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铜仁市蒙古族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铜仁地区(现铜仁市)蒙古族人口为7861人,在全省各地州市中,仅次于毕节地区的12595人。(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下),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96-第897页。)据2003年铜仁地区(现为铜仁市)民宗局统计,全区蒙古族增加到8802人。根据史料记载和蒙古族民间传说,铜仁地区蒙古族一部分是元末明初逃散来的,另一部分是元代作为官吏与士兵而来的。当时,忽必烈大军南下,为了元朝的统治,委任了一些蒙古族人为地方官,并驻扎部分蒙古族军队。元朝灭亡时,一部分官吏和士兵先后落籍铜仁,成为铜仁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军入川,随军又有部分余姓蒙古族辗转到思南县兴隆场、马河以及石阡县孙家坪等地居住下来。至此,蒙古族正式成为黔东北少数民族之一。(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20世纪80年代,余姓蒙古族恢复民族身份后,主要分布在思南县和石阡县,铜仁市(现为碧江区)、德江县、印江县等也有部分蒙古族居住点,以余姓蒙古族为主。根据石阡县、思南县等余姓族谱记载,明末清初,其祖先由江西辗转定居四川后,迁徙而来。入黔始祖为三兄弟,即余朝德、余朝拔、余朝三。最早定居思南县塘头镇,后又历经辗转,分布在今思南县的大河坝、英武溪、张家寨、许家坝、大坝场、塘头和石阡县的孙家坪乡、龙洞乡、坪地场乡、中魁乡等地。
石阡县蒙古族
石阡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面积为2173平方公里。县境内生活着包括仡佬族、侗族、苗族、土家族等12个少数民族,46万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共计有蒙古族2535人,现在石阡蒙古族有金、余和丁三姓,主要居住在龙川区孙家坪乡余家寨、中余家寨、下余家寨及大岩山;龙洞乡丁家坝;坪地场乡雷首山;中魁乡河西姜坡、大坪等地。(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石阡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在撤区并乡建镇后,以上地名和行政划分多有变动,但是可以看出,余家寨、丁家坝等都是以余姓、丁姓蒙古族姓命名的地名。余家寨与思南兴隆场乡接壤,而兴隆场乡就是彭水迁来的蒙古族最早定居地之一。
石阡县境内的蒙古族认为他们是元太祖铁木真的后裔。元朝末年,文帝驾崩,顺帝接位,偏听佞相庞悲之言,欲诛铁木真之九子一婿。因消息泄露,铁氏兄弟弃官奔走,至卢阳凤锦桥(石阡县部分余姓蒙古族认为卢阳凤锦桥在现湖南常德境内)插柳分支,改铁姓为金姓、余姓和丁姓,万代不易,分居各地。
石阡县蒙古族最为集中居住地为中坝镇河西村。
河西村穿着蒙古袍子的村民
石阡县中坝镇河西村距石阡县城8公里,是黔东北深山中的蒙古族村寨。村庄占地面积72337平方米,村寨依山而建,清澈的小河从村前缓缓流淌,村寨呈半圆形,古朴宁静。2016年河西村有340多户,1382人,其中蒙古族280余户,800余人,9个村民小组中蒙古族占了5个小组。全村蒙古族为余姓,系余广公于顺治年间(1626-1650)定居于石阡,余广公后裔主要聚居在现中坝镇的河西、江坡、雅雀口、六井坡等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现已繁衍至第29代(入川24代)。
在河西村有一座墓碑上镌刻“入黔始祖余公正富老人之墓”。据称就是河西蒙古族的入黔先祖。河西村蒙古族简介中提到,铁木真直系后裔改名为余;随从去掉人字头,去掉下面两点改姓于或丁,意为上无天罩,下无立足之地,从此飘零他乡。蒙古族改姓的过程,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漂泊、艰辛的生存历程。
村民提供的余姓族谱记载显示,元朝末年(1368),成吉思汗(铁木真)第六代孙之十兄妹,被红巾军围追堵截逃难至四川泸林河岸,为谋生而在风锦桥头改姓“余”,随后改姓“于”。十兄妹入川后生息繁衍,分布于四川各地。(余姓族谱记载与石阡县志记载中,关于迁徙原因有分歧)顺治年间辗转迁徙定居于石阡,后裔主要聚居在石阡中坝的江坡、雅雀口、六井坡。
2003年,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贵阳医学院以河西村蒙古族为代表提取了部分村民的血液、头发、指甲,充实贵州“民族基因库”。经专家化验,结果与蒙古族基因相符。河西村大部分村民在1985年依据族谱等历史材料恢复成蒙古族,而基因测定从生理学角度提供了其恢复蒙古族身份的有力证据。
2016年5月,笔者来到河西村实地走访。
中坝镇河西村是蒙古族居住了300余年的古老村寨。美丽的玉虹河发源于黔东佛教圣地、第二高山佛顶山(2009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布了“寻找十大‘非著名山峰’”榜单,佛顶山入选),缓缓流经石阡县中坝镇。玉虹河两岸分别坐落着河东村和河西村,河西村正是我们探访的蒙古族聚居村寨。石阡县中坝镇地处武陵山区的乌江流域,距石阡县城8公里,沿榕高速公路和安江高速公路从境内通过。
河西村沿河依山而建,一条水泥道路贯穿村头村尾。高大的重檐门楼耸立于进村道路的入口,门楼之上的白色蒙古包造型展现了蒙古族文化特征,门楼上的“河西蒙古族文化村”大字在蓝天辉映下格外的醒目。弯弯曲曲的水泥村道连通整个村寨,路两旁的“苏勒德”直指天空,颇具威武之态。村道两旁的民居按照统一的式样进行外观装饰,屋顶有白色镶边,屋脊两端有蒙古包造型装饰,屋檐翘角之处则安放马头标志。
沿着村道两旁的墙壁上,绘着蒙古族风俗和传说故事的彩色图画,以及文字介绍说明,通过这些简洁而充满趣味的图文,村民加深了对蒙古族文化的了解,也满足了游客的求知欲望。
进入村寨数百米,右侧出现一块平整场地,一座粉墙黑瓦红色廊柱、红色花窗的建筑立于场地边,大门上悬一匾,用蒙汉两种文字题写“河西蒙古族文化馆”。村支书余成勇告诉我们,这块地原来是村集体用地,过去建有一座寺庙,蒙古族身份确认后,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资金支持下,村里平整土地,修建了蒙古族文化馆。河西蒙古族文化馆中陈列着从内蒙古购置的马头琴、马鞍、摔跤服、蒙古象棋、蒙古族餐具、转经筒等。中堂正面墙壁悬挂着圣祖成吉思汗画像,立着神龛,村中老人按月祭祀,农历三月二十一日还要进行春祭大典。陈列馆内墙上张贴着介绍河西村和河西村蒙古族来源等的宣传图片,偶有游人前来参观。
馆前场地上不时举行一些小型民族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各种节庆,这里就成为村民们欢聚的场所。内蒙古大学教授到河西村考察时,村里特地在广场组织了一次隆重的民族文化展示——热情的村民穿着当地特色的蒙古族服装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并进行歌舞、摔跤等表演,虽然场地有限、排练时间有限,但是纯朴的村民用激情展现了自己理解的蒙古族文化,曾经被遗忘数百年的蒙古族文化得以重现,也得到了尊贵客人的赞誉。
河西村同胞摔跤表演
河西村蒙古族村民翩翩起舞
由于入川600余年,又辗转迁徙入黔。村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其他民族差别不大。河西村虽然以蒙古族为主体居民,但长期与仡佬族杂居,特别是在尚未恢复民族身份,以汉族身份生活的年代,受到仡佬族文化影响较深。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村民热爱并且积极参与仡佬族的“毛龙灯”活动。“毛龙灯”活动早期流传于石阡县境内仡佬族村寨,在清末民国时期,毛龙灯活动处于鼎盛,元宵舞龙成为仡佬族、侗族、苗族、土家族等民族共同参与的活动。其实质是展现民间“龙神”信仰为主的民俗活动,多在每年大年三十夜至正月十五、十六举行。河西村蒙古族灯队在多届毛龙灯活动中获得了优秀表演奖、最佳表演奖等荣誉。在河西蒙古族陈列馆还摆放着大鼓、表演毛龙灯舞的各种道具,让我们看到了蒙古族和仡佬族相伴而存、和谐共生的民族交往历史。
河西蒙古族村民在此居住了300年以上,玉虹河两岸有较平整的农田可资耕种,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是余姓蒙古族迁徙定居于此的原因。传统的农耕生产养育着世世代代的河西蒙古族人民。
随着社会变迁,农耕土地面积在旅游开发和小城镇建设过程中,逐步缩减,农业不再是主要生产方式。务工收入一跃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全村超过一半的中青年外出务工。农业种植多由留守的老年人完成。同时,河西村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玉虹河畔是温泉之都——石阡县的主要温泉产地,其热矿泉水温度在50~60摄氏度,日流量在800吨以上。天然温泉出水点多,水温适中,锶含量丰富,医用、洗浴均可,适合发展养生疗养、休闲度假旅游经济。
中坝镇交通便利,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浓郁。依托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建设中的“温泉小镇”成为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头戏。“温泉小镇”的打造是包括河西村在内中坝镇未来发展的重要投资项目。其建设范围南接镇远古城,东邻梵净山,背靠石阡县城,周边有石阡城南温泉、佛顶山、楼上村寨等景区,核心区约600亩。过去,河西村家家户户在玉虹河畔都拥有温泉,现在为打造温泉小镇被统一收归进行整体规划,但新项目产生的就业和促进多种经济发展,为河西村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虽然河西村是石阡县蒙古族最为集中聚居之处,但是从明末清初迁至石阡的余姓蒙古族并非仅仅居住与此,在该县的大沙坝、汤山镇都有余家寨,居住着人数不等的余姓蒙古族,在坪地场仡佬族侗族乡有一个唐家营村同样居住着余姓大家族。据介绍,石阡县的余姓蒙古族基本都具有亲缘关系,是从四川迁居到石阡后,分支迁居到各地定居。
在河西村,村主任余维堂介绍到一个细节,余姓女子外嫁后,如果所生子女随母姓,则更姓为于,以表示与本族余姓保持表兄弟身份。
由于余姓蒙古族皆为兄弟,因此所有余姓不得通婚,传统上与金、于也不能通婚。(《镇雄县志》载:镇雄余铁二姓不得通婚,而且余姓如有十兄弟必改一姓铁,以纪念九子一婿)。因此,贵州余姓蒙古族主要通婚对象为当地其他民族,河西村蒙古族主要联姻民族为仡佬族,其次为侗族和汉族。虽然子女可以根据自愿申报为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分,但在河西村余姓蒙古族后代的民族身份基本申报为蒙古族。
还原历史,弘扬民族文化,打造乡村文化旅游,形成产业、文化双赢发展,是中坝镇建特色新农村的重要思路。2006年,河西村被贵州省建设厅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2007年以来,中坝镇结合河西村历史,挖掘蒙古族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先后分期进行河西蒙古族生态文化村建设,促进了村庄绿化、美化、净化,先后投资数万元从内蒙古采购蒙古包、工艺品、弓箭,还定做了数十套贵州特色的蒙古族服装等。
河西村利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对寨门、公共娱乐场所、蒙古族文化陈列室等设施进行完善。该项目使用民族资金71万元,完成民居改造31户;完成寨门、厕所及公共娱乐场所的修建;完成河西蒙古族陈列室的装修,购置摔跤服、蒙古袍等陈列品。通过对蒙古族民族风情园的打造,在园里建草场、蒙古包、敖包、射箭场、赛马场等相关设施,形成蒙古族民俗特色,以此来吸引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政策和资金结合,政府和村民结合,共同完善蒙古族文化的基础设施,打造河西蒙古族文化特色村寨,成为当下及未来河西村的发展重点。
进入21世纪,贵州石阡县蒙古族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同时,寻根民族源流、重拾民族文化成为村民的心声。在村委的组织下,由村中老人编撰整理,同族热心人士的支助,编写出版了新的余姓蒙古族家谱。2012年全村余姓每户出资30元购买了新家谱,成为河西村家家户户的传家之宝。
河西村利用农家书屋,通过纸质书本、网络媒体了解和学习蒙古族文化、生活习俗,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蒙古族文化旅游村寨建设。村里组织成立了一支穿着蒙古族服装,能进行蒙古族风格歌舞、摔跤等表演的民间文艺队伍,不定期举行排练,请蒙古族专家进行指导,经过刻苦排练,现在已能为到访宾客进行表演。还原历史,弘扬民族文化,打造乡村文化旅游,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中坝镇建特色新农村的重要思路。在着力深入挖掘河西蒙古族文化,建设展现贵州山地蒙古族文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还原,不久的将来河西蒙古族文化特色村寨就将焕然一新。
思南蒙古族
思南县位于铜仁市西部,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中心地带。全县面积2230.5平方公里,有汉族、土家族、苗族、蒙古族等18个民族,总人口约70万。
思南历史源远流长,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建制历史,汉置永宁县,元设宣慰司,明清为思南府,因得乌江航运之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属贵州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是乌江中下游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素有“黔中首郡·乌江明珠”之美誉,2008年因其独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族花灯戏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思南县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明清两代考中进士32人,举人360人,倡导贵州兴办学校,奏请贵州开科取士的田秋和明朝著名理学家李渭是其中杰出代表。
根据民族识别调查组的调查,余氏族人入黔始祖,长房居湄潭、余庆;二房在施秉;四房分别居住在石阡县坪地场、坪寨,思南县塘头白鱼沟、岩门等地;三房、五房、六房住在四川。(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351页。)
《余姓家谱》和宗祠碑刻记载:“(思南蒙古族)余姓为铁木真后裔,至铁木健时受难。元顺帝夜梦九条枪插于金銮殿上,次日,顺帝召群臣议梦吉凶。宰相庞悲解枪乃铁也,九条枪即铁家九子十进士(一女婿是进士)造反。顺帝即颁旨,诛灭铁氏九族。铁氏扶一(秀一)、扶二(秀二)、秀三、秀四兄弟四人逃至沪阳凤锦桥,恰逢红巾军起义,官军追逼,急插柳分支,改铁为金,后又恐金铁合源,遂以金的形近字‘余’为姓。至今铁、金、余三姓不通婚。扶一(秀一)在沪阳凤锦桥插柳分支后,到临江府清江县。后裔朝德、朝拔、朝三于明末清初来铜仁,朝德往乌罗,朝拔往印江,朝三住塘头白岩沟(现名白鱼沟)。现十六代了。”(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思南县共有蒙古族4617人,其中主要聚居地就是塘头镇的白鱼沟。定居思南的朝三公是三支余姓兄弟中发展繁衍最兴盛的一支。白鱼沟、岩门都有数百人口,孙家坪、丁家坝、雷首山、姜坡、大坪则都有至少百人以上的聚居规模,姓氏以余、金、丁为主。(《历史的思南》编辑委员会、贵州省思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历史的思南》(内部印刷),2009年,第300页。)
1986年6月2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以(1986)黔府通143号文批复了上报民族成分恢复报告,同时指出: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86)民政第37号文件和中共贵州省委指示:“恢复民族成分工作结束,一般情况不再受理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个别特殊情况,亦应按上述文件精神从严掌握。”1987年12月,塘头镇白鱼沟余姓100多人恢复民族成分的诉求,经多方考察后,恢复为蒙古族。
塘头镇是思南蒙古族集中居住的乡镇,也是思南县第一大镇,以黔东北古镇享誉贵州。塘头镇境内水陆交通方便,水路上行可达石阡,下行可沿乌江直入长江。陆路北达思南县城,南抵石阡。塘头镇距思南县城31千米,距离沿榕高速公路塘头镇互通3公里,是思南县河东片区经济、文化中心,素有“小南京”“小香港”美誉,民国时期曾建过军用机场。龙底江畔的塘头镇历史悠久,由于水路发达,川、黔、滇、湘、鄂、桂、赣各地商人云集,商贸繁盛。早在清代,塘头镇就有“园源号”“安利号”等十大商号以加工经营油桐子而闻名。清雍正年间,塘头镇的灯草远销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而今塘头镇的灯草也非常畅销。塘头镇的竹编尤其是斗笠远近闻名,甜大蒜、皮蛋、酸鱼也名声在外。塘头镇乡土文化氛围浓厚,有享誉全国的“中华百喜文化”,曾经的贡品塘头斗笠和文化刻纸、棕叶扇、刺绣等艺术品深受游客青睐。
塘头镇2004年被国家六部委命名为全国重点城镇,2012年8月列为贵州省市级示范性小城镇,2014年4月入选省级示范小城镇。而今,塘头镇市场经济繁荣,每场赶集上万人,又被周边群众称为“小香港”。“塘头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赛苏杭,经济繁荣‘小香港’,盛产稻油鱼米乡”这就是当地人赞美塘头的民谣。
龙底江是塘头镇的母亲河,系乌江中游思南段的支流,来源于石阡县,其中就汇聚了石阡县中坝镇河西村畔玉虹河的水流。龙底江在两江口注入乌江。石阡县的蒙古族与思南县的蒙古族皆为余姓,其来源虽都是四川,但据说并不是结伴而来的相识亲戚。在石阡县和思南县定居后,并无往来。思南县龙底江穿境而过毗邻塘头镇的兴隆乡,以及同样以温泉闻名的鹦鹉溪镇,思林土家族苗族乡也居住着数量不等的数百名余姓蒙古族。根据迁徙路线,应该都是沿乌江而下,最终选择了现在的定居地。塘头镇是仡佬族、苗族、蒙古族杂居之处。余姓蒙古族于明末清初迁入定居,始祖之墓尚在岩门的独秀峰之上。1987年12月,恢复民族成分时,塘头镇白鱼沟余姓仅有100多人,如今仅白鱼村就已繁衍到数百人。
当地蒙古族也基本认同其是从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迁徙而来。彭水县与贵州铜仁市临近,是重庆市蒙古族的主要居住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2年统计)全县即有蒙古族1526人,这仅是聚居于鹿鸣乡的向家村和太原乡的香树坝村的张、谭两姓蒙古族,还不包括居住在其他村寨的尚未能返本归源的余姓,可见彭水是蒙古族迁徙定居后人口繁衍较多的区域。当地蒙古族在明末战乱之际,被迫沿着乌江南迁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贵州在情理之中。
白鱼沟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地带,位于塘头镇政府所在地的西边。从行政范围看白鱼村和岩门村都在白鱼沟范围内。白鱼村和岩门村隔着一座大山,其间有陡峭的山路相连,两地是蒙古族群众相对集中的聚居区。
白鱼村辖10个村民小组,村民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传统生产方式。全村2247人,汉族、土家族、仡佬族、苗族和蒙古族为主要民族成分。其中有三个村民组的60%村民为蒙古族,人口约400人。
村民讲述蒙古入黔先祖的迁徙之路
驱车从塘头镇政府出发,沿着两山之间的沟谷西行,房屋和田畴错落相间。举目四望,民居建筑皆为黔东北特色,看不到类似石阡县河西村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民居。我们来到白鱼村蒙古族村民余朝江家,一排普通砖混结构的平房修建在道路旁,迎面是广阔的农田,柑橘树散发着淡淡的花香。近70岁的蒙古老人,将白鱼沟蒙古族的迁徙史娓娓道来。老人介绍,本地蒙古族皆为余姓,为元末九子十进士的后裔,为躲避战乱迁至四川生活了200余年后,才从彭水沿乌江迁到白鱼沟居住。此地群山环绕,沟谷土地平整,江水滋润了肥沃的土壤,定居生产颇有世外桃源之意。老人说,小时候偶尔听长辈讲起过去的历史,隐约记得祖先从北方草原而来,由于户口和身份证都显示汉族,因此长大后,忙于生活,对蒙古族并没有太多了解。对一山之隔的岩门余姓,也只知道是同时从四川迁来的族人,但往来不多。对母猪岩的入黔老祖公的墓略知一二,虽然村中有的老人去扫过墓,但老人却没有去祭拜过。
白鱼村主要集中在两山对峙的夹缝沟谷,随着人口繁衍,传统农耕生产已经不能满足生活需求。靠近塘头镇集镇优势,让部分村民看到农村贸易的巨大商机,部分村民从20世纪末就开始在集镇上从事商业活动。年轻人则纷纷走出村寨,到外地务工,村中民居大多宽敞漂亮,基本都是靠着商贸和务工收入修建。余朝江老人的一个兄弟,很早就通过求学参加工作,离开故土到贵阳成为国家干部。
在交谈中,老人拿出了不同时期的三本家谱,皆为印刷品,最新的族谱是其兄弟花200元从外地购进。而最早的一本已经缺失了封面,部分内容字迹模糊。家中原有一本毛笔抄写的家谱已遗失多年。从现存家谱看出本地余姓按朝、庭、登、玉、宏、文、士、学、超、锡、汝、长、春,编排辈分。
交谈中,我们发现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对蒙古族文化以及自己入黔的迁徙历史都非常清楚,对蒙古族民族知识和风俗习惯的了解甚至超过了老人。很多年轻一代,生下来后身份证上已经显示其蒙古族的民族身份,因此从小就在心中烙下民族认同的印迹。虽然白鱼村没有明显的蒙古族文化环境,但是依靠家庭内部的传承和交流,蒙古族不仅是现实生活的标签,也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盼望着能够到草原上,看看祖先曾经生活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