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宋氏与贵州文化的发展
水东文化发祥地——禾丰底窝坝
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620—1630年）长期统治贵州水东地区（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地区及龙里、贵定和惠水等地），是最早从中原（河北正定）迁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之一，在长期统治黔中地区过程中，直接参与了贵州早期经济文化建设，对贵州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初，先后在贵阳境内设置蛮州（开阳）和矩州（贵阳），水东宋氏任蛮州刺史；783和797年，蛮州刺史宋鼎两次入朝后参与修建宝州（威宁）—禄州（毕节）—龚州（黔西）—清州（清镇）—矩州（贵阳）—蛮州（开阳）—播州（遵义）最早的黔中古道；五代时，水东宋朝化再次入朝贡朱砂五百两，加强了贵州与四川及中央王朝的联系。南宋时，水东宋永高势力强大，攻占矩州，宋朝任命他为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从此定名并沿用至今。元代，1301年宋隆济抗元时多次围攻贵州城，使贵州首次见之于正史，交通战略地位初显；后来元朝设置顺元宣抚司于贵阳，宋阿重任宣抚使，参与新建顺元（贵阳）土城及矩州至渝州（重庆）驿道；明初水东宋钦之妻刘叔贞主持扩建贵阳—开阳—遵义大道，加上滇黔、湘黔和川黔驿道，贵阳交通战略地位日趋重要；同时水东宋钦和宋斌先后支持明朝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军事）、承宣布政使司（行政）和提刑按察使司（刑狱）于贵阳，贵阳成为贵州省会，人口日益增多，经济迅速发展，到1414年贵阳已成为贵州交通、政治和经济中心。
贵阳文化元代以前记载很少，1301—1304年宋隆济抗元时大大促进了黔中仡佬族、布依族、苗族和汉族等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为水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1313年设置贵阳最早的学校文明书院；明初，1393年宋钦支持新建的贵州宣慰司学是贵州最早的官学；1443年宋昂鼎力捐资扩建后，贵阳一举成为贵州教育中心，从此人文蔚起，并很快发展成为贵州文化中心。
1398年宋斌袭任贵州宣慰使后，更加重视文教，他喜爱读书，在水东乖西（开阳县双流镇）大龙井旁创办了贵州最早的私塾——宋氏私塾，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司私塾，聘请当时从戍都匀的福建顺昌名士廖驹（著有诗集《疆恕斋集》）任教，宋斌子孙在廖驹谆谆教诲下，有三人成为贵州最早驰名诗坛的诗人。
宋斌开办私塾后，不仅给廖驹很高待遇，而且亲自严格督促子孙向学，故其子孙三人闻名于明初贵州诗坛：宋昂，字从頫，号省斋，1443年袭任贵州宣慰使，能文能武；宋昱，字如诲，号宜庵，著有《联芳文集》，并注《郁离子》，兄弟二人合著诗集《联芳类稿》并刊行于南京；宋炫，字廷采，宋昂之子，著有诗集《桂拙轩稿》。《联芳类稿》不仅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诗集，而且也是最早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诗集；著名诗人罗玘在《联芳类稿序》中称赞宋昂诗歌“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清初著名诗人朱彝尊不仅在其主编的明代诗歌集《明诗综》中收录宋昂兄弟诗歌数首，还称赞其诗“风韵翩翩，试掩姓氏诵之，以雅以南，莫辨其出于昧任侏离（边鄙之人）也”。同时，在宋昂等的影响和倡导下，贵阳人士一心向学，从1425—1536年的百余年间，黔中学子在远赴湖广和云南昆明及北京参加举人、进士考试的艰苦条件下，贵州宣慰司竟然中进士9名（全省共28名）、举人140余名（全省共300余名），并中岁贡百余名，不仅在贵州省各府、州、司遥遥领先，而且远胜过四川播州宣慰司（遵义）；同时涌现出王训、詹英、易贵和徐节等一批著名儒士，其中，王训任贵州宣慰司儒学训导培育人才颇多；易贵和徐节被尊为明代贵州“文教鼻祖”，时人赞之“往往文章气节与中原江南才俊齐驱”，因此，明朝于1537年在贵州开科取士，彻底结束了贵州科举考试附于他省的历史，贵阳从此人才济济，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文化中心。
水东文化是以水东宋氏为代表的汉文化与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长期交融而形成的独具地域民族特色的贵州本土文化。根据史料，唐宋元明时期，水东地域包括今贵阳市大部和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惠水县及安顺市平坝县一部分等广大地区，明清时期的贵阳府比水东地域还大。水东地区各民族在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以水东宋氏土司文化为主体，布依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共荣的水东文化圈。水东地区至今仍是汉族、布依族和苗族相互交错杂居地区，交通四通八达，省会贵阳对周边县（区、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增大，以贵阳为中心的水东文化圈经济文化互相联系日益紧密；文化圈内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数百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百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4项；同时还有闻名遐迩的阳明文化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花溪青岩、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清镇红枫湖及省级民间艺术之乡1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