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新文学三杰
谢六逸
蹇先艾
老作家蹇先艾如在世，2007年就是整百岁。由此联想起“五四”前后十年间的新文学界，有三位贵州人逐鹿中原，风头甚健。即谢六逸、蹇先艾和寿生（申尚贤）三位先生。三人中谢先生最年长，享寿却最短，52岁就被贫病夺去生命。申先生小谢16岁，享寿84岁，却在30岁不到时就戛然辍笔。蹇先生年居中，享年最长（88岁），笔耕生涯也最长，然而一生的代表作仍是20多岁时写下的《水葬》、《贵州道上》等篇。三位先生的行状和命运，值得思考。
谢六逸先生（1893—1945年）的主要兴趣和成就在文学理论领域。他20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的本是政治经济，却利用日本大量译介的条件，攻读西洋文学，次年就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长文《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同自然主义的比较》。从此源源不绝地发表文学研究文字，涉及范围极广，有表象文学、自然派小说、未来派诗歌、俄罗斯文学、文学与妇女问题，等等。谢六逸先生还出版了《西洋小说发达史》《新诗的话》《日本文学史》等专著，在上述领域和儿童文学研究等诸多方面，他与周作人、郭沬若等同属第一代的草创开拓者。他回国后先后与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等结交为好友，加入文学研究会并受推举主编《文学旬刊》，成为十分活跃的文坛大将。他又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鼻祖，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复旦通讯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底，随复旦、大夏两校改组的第二联合大学内迁，回到故乡贵阳，结识蹇先艾、李青崖等文友，同组每周文艺社，在《贵州晨报》上开辟副刊《每周文艺》（蹇先艾任主编），并受聘为省参议员，多次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提案，为改进国民教育、改善民众生活而大声疾呼。但这时他的经济景况，比在上海时已一落千丈，虽然兼了几份工作，养家活口还是很困难。他又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茅盾等友人以他威武堂堂的相貌，送给他一个“贵州督军”的绰号），比起中等身材的一般人，每日需要摄入更多的营养才能维持健康，因而体质迅速下降，积弱成疾，终于不治，在抗战胜利前夕溘然去世。谢先生在贵阳时期，对省主席杨森野蛮推行“新生活运动”，组织“剪衣队”上街拦住行人剪长衫的愚蠢行为，公开撰文，点名批评。此事轰动一时，传诵至今。当时杨森虽曾大怒，说过“看看枪杆子硬还是笔杆子硬”的话，但很快就接受了智者的劝告，向谢先生当面致意，和平解决，谢先生没有遭到王实味那样的下场。他去世后，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等众多友人都深感震惊和痛惜，纷纷写了深切哀悼的文字。
与谢六逸先生不同，蹇先艾先生（1906—1994年）和申尚贤先生主要从事创作。总结从“五四”开始十年间文学成果的《新文学大系》里，朱自清主持的诗集和鲁迅主持的小说二集都选了蹇先生的作品，足见他当时之受文坛注目。鲁迅在序言里把他与王鲁彦、许钦文等青年作家称为“乡土文学”作者，鲁迅自己就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和领军人。他在小说二集里选了蹇先艾的《水葬》和《到家的晚上》，序言中如此评价：“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在此前后，蹇先生频频发表作品，体裁有诗、小说、散文、理论，还译介世界文学大师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契诃夫的小说以及莎士比亚的诗歌等等。到1937年9月因日寇侵华而携眷离开北平返回故乡遵义之前，他已出版了四个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他从遵义到贵阳定居，主要在大学执教，与从上海内迁的谢六逸先生一见如故，共同组织每周文艺社，创办《每周文艺》副刊。
蹇先生的文学道路，受到新文学权威鲁迅的关注，而寿生（申尚贤，1909—1996年）先生的创作，则受到另一位权威胡适的特殊礼遇。他是务川人，在贵阳上了初中后，就到北平上高中去了。平时由于严重偏科，兴趣专注于文学，几次报考北大受挫，干脆不考了，依当时北大不禁校外学生听课的风气，当了个“偷听生”，1933年，眼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日益暴露，决心以笔报国，连续撰写了《试论专制问题》、《象对象，直杠杠》等时政论文，投稿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我们要有信心》一文，胡适亲撰《信心与反省》长文同期发表，引出了一场大辩论。同时从事小说创作，先后有《新秀才》、《乡民》、《黑主宰》等十多篇，也都属于“乡土文学”一类，除一篇外都发表于《独立评论》。据寿生研究者何光渝统计：“从1934至1936年，他至少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12篇时论，12篇短篇小说。”而且，每篇发表时胡适都亲撰编者点评。此刊是胡适在1932年创办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以独立精神、自由评论为旗帜，撰稿者多为当时的名流学者，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千家驹在回忆文字中说：“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申先生以一个24岁的失学青年，能够一举打入《独立评论》，而且破例刊登从来不刊登的创作小说，足见胡适对他的赏识器重。胡适对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康濯的读稿复信中，甚至以寿生为示范，说是“文学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胡适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寿生不同意他的观点，撰文批评胡适，有“现在是有卖国的自由，无爱国的自由……先生奈何不详察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这样直率激烈的话；然而胡适竟不以为忤，更没有恼怒报复的表现，见出胡适崇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的自由主义观点是真诚的。寿生在北平的八年中，还从事贵州民谣、山歌、民间故事的搜集和研究，在此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自1938年离开北平回乡以后，直到1996年逝世，近60年间，尽管他也曾创作了一些诗词和剧本，但他始终没有再公开发表过自己的作品。留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只有一个激扬文字于30年代的青年寿生。”（何光渝《寿生：不应被遗忘的贵州作家》）。何文并说：“为什么？这是个谜。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据曾与申先生长期共事的李国栋先生《寿生先生简介》，“申尚贤从北平回到家乡截至解放前夕，写了长篇小说《弄口》、剧本《史夫人》，他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另外还写了不少诗歌。这些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未送去发表，一直珍藏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申尚贤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抄家，所有书籍及个人作品全被遗毁。”
三位先生，我称之为新文学时期的贵州三杰，自觉是名副其实的。但三位的创作高峰期都同时被日寇侵华战争所扼杀，假如没有战争，三先生继续在上海和北平发展，文学上的成就必定要大上若干倍。这真是贵州人的恨事。
蹇、申二先生后半生的生活道路和晚境都不错，深受政府的礼遇。蹇老长期担任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直至省政协副主席；申老则长期担任务川自治县副县长。但一个作家，搁笔就算改行了。申老为桑梓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实事，成为口碑久远的“我们的老县长”；蹇老则作为贵州文艺界的仁厚前辈，在扶掖新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当然，蹇老一直没有封笔，写下了数量不少的文字。申老也留下不少诗词。但毋庸讳言，其思想的深度、生活的厚度和艺术分量都不能与青年时代的作品相比拟了。但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普遍现象。文学的本质是直面人生，刻画人生，为了人生。一旦改变成为了政治，图解政策，文过饰非，纵使鲁迅复生也无能为力。曹禺、老舍、茅盾以下，无不如此，不是搁笔就是退步。大师尚且如此，何况蹇申。倒是该庆幸告别了文学的沈从文先生在文物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申尚贤先生也当了一任人民怀念的好父母官。另有一位鹤西（程侃声）先生，蹇老在北平上学时的同窗好友，文学上刚“出道”就改选农学，到晚年不仅成为一位造福民生的农学家，而且留下了一卷未受政治气候左右的诗文《野花野菜集》，引起读书界的惊喜和激赏。这是他几十年远离“那些吃官饭的文化人”（沈从文语），凭真情实感书写人生而结成的善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