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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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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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侗族仪礼歌的变迁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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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路仪礼与象征符号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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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拦路仪礼歌文本类型和民俗内涵的阐释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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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收起]
一、拦路仪礼歌在国家在场和民间自觉相互影响下发生了变迁
侗族拦路仪礼歌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既有侗族民众在日常文化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的民间文化自觉，也有国家层面赋予其权利和权力的国家在场。因为一方面“民间仪式借用特定的符号而让国家在场，另一方面，国家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在场而让人民在场。这种在场界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定关系。有时候国家的在场或民众的在场对仪式的性质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 [1] 侗族拦路仪礼歌的当代变迁，经历了50年代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土地改革时期发展期、六七十年代“文革”的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百花齐放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旅游业兴起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发扬期等，各个时期都有国家在场和民间自觉的相互影响，使民歌的传承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迁。
通过对侗族村寨民俗传承和侗族民歌在民俗活动事件中展演的调查，发现包括侗族拦路仪礼歌在内的侗族民间歌谣如今的传承主体是侗族中老年女性。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流动的加强，大批侗族男性开始涌入城市打工，留守在侗寨里的女性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之余，农闲时节还会继续演唱侗族古老的歌谣，并将古老的侗族歌谣和文化传授给一起留守的小孩。侗族男性因为常年在外挣钱谋生，没有演唱侗歌的语境和歌队组织，同时也接受了城市里新的现代文化，即使春节回到家里也已经不是民俗活动和民歌演唱的主角。这样就导致了传统侗族民俗仪礼中男女对唱的民歌，变成了女性扮男装，成为女女对唱形式，象征性地表达传统仪礼歌的演唱方式。也就是说，侗族女性是当下侗族民歌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并在下一代民族民俗文化教育中发挥着主导的功能。因此侗族女性应该以积极的心态，进一步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心，承担起民族民俗文化和歌谣传承发展的历史重任。
[1]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38卷（总203期），（42～50页）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