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余（俞）姓蒙古族

前文提到的余姓蒙古族是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蒙古族。余姓蒙古族也是近年来西南学术界研究较多的对象，研究资料集中在各地余氏家谱、族谱、民间口述资料以及部分碑刻和传承器物上。本部分对余姓是否为蒙古族以及其先祖分歧的争论不做学术探讨，而是在经过国家民族识别认定、恢复民族身份的基础上，对余姓蒙古族历史进行简单梳理，以期呈现一个较完整的贵州余姓蒙古族来源和发展历程。

西南大部分蒙古族都与一首代代相传的口述诗（部分研究者称为“盟誓诗”）相关。这其中不仅是余姓蒙古族来源、迁徙、联系的依据，甚至前面提到的张姓、谭姓、俞姓都与这首诗相关。这里，我们暂且将其定义为迁徙诗。诗歌共分八句或十句，所述内容大同小异，但文字上存在一定差异。

重庆彭水张姓、谭姓：

重庆彭水谭姓（与上述谭姓不同支系）：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俞姓：

西南余姓：

（西南余姓迁徙诗中首句的“宰相家”也有家谱作“帝王家”）

根据现有材料和相关新闻报道，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分布有自称蒙古族的余姓，其中有的已经正式认定，有的尚未认定。余姓蒙古族人口分布广泛，经过700余年繁衍，据不完全统计人口数量在数十万人以上，于此，正是部分专家对十户先祖繁衍到如此庞大数量后代的质疑。持认同态度的专家，认为在蒙古族隐姓埋名的历史阶段，南方蒙古族之间互有往来，不排除部分其他蒙古族群体也随之改为余姓，增加了余姓族群的数量。综合各地余氏族谱记载，以及近年来关于铁改余氏蒙古族（全国）续修族谱委员会的整理，统一确认余氏蒙古族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铁木见，铁木见被元成宗皇帝封为南平王，职任蒙古东路不花元帅，食邑湖广麻城。

铁木见娶妻洪氏生有四子，按序为秀一、秀二、秀三、秀四；又娶妻张氏生有五子，按序再排为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一女名金莲，又名寿英，女婿姓金，后人称为根十。此十人俱中进士，职任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

元末顺帝时，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元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红巾军起义造成的社会动荡，是余氏蒙古先祖被迫迁徙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原因则各地族谱记载有别。如四川西昌余氏族谱记载为“我铁氏子孙，又被红巾贼乱，兼之奸臣谤诽，洪武听信谗言，凛凛有诛九族之意。十人畏惧祸成流家，窃负而逃西川，改铁为金，金有相似，又改为余。余家万代不改。行至泸州衣锦乡凤锦桥，人多影大，难以一路，乃联诗合对，西散四方，永古为记。诗曰：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赶散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折柳丫。……余字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秀一公，讳清，住江南徽州休宁县，子思贤。秀二公，讳真，住洪雅、峨眉、乐山。秀三公，讳醇，住华阳（今双流区华阳街道）、成都。秀四公，讳和，住成都、江油。根五公，讳藩，住宜宾。根六公，讳垣，住泸州、荣昌（今属重庆）、隆昌、长宁。根七公，讳屏，住仁寿、井研、犍为。根八公，讳翰，住叙宁（按：当为遂宁，四川话“叙”“遂”同音）、犍为，子思臣、思宗。根九公，讳方，住荣县、犍为。根十公，讳伯，系木见抚婿，住中州（今重庆忠县）、长寿县（今属重庆）。”“吾祖秀四公，……留住内江，历有年所。大学公由内江迁贵州遵义府忠庄里五甲住居，……世泽公由遵义遭乱，复迁四川隆安府江由张家丫东南二里。癸未（1643，崇祯十六年）贼乱，代金公又迁嘉定府荣、威二县。乙酉（1645，顺治二年）干旱，更移家于西昌礼属之南。”四川各地余氏族谱也与此相似。由此，可见当年余氏先祖迁居西南，定居之处皆在四川境内，这也与贵州余氏蒙古族家谱、族谱记载迁徙线路是相符合的。

贵州余姓蒙古族保留着从明代到清代的家谱、族谱。大方县嘉靖三年（1524）的《余氏族谱》记载：“我余氏祖姓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不料红巾扰乱天下，又被奸臣诽谤，元顺帝听信奸臣之言，有诛吾九族之意，统家窃负而逃，来至四川，改铁为余，余字万代不改，一行来至凤锦桥，人多影大，难以一路，乃联诗盟誓遗嘱作证，四散各处。”又据1851年续修《余氏家谱》小引写道：

“我余氏之宗，其由来已远矣。自元迄明，世远而年湮矣，历明至清，时移而代更矣。溯厥渊源，一脉相派，而今五百有余岁矣。”

综合各种记载，余氏先祖避祸迁徙西南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红巾军起义直接构成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二是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欲诛杀满门；三是朱元璋（洪武帝）欲诛杀九族。无论何种原因，都不能在原居住地生活或北撤回草原故土，因此只能被迫逃亡。

也有学者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我们记录如下，供研究。

彼时，十进士俱任要职，当各在一处，不可能同时入川。因而合理的解释是：元皇室后裔的一支入川，改姓为余，原在川蒙古人，也纷纷改姓为余，其后互相联宗，表现出共同的民族认同心理和凝聚力，成为同一祖先后裔。据礼州《余氏族谱》、犍为《蒙族源流》等载，明代时，蒙古族余氏族人多在四川居住，且礼州、犍为、青神、威远、纳溪、自流井（今自贡市）、富顺、马湖府（今屏山县）、江津（今重庆江津区）等处相互连接，作为同在异乡的蒙古族同胞应该有相互交往。

从以上分析我们粗略看到，西南四省、市，甚至包括其他南方省区的余姓（包括部分张姓、谭姓、俞姓）蒙古族，其来源都与充满心酸、无奈的迁徙诗紧紧相连。在余姓蒙古族识别、恢复民族身份的过程中，这首著名的迁徙诗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在信息传播远比今天落后、在人员往来缺少必要条件的时代，各地蒙古族对迁徙诗较为一致的记载、传承，充分印证了历史上曾经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据此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蒙古先祖，是科学、合理的推断。贵州息烽县流长乡四坪村李山坡有一座清光绪二十六年余金魁墓，其墓志铭有“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赶散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丫……”而川黔滇渝民间墓碑都残存有类似的内容，但大多是清朝中晚期出现。可见明朝时期，摄于制度威胁，迁徙诗多是口口相传，到清朝，社会制度改变，迁徙诗也大量出现在了家谱、族谱甚至墓碑上。而这种较为公开表明自己民族身份的势头，在清末民国初年，又受到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才重新唤醒人们勇敢争取民族身份恢复的决心。

但是仔细对比，也看出各地流传的迁徙诗中存在区别。例如分手人数上的区别，帝王和宰相的家世区别，被迫迁徙原因的区别，分手地点的区别等等。就分手地点看，诗中所言的凤锦桥应该位于今天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现在称之为福集桥。泸州位于川滇黔渝结合部区域，北走成都，东朝重庆，南下贵州毕节，向西南可到云南，从目前看由此向外辐射迁移，可能性较大，也符合目前蒙古族后裔分布状况。从目前贵州余姓蒙古族分布的三个主要区域看，金沙、黔西、大方都位于泸州之南，而思南、石阡与重庆一衣带水，余姓蒙古族从四川、重庆向贵州、云南迁徙顺理成章。

当然，在文化水平、文献资料保管、口述传承等局限下，家谱的内容各有差异，甚至出现差错也可以理解。例如，对先祖的铁木健的书写，就有“健”“建”“见”等字样，“红巾”亦有误为“洪巾”等，在此，不过多讨论。

但是余姓蒙古族具有强烈的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族谱的记载与他们的心里认同相吻合。包括余姓在内的蒙古族无论是何种原因迁徙、定居西南，他们开发、建设这块热土的历史贡献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是一样的。虽然更多地受到社会变迁带来民族身份改变产生的影响，远离故土而隐姓埋名，经历民族文化变迁的漫长痛苦历程，但其民族认同和文化心理却弥久未变。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文精等研究蒙古族的众多专家，在考察了西南蒙古族后认为，研究蒙古族不能忘了西南这个庞大的蒙古族群体。西南各地自发研究蒙古族热潮方兴未艾，特别是云南出版了《云南蒙古族简史》《蒙古族文化史》《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蒙古族》等著作；很多地方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还组织编撰了当地的蒙古族志书；同时在与内蒙古等对外民族文化交流上也走在了前面。贵州在蒙古族的研究方面，也进行了尝试，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中，来自内蒙古的学者敖力召编著的《敖包高原魂》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贵州蒙古族的来源和定居生活文化。反映贵州蒙古族文化的四集纪实片《贵州蒙古人》由蒙语卫视播出，对宣传贵州蒙古族也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