；透过石头，我们把这一代人对石头的认知，以及我们的审美情趣、艺术修为融入其中，传递给来者；透过石头，我们实现了与远古与未来的对话。
点石成金
就贵州石文化的开发与利用，谈两点浅见。
第一，贵州石文化的开发，要立足传统，强调保护，深化研究，挖掘石头背后的故事、历史与文化，提升贵州石的文化附加值。
举一个例子，梵净山的紫袍玉带石，过去根据传说认为其开采始于明代，最新的研究表明最迟在南宋时期，紫袍玉带石就作为砚石被开采。依据是宋人朱辅《溪蛮丛笑·金系带》中的相关记载：“砚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冈石，皆可乱真。紫石胜揭石。熟徭亦能砺砥，黎溪为最。盖于淘金井中取之，近亦艰得。有紫绿二色，围黄线者名金系带。”
朱辅是南宋时人，《溪蛮丛笑》成书于1195年前，分79个条目记载了12世纪今湘西、黔东地方的风土物产，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民族志。据考，朱氏可能曾在麻阳驻留过较长时间，甚或曾在此任职。宋之麻阳县治与今麻阳县址相近而略偏西，地处锦江下游。不论朱辅是否曾在此为官，其对麻阳十分熟悉却是事实。《溪蛮丛笑》中曾四次出现“麻阳”一词（“辰砂”“三脊茅”“铜鼓”“竖眼仡佬”诸条），属高频用词，足见其对麻阳的了解。以“辰砂”条为例，文曰：“辰锦砂最良。麻阳即古锦州，旧隶辰郡。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颗块。佳者为箭镞。结不实者为肺砂。碎则有趢趗。末则有药砂。砂出万山之崖为最。仡佬以火攻取。”该条不但记载了麻阳的历史沿革，记载了辰砂的品级分类，更叙及今万山一带的朱砂及开采人群与方法，是较早记载万山汞矿的古代文献。而自万山抵盛产“紫袍玉带”石的梵净山，逆锦江而上，道路近便，朱氏既熟知万山之丹，亦可能了解梵净美石。
“金系带”条中涉及的地名计有黎溪、大溪、深溪、竹寨溪等，均应系锦江上游诸溪名。大溪者，或即今锦江干流之大江；今江口县闵孝镇大江畔有竹寨，所谓竹寨溪或即大江之竹寨段；而江口德旺乡之大江畔有黎家寨，太平乡之太平河畔有黎家坝，所谓黎溪当指黎氏聚居地带的溪流，或即在上述两地之中。
要之，朱辅《溪蛮丛笑》所记的“金系带”，石之貌与今梵净山所产之“紫袍玉带”石同；“金系带”所出诸溪，为锦江上游诸河流，亦是今“紫袍玉带”石之产地；作者朱辅熟知锦江流域的风土物产，并多次提及，理当知晓梵净风物。以上三端均表明文献所记之“金系带”即为今之“紫袍玉带”石。
综上所述，《溪蛮丛笑》所记的“金系带”即今产于贵州梵净山的“紫袍玉带”石，其开采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一发现，极大提升了紫袍玉带石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第二，贵州石文化的开发，要着眼大局，锐意创新，做好规划，打造精品。
前面提到，贵州的石文化，不仅应包括能把玩于掌心的各种奇石、化石以及当下正在开发的各类建材，更应包括具有喀斯特印记与文化烙印的各类乡土建筑、包括岩画在内的各种摩崖石刻，这些都应是贵州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助于贵州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化核心价值的提炼。要真正运用好这批遗产，就要做好总体的以及各个类别的石遗产和石资源的开发规划，比如古生物化石、奇石、石材、屯堡、石桥、营盘、岩画等专项规划，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加大宣传，打造精品，树立品牌效应，整体推进贵州石产业的发展，使贵州丰厚的石文化遗产和丰富的石资源得以有效合理的利用，变劣势为优势，助推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