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何处：贵州民族墓葬扫描

人类对逝者遗体的处理，因信仰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式，如天葬、水葬、火葬、洞葬、土葬、树葬等。但殊途同归，各种葬俗均可能与灵魂观念有关。现代彝族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人有三个灵魂，死后一魂守坟，一魂守灵牌，一魂送归祖居地。在葬礼中，举行送魂、开路等仪式在贵州苗、彝、水等各民族间仍普遍流行。头戴斗笠、身披长袍、手持大刀的苗族歌师在灵柩前彻夜吟唱，死者的灵魂在歌师记忆中祖先名字的指引下，归去，归去。逝者灵魂的安宁，便是生者的福祉，否则将祸患无穷。歌声渐止，鼓点飘远，人群散去，一座旷野中的新坟成为仪式的结果，穿越时空，向今人诠释曾经的信仰。

崖葬，是贵州山地一种奇特而常见的葬俗。顾名思义，崖葬是将遗体安置在山崖之上的一种葬俗，它区别于汉晋时期流行于川南、黔北地区凿室为墓的汉系“崖墓”。根据葬俗的差异，可将崖葬分作悬棺葬和岩洞葬两大类。两类葬俗在棺木的措置、流行区域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表明虽均葬在崖上，但两类葬俗应渊源有自。贵州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长江水系的乌江流域，而岩洞葬多见于珠江上游的黔桂山地。作为珠江与长江水系分水岭的贵州，恰是两种葬俗的交汇地带。从目前的发现看，悬棺葬可能源自长江下游的武夷山地，逆江而上渗入云贵高原；而岩洞葬可能发源于黔桂山地，广西境内的先秦岩洞葬，可能即其源头。贵州境内以往被界定为“史前洞穴遗址”的部分洞穴遗存可能并非“遗址”，而正是早期岩洞葬，如龙里三普发现的17处洞穴遗址中的吊洞等遗存。这是未来工作中值得重视的。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境内已发现并登录的岩洞葬近百处，时代早可至唐宋，明清较为流行，至今仍有孑遗，主要为苗瑶族群所遗。入围贵州三普百大发现的孟关马鞍山岩洞葬和紫云打告岩洞葬即系其中代表。马鞍山岩洞葬棺木放置于一靴形洞穴的底部，十分隐蔽，棺木均为船形，这在以往的发现中并不多见，可能是贵州岩洞葬的较早形态；而紫云打告岩洞葬，是三普中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一处岩洞葬遗存。据我个人所掌握的情况，麻山地带是贵州岩洞葬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仅此一地便有近百处大大小小的洞葬遗存。遗憾的是，仅有其中少数被发现和登录。岩洞葬，这类特殊的遗存正吸引着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平坝棺材洞和惠水仙人桥岩洞葬在第七批国保申报中，引起了评委的极大兴趣，有望跻身“国保”。悬棺葬遗存在三普中未能有新发现，但对一些已知文物点的复查中，我们也获得了许多新知。如对铜仁牟家坡悬棺的复查表明，悬棺所在的石崖上曾有瓦苫的木结构建筑，今已坠毁不存。结合文献记载，我们认为这可能即是宋人所说的“崖屋”。宋朱辅《溪蛮丛笑》“葬堂”条：“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处定穴，穴中藉以木。贫则已，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大意是说：人死后，诸子面水而立，中一人背尸。用弓箭选择墓地，箭落处掘坑，坑中先置木材，后下葬。如果死者家庭贫困，一切就到此为止了。若是富裕之家，还要在一段时间后，酿酒屠牛，呼亲唤友，将已经下葬的尸骨再次掘出，用稍小的木函盛好，置于崖屋中，或挂于大树上，任凭风吹雨打、朽坏坠落，不再过问。这种放置尸骨的地方，叫葬堂。牟家坡悬棺葬中的木屋可能即为朱文中的“崖屋”。悬棺之俗在明清时期已经式微，而平坝桃花歪梳苗、荔波瑶麓青裤瑶至今保存着岩洞葬的习俗，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洞葬习俗的“活化石”。

松桃悬棺葬

三都羊福崖葬

树葬之俗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周易》《魏书》《旧唐书》《太平御览》等书均有载。前引《溪蛮丛笑》“葬堂”条也是湘黔交界地带少数民族间曾流行树葬习俗的较早记载，其做法是待葬于土中的遗体肉身腐尽后，捡取遗骨，装在小木函中，挂于大树上。既可挂之大木、也可枷于崖屋，则这种“树葬”背后的精神信仰应与悬棺葬同，崇尚“弥高至孝”，这样做可能便于逝者的灵魂藉高升天。明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载：“在陈蒙烂土为黑苗，又为夭苗。缉木叶以为上服，女子甫十岁，即构竹楼野外处之，以号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树间而已。”似是将逝者的肉身直接捆束置于树上。这类葬俗今已消逝，但流行于云贵及周边地区的对夭折婴儿遗体的处理方式，可视作树葬之遗风。肇兴一带的侗族，未满月的婴儿一旦夭折，即将尸体盛于撮箕或簸箕中，挂在村寨附近的树枝上。人们相信唯有如此，其母方能重新怀孕。广西瑶族也有“儿童挂葬”的习俗，将夭折儿童的遗体置于树上，他的灵魂才能回到专司生育的花婆那里，并重新投胎。

果里洞葬洞厅异常硕大，宽敞明亮

根据文献的记载，元明时期，贵州的彝族和部分仡佬族曾行火葬。明《炎徼纪闻·蛮夷》记白罗罗“人死以牛马革裹尸而焚之”，“在新添者为剪头犵狫，男女蓄发寸许，人死则积薪焚之”。其中，彝族葬俗实际是先行火化再行土葬的一类葬俗。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罗罗即乌蛮也，……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黔西北地区常见的“向天坟”，被多数学者认为系彝族火葬文化遗存，并兼有观象台的功能。这类遗存在贵州境内主要见于威宁、赫章两县，已发现五六十座之多。三普中，对火葬遗存亦未能有新的发现，但对部分已知遗存的复查，却有新的收获。如对六枝木刀岩“悬棺葬”的复查表明，这并非一处悬棺葬遗存，而可能为彝族“祖先箐”遗迹。这处位于六枝牛场南龙河峭壁上的古代遗存，系于高约50米的悬崖半腰岩隙内，插以各种削作刀状或人形的竹木片30余根，当地人称“木刀岩”。周边为彝族聚居区。现代彝族认为人有三魂，死后一魂守坟，一魂守灵牌，一魂送归祖居地。灵牌由一段长10余厘米的竹木片削成，供于家中，三代以后送入家支公共放灵的山崖，是为“祖先箐”。木刀岩上的竹木片薄而密集，无法承载棺木，实应为灵魂依附的“灵牌”。因此，这是一处反映彝族丧葬文化的“祖先箐”遗存而非悬棺葬可定。类似遗存在赫章等地也曾发现，只不过是将灵筒置于岩洞中而非岩隙内。

惠水仙人桥洞葬

比较之下，土葬是贵州民族墓葬的主流形式。早期土葬墓从地表下掘狭长形竖穴土坑，大小恰能容一人，葬尸骸于其中，一人一穴。至迟从东周时期起，木质葬具开始流行。战国晚期，出现以石筑墓的风气，至东汉中晚期普遍流行。东汉初，以火砖砌墓之风从四川等地传入。汉晋时期，一类以天然薄石板为棺的墓葬形式率先在南北盘江流域出现，宋明时代遍及黔中，称为石棺葬或石板墓。赤水河流域的崖墓中率先出现仿居室的结构，这一风格在黔北南宋至明代早期墓葬中被发挥到极致。墓室之内，从梁柱到斗拱，从门扉到窗花，各种建筑构件应有尽有。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墓葬装饰逐渐从室内移向墓外，从幽暗的黄土深处移至地表，一个专为死者营造的幽冥空间遂逐渐外化为可供生者观瞻的玄妙世界。入围三普百大发现的盘县小冲墓群、仁怀龚氏墓、湄潭刘清夫妇墓、廖吴氏墓用精湛的墓外装饰，勾勒出贵州古代墓葬历时演变的轨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凯里白水墓群、三都水达石板墓群也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其年代早不过明代，为明清时期当地少数民族的遗存。其中水达石板墓群为水族墓葬，墓葬的形制与水族干栏式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白水墓群中部分圆状凸起的纹饰，疑为铜鼓。同样存有遗憾的是，三普发现较多的是装饰外化、目标明显的明清墓葬，对较早时期的土葬墓鲜有发现，只有留待以后的调查中予以弥补。

三都水达水族墓

从崖葬到树葬到火葬到土葬，形式不同，实则一也，各种形制的墓葬都是祖先灵魂寄居之所或回归祖居地的通道。赫章可乐“套头葬”使用铜鼓或铜釜套头（有的还套脚），其宗教寓意向有争议，我们认为正是时人祈望亡灵回归祖地并再生观念的反映。用鼓或用釜，可能反映了人们意念中祖灵住在火塘或住在鼓心的细微差异，这在现代民族志中均可找到大量实例。无论是鼓或釜，这两种器物在形制上极为相似，均深腹大口，在最初的宗教寓意上，它们可能都是祖先居住的洞穴的借代物，回到祖先曾经居住的洞穴中，即可再生。德江傩仪式中还保留有类似的环节，灾后生还的男孩在还愿仪式中，将身体穿过一只用纸蒙住两端的木甑。当木甑的两端被纸蒙住，它不再是一只木甑，而在形式上演变为一具木鼓。作为炊具的木甑可与釜对应，而“木鼓”则可与铜鼓对应，甑、鼓的转化就这样完成。更为关键的是，人们相信，当男孩的身体穿越木甑，他就获得了新生，而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新人。当死者的身体穿越象征祖居世界的铜鼓或铜釜，他一样将因此而获得新生，这正是人们对逝者能死而再生的美好祈望（可乐乙类墓中有用锅桩石随葬的，其意应与用铜釜或铁釜随葬同，似可视作套头葬的滥觞或流风）。所有这些，均反映了人们对祖先穴居时代的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壮族民间信仰认为，主管生育的女神姆洛甲住在花山，护理百花，并将之送往人间，得白花者生男孩，得红花者生女孩；而人死之后，又还原为花，魂归花山。在宁明和龙州的花山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岩画，同时部分地方还有岩洞葬的遗迹。有研究认为，人们正是将岩画绘在崖上，营造出祖居世界，招引亡灵在此团聚，并由此再生，因此也有将死者径葬于岩画附近岩洞中的。壮族神话传说还认为，女神姆洛甲是其创世神，类似于汉人的女娲，她的阴户后来化为岩洞。于是，将死者葬在洞中，便回到子宫中，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并由此再生。

三都水懂水族墓上的石刻人物

历史上，贵州这块土地上曾有作为土著的濮人、北上的百越、南下的氐羌、东来的苗瑶以及逐渐移入的华夏等族群在此栖息、交融与碰撞，并因着险峻山河的阻隔，文化在交融中呈现一种多样性的格局。葬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极为丰富和多样。如今，许多葬俗已经消逝不存，有些在文献里还有蛛丝马迹，有些幸存下来而成为考古对象。随土葬渐流行，许多曾经广泛使用的葬俗逐渐消逝并被视作奇风异俗。这些奇风异俗，在全球文化如百川汇海般渐趋一体的当下因而有着别样的意义，是文化多样性的极佳注脚。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