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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贵州蒙古族的农耕生计
蒙古族主要生活区域在长城以北的广阔草原和大漠，而长城又是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一个地标，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农耕与游牧两大人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因此，无论是历史的承袭，还是自然条件使然，蒙古族成为中国典型的游牧民族，世代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模式。元代开始，随着生活地域的扩展，生产技术和条件的改善，蒙古族逐渐迈入多元化生产模式。经过上千年发展，现代蒙古族不仅在传统畜牧业领域有着辉煌的成就，在农业、林业、工业、商业、手工业、交通、旅游业等各行各业都有着精彩的全面发展。
群体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总是与其生产模式存在直接联系。在传统社会中，一般而言自然环境决定生产模式，生产模式又决定着生活方式。游牧生产下的蒙古族生活方式与农耕生产下的汉族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在服饰、饮食、民居建筑、交通工具，以及节日习俗、娱乐方式等内容上的差异。而当蒙古族生产模式向农耕转化后，自然而然其生活方式也朝着汉族靠近。这就是今天贵州山地上蒙古族在新的农耕生产下，生活和文化与草原蒙古族存在较大差距的根本原因。
贵州的自然环境与蒙古族长期生活的草原有着天壤之别。无论地形、气候、土壤、水资源、动植物资源都存在巨大差距。与此同时，社会环境同样差异不小，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蒙古族是主要民族，除了畜牧产品外，生活资料主要依靠交易。畜牧生产条件下形成简单的以物易物交换方式。贵州山多地少，人口在平坝、溪峒集中居住，形成各民族交错杂居，小范围内的频繁交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盛行。地域特点的差异在生产、生活上表现尤为显著，正因为文化是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的价值观念反映，因此蒙古族从游牧生产向农耕生产的转移，是诸多民族文化特征弱化的开始。
“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明，王阳明，《重修月潭寺公馆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堃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清，田雯《黔书·序》）山，是贵州的地标，崇山峻岭、逶迤磅礴。贵州各民族生活在3%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地之中，因而“开门见山、出门爬坡”成为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虽然自然风光秀美，但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制约了人们向外拓展的视野。蒙古族入乡随俗，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新的生计模式。模仿是最好的创造——因此，当现在我们看到贵州蒙古族无论生产还是生活方式与周围民族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怪了。
居住在贵州山地的蒙古族后裔，离开那片遥远的高原故土已经600余年，虽然两地相隔千山万水，但时空的距离无法撼动血脉与情感的联系。作为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的蒙古族，由北到南，翻越万水千山，在西南大地上辗转迁徙，蒙古族的足迹拓印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从此“他乡是故乡”。岁月的洗礼，让草原游牧民族向山地农耕民族过度，从游牧生产向农耕生产转换，在民族交往和岁月磨砺中，虽然失去了大部分传统民族特色，但通过家谱、墓碑、口授的方式，依然传承着家族的历史和草原民族的执著信念，并保留着部分民族特征和文化习俗。
蒙古族最早以渔猎采集为生，在走出森林向草原的扩展过程中，畜牧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自此以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都没有改变从事畜牧业的生计方式。前面我们也提到，在蒙古族成为元朝统治者，并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农耕、商贸、手工业等也成为蒙古族生计的补充。
每一种生计方式都和自然、社会环境紧密相关。贵州山地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群山延绵、平坝稀缺，田少土多，水源往往在切割山地的深沟险壑之中，难以利用来作为农田灌溉。虽然山地上的其他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山地农耕长期处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境况。交通限制了内外交流，生产技术长时期得不到提高，明清两代汉族的渐次移民，才从根本上普及了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以及水利设施改造和作物品种的增加和改良。明末清初蒙古族迁徙贵州之际，虽然贵州山地仍然处于清政府平定吴三桂反叛和大力“开辟苗疆”之际，但却是贵州农业发展的高峰阶段。
而贵州氐羌族系的彝族曾经也是以畜牧业为生计方式，迁徙到贵州之后逐渐过渡到半牧半农的生产，根本原因在于贵州山地的自然条件无法提供成片的、可供大规模放牧的草场。彝族定居的黔西北包括现在的毕节市、六盘水市，也是贵州高寒草场集中的地区。但上万亩的草场却相当稀少，无法形成规模放牧，且寒冷的冬天将面临无草可牧的局面。虽然元朝时期，在现在贵州蒙古族最为集中的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就有马干山草原，并且是元代贵州主要的军马场，但其牧草数量、质量也无法与内蒙古大草原相提并论。
除了上述地方，在包括石阡县、思南县等贵州其他蒙古族居住地基本上就没有可供放牧的草场。山地农耕就成为包括蒙古族在内，贵州几乎所有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其他的渔猎生产、畜牧生产、林业生产都仅是一种补充。
由于贵州蒙古族基本是从相邻的四川、重庆迁入，在两地基本上生活了200余年（或者说差不多明代都生活在上述两地）。川渝是西南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从汉代就开始受到北方汉族农耕文化影响的地区。蒙古族在其间主要与汉族毗邻而居，农耕技术和农耕文化深受当地汉族影响，迁徙到贵州后，其农业生产技能甚而高于当地其他民族。石阡县、思南县虽然处于武陵山区，但其水源却相较于贵州多数山区丰沛，其主要聚居点，都临近大江大河，具有较好的农耕生产条件；而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的蒙古族却具备了少有的半耕半牧生产条件（辽阔的马干山草场），因此迁徙到贵州的蒙古族，虽然初来乍到，但其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却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
贵州山地上300年左右（主要指余姓蒙古族）的定居历史，蒙古族完全进入新的生存空间，不仅脱离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与在川渝的平原农耕生活也颇有差异。贫瘠的土壤、狭窄的生产空间、单一的生产模式，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即使如此也不过“食能果腹，衣能蔽体”而已，从事着所谓山地上的“拼命农业”，要达到在四川平原地区的生产水平，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与周围汉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一样，蒙古族守护着这片虽然贫穷但却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延续着民族的血脉。与周围其他民族不同，初居山地的蒙古族大多是以汉族的身份标签生活——服饰、民居、饮食、节庆等具象的汉民族标识，淡化了蒙古族特征；由于余姓内部不通婚的传统，与周边其他民族的通婚就成为缔结婚姻的主要渠道。他们更容易产生民族的交融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这也是贵州蒙古族文化缺失的原因。
民族文化的衰减不是民族发展的正常现象，但这种衰减并不是蒙古族整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是贵州山地上，这个群体历经磨难的客观反映，是特殊个案。因此并不能因游牧生产方式被山地农耕生产方式取代，而不承认贵州蒙古族的民族身份。当然，我们也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贵州蒙古族恢复民族身份，并成为世居少数民族以来，广大蒙古族正在积极发展经济，他们在不断创造本民族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社会的物质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