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剿匪斗争得人心 巩固人民新政权

遵义县剿匪斗争

唐、宋以来，遵义县为黔北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史称“近控五城”（遵义、绥阳、桐梓、仁怀、正安），远瞰巴蜀，扼川黔咽喉，雄视湘滇，历来为黔渝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遵义县城（今红花岗区城区）为国民党保卫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又系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解放战争后期，是国民党政府妄图偏安西南一隅的军事前沿重镇。

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八十四团解放遵义县，部队入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11月23日，二十八师在县城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动员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安定人心。11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支队二大队二中队到达遵义县城，负责接管遵义县。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支队二大队在新城罗庄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中共遵义地委决定，成立中共遵义县委、遵义县人民政府，任命丁涧桥为县委书记，刘锋为县长。以城区建立遵义市，县、市分设。县委驻罗庄，县政府驻百艺厂。11月26日，县委决定将原遵义县城郊区划为八个区，按序数命名，暂时保留原乡（镇）、保、甲建制。11月27日，县委召开干部会议，明确各区工委、区人民政府负责人，部署接管工作。11月28日，各区工委、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开始到各地接收政权。1949年12月初，完成了各区的接管与人民政权组建，有八个区成立了区工作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全县四十四个乡（镇）接管了三十二个，至12月底增加至三十五个，其余九个乡（镇）经剿灭了盘踞的土匪后，于1950年3月初接管。

人民政权建立伊始，就推行各项政令，开展惩治官僚、地主、恶霸、特务和惯匪的工作，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解放之初，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威，各种反革命势力未敢轻举妄动，只有零星的土匪打家劫舍。然而，当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入川参加“成都战役”时，各种反革命势力看到接管和开展遵义县地方工作的干部较少，武装力量比较薄弱，就图谋按原制定的《遵义县反共应变计划》部署进行反扑，策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向新生的人民革命政权发起猖狂进攻。他们纠集原国民党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人员，与地主、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相勾结，组织了反革命武装，不断袭扰城镇，破坏交通，抢劫军用物资，抢劫和烧毁各级人民政府的粮食仓库，公开在边远地区设卡征税，甚至杀害接管干部和进步群众，手段极其残暴，气焰十分嚣张。

一时间匪风狂飙，土匪几乎全部政治化，公开提出“保家、抗粮”等反革命口号，进行大规模暴乱。全县八个区四十四个乡（镇）人民政府，被土匪攻打的就有七个区的三十多个乡（镇）。土匪发展到一万六千九百多人，长短枪支四千多支，还配有重机枪和迫击炮，以及电台、电话机等通信设备。大小股匪多达二十五股，主要有：雷正恒（小名雷三）、李训、萧培书、杨芝福、周继光等匪部三千余人，在遵义县东部境域的虾子、茅坡、四面山、仁江、洪江等乡（镇）活动；曾广富、李康庄、宋泽（也作“宋策”）、宋信伯等匪部两千余人，在县南部境域的南白、三合、尚嵇、龙坪、刀靶等乡（镇）活动；刘树本、周治国、罗炳辉等匪部两千余人，在县西部境域鸭溪、枫香、泮水等乡（镇）活动；漆文彬（也作“戚文彬”）、晏子高、萧朝臣等匪部三千余人，在县北部境域的松林、野里、干溪、海龙等乡（镇）活动。匪首们自封司令，拉旗扯号，各自占山为王，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年11月25日，县、市分设后，全县有十三万七千余户，共四十六万多人，而接管遵义县的干部，有南下和西进的一百二十余人，加上1950年初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总共只有一百六十余人。一个乡（镇）一般只能分配两个干部，最多的也只安排了三个干部，有的地方甚至只能派去一个干部。有的干部还没佩带枪支，徒手去接管所分配的乡（镇），敌我力量悬殊。匪势猖獗时期，一个干部有时要面对上百倍的匪众，有的干部弹尽无援遭到匪徒惨无人道地杀害。据不完全统计，遵义县被土匪残杀的革命干部、积极分子和无辜群众有一百四十八人，剿匪部队牺牲的战士达六十四人。

剿匪斗争是解放战争的延续。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六军于1949年12月27日胜利结束“成都战役”后，在四川省丹楼、夹江地区集结，还未休整就接到入黔剿匪的命令。1950年1月14日，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前线指挥部由渝返筑，在遵义县刀靶镇辖区三道拐的险峻公路上，遭到“反共人民救国军靖黔先遣司令部”宋泽匪部与“黔北反共自卫军游击总指挥部”漆文彬支队及车子扬（也作“车子阳”）匪部近一千人伏击，这是一段傍山险路，左面是陡峭的山崖，右面是深沟。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前线指挥部整个车队（二十多辆汽车）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担任警卫，五兵团司令员兼贵州省主席杨勇和参谋长潘焱亲自参加战斗，危急时刻，驻守乌江岸边的部队闻讯赶到，击溃土匪。但我军仍牺牲战士两人，指战员被俘数人，军车被击毁两部，军用物资车辆一部被劫走。

1950年1月16日，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六军除四十八师留在川南剿匪外，其余部队开始返黔。根据五兵团的部署，十六军军部带四十六师一三六团、四十七师一三九团、补训团、炮兵营开赴遵义地区执行剿匪任务。1950年2月8日，十六军军部急行军赶到遵义县城。为统一领导和指挥遵义地区的剿匪斗争，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军区指示，十六军军部与遵义军分区机关合并，称“十六军兼遵义军分区”。遵义专区成立遵义区剿匪委员会及遵义剿匪指挥部。

1950年3月27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联名发布《剿匪布告》，就此拉开西南地区大规模剿匪斗争的序幕。中共遵义县委、遵义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和政策，把剿匪斗争作为当时的工作中心，紧密配合剿匪部队进行军事清剿，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土匪。全县各区连续召开干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部署剿匪工作任务，发动广大群众支持剿匪，各乡（镇）组织农民自卫队戒严，丛林山谷，大路小道都布满岗哨，到处都有人搜山巡逻、清查户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有组织地参加剿匪斗争的人民群众达十万人以上。

从1950年夏至1951年秋，前后历时一年多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县军民并肩剿匪，经历了大小战斗六百余次，歼匪四千余人，投降的土匪一万五千三百二十四人。彻底肃清了县境内的匪患，使全县人民有了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

绥阳县剿匪斗争

1949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第十军三十师八十八团、九十团官兵，经郑场由南门进入绥阳县城，绥阳和平解放。部队在县城停留半天，后经遵义、桐梓入川，参加“成都战役”。11月28日，王文和张子清率领五十人组成的接管工作队进入绥阳县城，正式接管了绥阳县政权。

这时，由于我军大部队入川参加“成都战役”，只有少数部队留驻贵州且又忙于主要城市的接管工作，广大乡村尚未占领，人民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反革命势力乘机反扑。

1949年绥阳解放前夕，即将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各路土匪纠集一起，成立了“黔北反共救国军”，由绥阳惯匪雷正恒任总司令，他出生于郑场镇槐子溪鱼田湾的一个地主家庭，后家道衰落，逐渐沦为土匪。1950年1月12日晨，雷正恒纠集一千多名土匪攻打绥阳县城，战斗一直打到中午，守城军民英勇奋战，土匪被击溃，其侄儿受重伤，不久死亡，特务分队长罗明轩被击毙。同日，土匪围攻桑木乡公所，我军指导员王保臣和诸名义光荣牺牲。攻城失败后，雷正恒匪部又在1月19日，进攻郑场，自卫班的中队长刘云安光荣牺牲。后雷正恒匪部又接连攻打我多处区、乡政府，同时四处伏击我工作队和县大队，枪杀金承乡指导员王静文等十多名工作队员，在此形势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决定将区、乡工作队队员撤回县城，以武工队的形式打击土匪。

1950年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六军一三六团进驻绥阳剿匪。2月15日，绥阳成立剿匪指挥部，张子清任指挥长，马锐锋任副指挥长，王文任政委，统一指挥剿匪。1950年3月，一三六团三营营长郭笃德率兵夜袭雷正恒匪部巢穴飞水，击毙土匪一支队长和六名土匪，活捉六支队长，俘获数十人。5月中旬，三营教导员苏尚骥率兵围剿朱包台，击毙雷正恒匪部中队长谢中祥和土匪七十人，活捉十人。7月下旬，展开黑金坪剿匪合围战，此战只有雷正恒一人脱逃。9月，雷正恒化装成乞丐潜逃遵义的途中，被民兵在虾子的山王殿前击毙。12月中旬，全县召开农民代表会，传达部署清匪反霸工作。1951年1月1日，全县统一行动，充分发动群众，设卡盘查可疑人员。1月中下旬全县开展“搜山查户”运动，五区妇女委员黄成芳带领民兵活捉女匪“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第九纵队副司令”王永政，2月11日，枧坝发生土匪暴乱事件，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息暴乱并俘获土匪一百六十二人。3月下旬，全县召开清匪反霸区书记会，总结该项工作，工作转向。9月27日，县武工队在金沙活捉土匪“川黔湘鄂反共救国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张树芬。自此，全县剿匪工作胜利结束，人民从此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湄潭县剿匪斗争

1950年初，湄潭县境共有各股土匪三十四股。匪众达五千余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西南剿共第一纵队”（包括正安谢银清、湄潭朱克伦、谢明远、冯庆丰等十多股匪徒），另有以艾秀奇、毛廷燕、葛天乙、萧士栋、王朝富、彭文龙为首的股匪。各股土匪相互勾结，行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由边缘地区转到城镇周围，由抢劫行商、劫掠百姓转向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小股部队，攻打区乡人民政府。

是年3月，为加强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湄潭成立了剿匪指挥部。五兵团警卫二团营长于忠彦任总指挥，副营长杨志、副政委郭宪民任副总指挥。全体干部战士，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围剿敌人。公安机关也以隐蔽斗争的方式破获反革命组织。3月至9月，先后破获反革命组织十多起，消灭盘踞湄潭县境中心地带的艾秀奇、谢明远、毛廷燕等股匪，逮捕了一批反革命首犯，有的被依法处决。全县共进行大小战斗六十五次，歼匪二百二十九人，俘获一千余人，土匪投降两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五挺，各种炮八门、马二十六匹，电话机七部和其他部分物资。规模较大的战斗有：

活捉葛天乙。1949年冬，湄潭临近解放时，湄潭县长葛天乙带领县保警大队，纠集地方武装约五百人仓皇出逃，与当地恶霸萧仕栋勾结，住进萧氏家族盘踞的白岩洞，妄图凭险据守，伺机反攻。中共湄潭县委几次派专人送信给他，劝其投降。葛天乙仍执迷不悟，连第三次派去送信的人都被他关押起来。1950年1月21日，军分区参谋长刘正赓受命带领部队包围封锁了白岩洞，用炮火掩护战士将上万斤稻草和几百斤辣椒混杂堆集在洞口点燃，滚滚浓烟灌进洞里。同时，突击队在密集火力和浓烟的掩护下，占据了洞口两个火力点，突击队员调转枪口向洞内猛烈射击。经过一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被迫打出白旗投降。此次战斗是遵义地区剿匪第一仗。

永兴保卫战。1949年11月，军统特务吴邦杰受贵阳军统头子夏斌的指令，回湄潭组织游击队第五支队。吴邦杰回到湄潭后，与匪首王西伯、艾秀奇、冯庆丰、谢明远等相互勾结，并与凤冈匪首朱克伦、正安匪首谢银清、绥阳匪首雷三串通，密谋策划攻打永兴区人民政府。对于土匪的阴谋活动，永兴区人民政府和驻军早已获得情报。1950年2月4日拂晓，敌人按原计划向永兴发起进攻，我军战士已严阵以待。当敌人进入有效射程时，随着警卫营长张殿臣一声命令，我军火炮、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敌人丢下大片尸体退去。此后敌人又反扑几次，均被打退，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结束，以我军胜利而告终。此次战斗，我军参战人员不足三百人，却抗击了三倍之敌，是剿匪斗争中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茅坪“八一”战斗。1950年8月1日，茅坪区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茅坪地方恶霸萧士栋闻讯，勾结余庆毛廷燕、新南田兴富等股匪以及国民党残匪共六百余人，于是日拂晓攻打茅坪区政府，驻茅坪区政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听到枪声后立即集合，准备占领东面小山的制高点。当冲到小山时，发现已被土匪占据，就地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射击，并接连发起冲锋。早上八九点钟，我军战士已伤亡十四人，机枪被敌人夺去一挺，另一名机枪手负伤。我军的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子弹和手榴弹也所剩不多，外面又无增援，再打下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区长田廷杰和书记张志经决定集合部队和区干部集中火力突围，10点过钟，终于突围成功。此次战斗共打死打伤顽匪六十多人；但我军牺牲战士二十二名，丢失机枪两挺、步枪三十余支、战马两匹。

“金盆国”覆灭。湄潭县高台区所属的金盆乡，原名金盆水，位于湄潭县南绵亘数十里的大山里，是恶霸彭文龙的“领地”，对外号称“金盆国”。彭文龙有四个儿子：长子彭气尧，曾任国民党军连长、团副。次子彭气荣，曾任国民党军营长。三子彭气甲，曾任贵州大学助教。四子彭气家，是个哑巴，但为人凶残。彭文龙的弟弟彭文仲为人奸诈，是金盆国的军师。彭文龙的部队拥有长短枪一百多支，轻重机枪各一挺。

湄潭解放后，彭文龙全家为匪，先与葛天乙匪部勾结，葛天乙被歼灭后又与萧仕栋匪部勾结，先后两次在下干坪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金盆乡人民政府建立后，彭文龙又多次率部骚扰袭击，还扬言要活捉乡指导员许树功和乡长夏维齐。高台区人民政府曾多次写信给彭文龙，劝其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彭文龙置之不理，并口出狂言“一不交枪，二不纳粮”，反动气焰十分嚣张。1950年10月，湄潭县剿匪指挥部在高台区集结两个连的兵力，加上附近几个乡的民兵和群众共上万人，在炮营副营长杨志和政委石文歧的统一指挥下，对彭文龙匪部展开了清剿行动。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清剿，击毙彭气甲，活捉彭气荣、彭文仲，彭文龙被我军战士击伤后死去。“金盆国”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