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通过对侗族拦路仪式和拦路仪礼歌的现代变迁进行阐述，并结合田野调查，得出本书的两个主要个案点的拦路仪礼和拦路仪礼歌在当代的概况。

改革开放初期延续着“文革”前传统的侗族礼俗和仪礼歌的演唱习俗，在三龙侗族村落至今还保存完好。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尽管有些礼俗也发生了变化，但本源和传统的仪式程序没变。但随着社会分工的具体化和多样化，加上侗族青年男女大量外出读书、就业，很少有人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唱侗歌，去举办和参加“维款”活动。现在侗寨已经没有全体村寨老少都参加的大型集体做客和集体迎客“维款”了，只有村寨部分人参加的小型“维款”。而过去由未婚青年男女进行的“扁米情”，现在变成由中年已婚男女来举行，而且已婚女性居多。也就是说现在对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最为活跃的是中老年女性，女性是文化的在场者，比如由已婚女性举办的“维姑巴”。2006年至2007年，三龙侗寨和邻寨的竹坪侗寨举行“扁米情”民俗活动，参加者主要是两个村的已婚男女。而未婚青年男女举行的“扁米情”，最近的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当时是由三龙中寨“腊苗”（lagx miiul）和“腊旺”（lagx weengc）房族的未婚青年男女来举行。当然，春节时罗汉请姑娘来做客的“定嘎”和“定戏”，在做客过程中唱侗戏和唱侗歌的习俗至今在三龙每年都还举行。

拦路仪式和拦路仪礼歌发展到当代，也增加了新的仪式场域和仪式功能，比如迎接游客和迎接领导、专家和学者到侗乡来考察的拦路仪式和拦路仪礼歌等等。同时，最近几年三龙又出现了新的现象，女性又开始学歌、开始唱歌，而男性却很少唱歌和学歌，在侗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阴盛阳衰”的现象，女性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比如2009年春节三龙侗寨举行的“维款”民俗，主要是妇女之间“维款”和未婚青年男女间互相邀请对唱侗歌和侗戏的“定嘎”和“定戏”等集体联谊。

在另一个田野调查点龙图侗族村落，其与三龙侗寨民俗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龙图侗族村落从房屋建筑来看，居民楼已经由传统的木楼改为砖房，龙图人自称是“椪柑小洋房”，但侗寨的寨魂还在，在现代风格的砖房间矗立着传统侗寨标志性建筑的侗族鼓楼、萨坛、戏台，寨边依旧有寨门和风雨桥。根据调查发现，勤劳的龙图侗族民众也因为种植椪柑，而没有闲暇时间和精力去唱侗歌和举办各种侗族传统的民俗仪式。除了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根据对过去的记忆会聚在一起唱侗歌之外，年轻人基本不会唱或者不唱侗歌了。因为椪柑的丰收和对外大量销售而声誉迅速提高，从江县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结合从江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想把从江椪柑打造成品牌，另一方面想把椪柑和侗族文化相结合，建立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平台。于是，从1999年开始，在椪柑成熟时节，由政府组织举办“中国西部从江椪柑节”，以展演传统侗族文化，提高侗族民众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并吸引外界对从江椪柑的关注，在提高从江椪柑知名度的同时进行招商引资。2000年，从江县第二届“中国西部从江椪柑节”在龙图举办，节日不仅是一个丰收的节日，更重要的是以之为载体，展演系列侗族传统的民俗仪式，并进行侗族民间歌曲的演唱。这样，被搁浅多年的侗族拦路迎宾、芦笙迎宾、金道抬官人、鼓楼坪表演踩歌堂、侗族大歌和斗牛比赛等传统民族文化在节日中得到展演，通过表演来重温历史记忆和传承文化。这对龙图侗寨民俗文化和民歌的复兴是一次很好的契机，对龙图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传统文化、传统仪式的习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能切身体会到自己民族的良风习俗，这对今天龙图地区老年人开始唱侗歌、小孩开始学侗歌也有一定影响。我们姑且不去谈重构节日的弊端和目的，但这对当地侗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是一个很好的外在推动力。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侗族民歌的研究到21世纪开始多元化，也是侗族民间仪式和仪式歌研究的鼎盛时期。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旅游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各个领域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根基为出发点，对侗族和侗歌进行研究。侗歌研究从过去单纯把侗歌当成文学和音乐的基础上扩大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从侗歌当中解读侗族深层的民俗文化。音乐学从中探索音乐的演唱方法，旅游业进行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了工作的需要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全球化语境的时代背景下，侗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侗歌的演唱习俗在坚守历史记忆的传承当中，也难免会受到冲击。因此，也有学者从传承与变迁、发展与重构的视角进行研究。从而，这个时期侗歌研究的成果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总之，侗族传统的集体做客联谊、拦路仪式及拦路仪礼歌是侗族民众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侗族村寨的生活常态，有一段时期这种生活常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当作“旧东西”、“四旧”而被遗弃。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侗族民间社会传统的民间仪礼在沉睡几十年之后，又迅速在侗族村寨恢复起来，原因是这些传统习俗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几十年并不是几十代，即使这几十年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打乱和改变，只要他们还是侗族村寨的村民而不是现代都市的市民，在国家政策鼓励之下，他们就能很快拾回传统，重新按照他们认为合理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和娱乐。王铭铭在对华南溪村村神和仪式的考察中，对现代性的失败表现进行分析时提出这样的看法：“在中国，激进的现代化和‘反对迷信’的现代性建设方案，总是面临着顽强的所谓‘历史暴君’（historical tyranny）的阻力；若不是如此，至少也总是随处不是‘历史暴君’的影子紧相随......到了现在，经历过运动（破除迷信）的村民因受惠于现代政治经济而不计前嫌。在现代化的‘主导意识形态下’，他们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生活方式，并没有从农民转变为国家的城市居民。现代性失败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当代的村落或‘群众运动’以信贷世界体系的改革与市场化之后几十年，我们这些人类学家依然能观察到它们的‘迷信活动’。” ^[1] 这说明，民间社会的习俗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现代化建设或者说现代性的建构需要重视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关注民间自觉与国家在场的相互作用。正如美国现代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说的“现代性服务于本土化重振过程——即本土化的现代性（indigenized modernity）。” ^[2]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当作“四旧”来破除的传统文化形式重新被挖掘和建构，为这些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新的发展方向。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文化发展新的政策的出台，到了今天侗族拦路仪礼歌作为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侗族地区文化旅游的招牌，也是国家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