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军转战黔北 革命实现转折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显神威

1934年，中央红军由于受“左”倾路线领导者的错误指挥，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被迫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经过顽强苦战，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2月来到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境，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向贵州黎平前进。

12月14日，中央红军一举攻克黎平县城。15日，中央红军右路纵队击溃驻守锦屏县铜鼓（老锦屏）的黔军十五团，占领该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9日，朱德、周恩来签署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决定，确定中央红军于12月底，右纵队占领施秉县，左纵队占领黄平县的任务。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进军。12月25日，右路纵队一军团十五师，在鼓楼坪及镇远卫城击溃黔军第四团蒋德铭部，占领镇远县城。

中央红军占领镇远县城的第三天，即12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一师奉令抢占余庆。12月28日晨，红军经施余大道，从沙子坡下山，源源不断地进入余庆县城，驻余庆的王家烈部宋华轩团溃散部队向遵义方向逃窜。此时，余庆县县长王天生率地方武装正在乌江北岸布防；余庆县府的几个官员早已逃之夭夭，土豪劣绅纷纷躲藏，红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入县城。红军一进县城，就将部队分散到城郊各乡村打土豪，筹集粮草，支援大部队过境。同时，红军还在县城对群众开展宣传，进行社会调查，摸清余庆各阶层的情况。

当天中午，王天生带着县保安队及部分地方反动民团，由乌江返回县城防守，行至距县城三十华里的小腮，得知红军已占县城，即如丧家之犬，带着反动武装在敖溪部署，设立余庆县政府临时办公处。在驻敖溪的国民党黔军川南边防军的“保护”下，赶紧纠集人马到乌江边设防。

下午，红军侦察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李连长的带领下，经小腮赶到龙溪宿营。第二天早上，李连长带一个排从龙溪经凉风哨到乌江回龙渡口。乌江两岸悬崖绝壁，好似刀削斧劈，江宽水急，波涛汹涌，真是乌江天险，名不虚传！红军一到江边，到处可见敌人修筑的工事，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为了摸清北岸敌情，李连长用机枪向北岸打了一梭子弹试探。顿时，对岸的敌人从几处暗堡开枪向我军还击。李连长摸清对岸有敌防守后，一面指挥继续侦察敌人火力点，一面派人沿河搜寻渡江船只。战士顺着南岸，上下行走了数里却没有找到渡船，李连长带队当晚又赶回龙溪宿营，向驻扎在余庆的红一军团一师汇报了侦察情报。当天，红一军团一师还在余庆县城的白泥万寿宫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由师长李聚奎、政委黄苏报告了出征以来的军政工作，分析形势，传达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精神，提出“打到遵义去，创建新的苏区”，并做了抢渡乌江、保证全军顺利到达遵义的动员报告。

早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湖南通道时，贵州军阀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调兵遣将，严加防堵，急令二十五军副军长、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及其将领奔赴贵阳策划设防，堵击红军进军黔北，决定由侯之担部担任乌江江防之责。在遵义至思南数百里地段上构筑所谓的“乌江联防线”，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碍红军向遵义前进。

侯之担接到布防任务后回到遵义，立即召集其旅、团长研究江防计划，着手部署兵力。以其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总指挥所”，指挥部设在瓮安猪场（今珠藏）；以教导第一旅旅长刘输吾率两团兵力为右翼，驻守尚稽、茶山关一段；派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率两团兵力为左翼，驻守袁家渡（今沿江渡）；侯之担还将驻扎在过江的教导师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两团兵力撤回江北为其中路，驻守江界河、孙家渡一带。

王家烈对此仍不放心，唯恐有失，又增派其嫡系万式炯的黔军第八团驻守湄潭，担负箐口、红岩一带的防守任务，与易少荃部的防地相衔接，并令其部属及各级地方政府在遵义老君关至思南塘头沿江数百里之长的乌江渡口构筑防御工事。

在余庆境内的岩门一带河岸的各渡口，由万式炯部的刘彬如、吴子云两营兵力防守。12月下旬，敌人在各地强抓民夫，在乌江百里之线上日夜挖战壕、筑碉堡，并将沿江各渡口的渡船拉至对岸，沉入江底。在岩门回龙渡的老鹰岩、野猪塘、王家岩、构林坳等十多个山头上，刘、吴两营构筑了坚固的工事。

敌人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沿乌江百余里的各渡口工事，已构筑得相当坚固。他们自持“重叠而坚，官兵勤努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更认为乌江素称天险，红军长途转战，日夜跋涉，疲惫之师，定难飞渡。同时，再三命令各部：“奉令防堵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

12月30日，红一师从余庆出发，前往龙溪的红军侦察连随一师部队又赶往乌江边，在余庆境内的袁家渡、梁家渡、马落渡、回龙渡等渡口进行侦察。敌人发现我侦察部队即开枪射击，双方进行了一阵枪战后，红军沿江寻找渡船，无舟无筏，渡江不成，部队屯集江边。

12月31日，红军在岩门附近找到船工安清和，向他宣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等革命道理。安清和当即表示为红军渡江出主意，想办法。傍晚时分，安清和与七名红军战士不顾严寒，跃入激流中偷渡过江。约二十分钟，敌人拖到对岸沉在江底的三只木船被安清和与红军战士拖回了南岸。红军为了感谢安清和，送给他一匹布以表谢意。

1935年1月1日，红一师从清晨到中午，冒雨在袁家渡、梁家渡、回龙渡等各渡口实施强渡准备，并在回龙场等地用大炮向对岸之敌进行轰击。在激烈的枪炮掩护下，红军战士在附近的村庄加紧收集竹子、木材、箩筐等物资，撤掉下屯一座城隍庙的方板柱头，并在下屯杨诚斋家砍得斑竹两千余棵。这些架桥材料在红军战士一个接一个的传递下，很快送到了老渡口江边，接着红军紧张地编制着竹筏。敌人得知红军赶扎竹筏强行过江，便疯狂地向我扎筏部队扫射，子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在我方阵地上，只见岩石上火星飞溅，江中激起团团水花，红军前沿部队在水车山一带向敌展开猛烈还击，掩护扎筏的战士转移到松林中隐蔽作业。1月2日，经一昼夜的辛苦劳作，竹筏终于扎完了。红军选定老渡口上面的鱼子塘渡口作为强渡乌江的突破口，其他各渡口也相应配合强渡。

天渐渐黑了，雨不停地下着，一只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筏，被红军战士抬到鱼子塘渡口江边。红军首长从一师一团前卫营挑选了八名熟悉水性的红军战士，决定由他们先行试渡。并约定竹筏到对岸后，鸣枪两响，以作联络。

强渡乌江迴龙场遗址

竹筏缓缓地离开浅滩，对岸的枪声还在零星地响着，江水一浪接着一浪，旋涡一个连着一个，竹筏艰难地前进约五十米。大家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竹筏在江中翻覆，并随着汹涌的江水冲向下游，卷入了旋涡。在这紧要关头，红军找来了当地老船工赵子云，他根据几十年的摆渡经验，建议把竹筏划到对岸的野猪塘岩脚下，再顺流划到回水处，即可沿壁登岸。

团首长杨得志、黎林同志把继续渡江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将竹筏下水地点换到下游水流较缓的地方，同时筏上又绑上几个扶手，并由老船工赵子云主舵。竹筏划到激流处，赵子云一声令下，“撑！”大家将蒿杆向岩壁猛地一抵，竹筏像箭似的随着激流奔腾直下。竹筏逐渐向北，进入水流回旋地带，经过一小时的努力，竹筏终于顺利靠岸。上岸的战士迅速分散，各找掩体，并朝天“叭、叭”放了两枪以示成功上岸。

早已准备在岸边的另一只竹筏，在杨得志团长的命令下接着出发了。一筏，又一筏，再一筏地向对岸驶去。大约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渡到了对岸。过江红军战士由赵子云老船工领路，在深谷的乱石间悄悄前行。二十分钟后，到达守敌左右两侧，“冲呀！”，“杀呀！”吼声震天。敌人如梦初醒，大声惊呼：“红军过江了！”敌人仓皇逃走。此时，在新、老渡口红军阵地上的机枪、山炮也同时打响，构林坳等敌人阵地上，颗颗炮弹落地开花，敌营长吴子云忙令所部退至洋锡坝、野猪塘、秦家沟等地，然后向箐口逃窜。我过江红军乘胜追击，敌人又经后坝朝凤冈方向逃窜。

1月3日上午十一点钟，红一师一团全部渡过乌江。为了使驻扎在龙溪、凉风、岩门一线的大部队迅速渡过乌江，红一师工兵在岩门老渡口赶架浮桥，将摆渡的竹筏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一端紧紧地固定在岸边的巨石上，顺江浮在江面上，因形同蜈蚣，故称“蜈蚣筏”；在筏子靠上游的一端系上绳子，慢慢放松拉绳，江水将浮桥推送北岸，随后铺上木板，一条横跨乌江南北的浮桥架成了。

浮桥搭成，军团首长立即命令部队渡江，渡江部队以先后到达乌江边为序，依次上桥，当时渡口两岸烧起熊熊大火，照得江岸一片通红，红一军团和九军团浩浩荡荡，顺利通过浮桥。大部队过桥后，工兵砍断浮桥，敌人追到江边，只能望江兴叹！

从回龙渡过江的红军，迅速占领箐口。占领箐口后，红军一部分经敖溪从龙家、阳仙峰等地向湄潭前进；另一部分通过松烟、二龙等地进入湄潭县境。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离开余庆县境，进入湄潭，北上遵义。

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6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在营长曾保堂率领下，化妆成黔军，诈开城门。7日，占领遵义新、老两城。8日，红军总部进驻黔北重镇遵义。

这时，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工作，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其历史必然性。自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错误统治已达四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顾也不懂中国农村根据地战争特点，死搬苏军作战教条，结果丢城失地。许多干部就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极有必要召开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做一个总结，向全党全军有一个交代，以求在思想上达到新的统一。但戎马倥偬，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机遇难以寻觅。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客观条件。

遵义会议的召开也不是突如其来地毫无准备。早在1934年12月10日“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方向，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要到湘西去。结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并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转兵贵州。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挫败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的主张，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进军黔东、继而到湘西的意图，坚决执行黎平会议的决定，渡江北进遵义。会议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改变了之前军事决策由李德个人说了算的专断状况，恢复了集体讨论研究军事作战方针的民主形式，摘掉了李德军事指挥“太上皇”的神圣光环，也让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认识到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事实上为开好后来的遵义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打下了群众基础，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提供了民主制度保障。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则针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作了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深刻剖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深获与会绝大多数人赞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了四条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原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张闻天根据会议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其间还实现了遵义会议提出的常委分工，即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向张闻天的权力交接。在3月12日的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个人坚持不能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意见终获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接受，随即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由此成为实际的军事指挥领导者，政治局常委分工最后完成。至此，遵义会议通过的四条决定全部尘埃落定。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会后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冲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使中央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已具有独立实践、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所以，我们对遵义会议不能孤立地仅看到三天会议时间里发生的事，它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由一系列会议动态合力作用的过程与结果，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是酝酿准备阶段；遵义会议是实质性转折阶段；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是会议的延续完善阶段。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遵义会议客观全面地反映。毋庸置疑，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的伟大标志与核心。

四渡赤水战役始末

“遵义会议”后确定了中央红军经土城、赤水，川南北渡长江的方针，目的是想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红九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路纵队，红五军团为全军后卫，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蒋介石调集了重兵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

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预定先夺取土城、赤水县城后再北渡长江。1月24日林彪所带领的红一军团先行占领土城，但在推进途中，于1月26日被川军堵截，红一师在黄陂洞一带与川军章安平旅部激战，形成对峙（黄陂洞战斗）。1月27日，红二师在复兴场一带与川军达凤岗旅部发生战斗，退守丙滩（复兴场战斗）。

1月24日，红九军团在官渡箭滩与川军徐国喧团部发生战斗（箭滩战斗）。红五军团为掩护军委纵队，在良村梅溪河与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旅部激战（梅溪河战斗），一路上敌我两军不断接火。红三军团1月27日到达土城以东地区。国民党军分进合击，新的包围圈正在形成。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正在由习水向土城镇行进途中，他们察看了沿途的地形，认为该地区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若敌人孤军深入土城镇一线时，红军便可以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尾追之敌，以便打开道路顺利北上。

1月27日，中革军委获悉敌军四个团的兵力从枫村坝一带尾追我军进入青杠坡这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占领了尖山子和桐梓窝两线高地，准备在这两个山头往下攻打，把敌军四个团围歼在这条狭长的山谷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1月28日战斗打响后，川军遭到重创，但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红军总部立刻派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巩固了阵地。这一仗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1935年1月28日下午，青杠坡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经过数十次冲锋，终于攻占营棚顶高地，川军全线动摇，退守枫村坝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红军何去何从？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鉴于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红军进占赤水受阻，已不能继续推进，而打掉尾追之敌的目的未能实现，前后之敌不断增加，经赤水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虽然在青杠坡歼灭了川军三千多人，但红军也伤亡三四千人，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会议经过讨论果断决定改变红军行进的路线，主动撤出战斗，改从土城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并对工作进行分工：一是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在前线指挥；二是周恩来负责指挥架设浮桥；三是陈云负责安置伤病员，处理军委纵队辎重物资。

“土城会议”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在战斗进行时召开的紧急会议，根据变化的敌情及时调整红军计划，改变了僵化呆板的军事指挥，在关键时刻保住了红军，也标志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红军队伍中。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沙沱渡过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行动，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第一、二、四渡在习水境内，中央红军在习水境内转战六十二天，留下了为数众多的革命遗址，是贵阳—遵义—泸州红色旅游线上的重要链接点。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后，蒋介石为防止红军入川，沿长江重点布防，即调整了战斗序列和部署，以薛岳部和贵州、云南军阀组成剿匪三路军，委任龙云为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达了对红军进行包围的部署，红军无法北渡长江。红军借隙在云南扎西进行了有名的“扎西整编”，战斗力得到加强，红军战士斗志高昂。数日后，敌情日见危急，川、滇、黔军已对扎西形成四面合围之势，红军何去何从，前程未卜！中革军委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包围之敌最薄弱的部分是在黔北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采用声东击西战术，造成红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敌不意，挥师东进，再返贵州。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扎西掉头东进，以红九军团的一个团兵力引敌西进；红十三团抢渡二郎滩，控制渡口。2月15日凌晨2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红一、三军团渡河点的规定”，即太平渡以北、淋滩、二郎滩为“红三军团渡河地段”，太平渡以南至九溪口为“红一军团渡河地段”。当晚20时，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

二渡赤水，二郎滩战斗遗址原貌

2月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战斗目的和任务，增强战斗信心。

2月18日上午8时，红一军团占领太平渡渡口，傍晚红三军团先锋团赶到二郎滩西岸打响了二郎滩战斗的第一枪。

2月19日至21日，红军主力分别从太平渡、九溪口、淋滩、二郎滩渡过赤水河。

二渡赤水后，我军兼程疾进，重夺桐梓，激战娄山关，消灭了王家烈的四个团，顺利再占遵义，把蒋介石的嫡系吴奇伟纵队诱到预先设伏的老鸦山，痛歼敌一个多师，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极大地鼓励了红军的斗志。

张爱萍将军在《从遵义到大渡河》中写道：“出敌不意，突然回戈东进，把敌人甩在长江两岸。……我十二团先敌赶到赤水河，仅以三条小船，从二郎滩击溃东岸守敌，顺利东渡赤水河”。

二郎滩红军开仓分盐处旧址

二渡赤水前后，发生了几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被载入史册，彪炳千秋：

（1）1935年2月20日军委纵队路经习水县东皇殿（今习水县城）从总后勤部等单位抽调的八十多名干部、战士组成黔北游击队，负责开展游击战，在党的领导下与黔北工农劳苦群众共同创建黔北苏维埃，这是有史记载黔北甚至贵州省成立的唯一一支游击队。

（2）从1935年2月19日至28日，相继取得了娄山关大捷，遵义战役的巨大胜利，在长征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一带。3月5日，中央红军主力西移鸭溪、枫香坝地域。蒋介石急令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进攻，上官云湘部随川军之后由重庆向松坎、新站推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三个师进仁怀、鲁班场；，第三纵队（孙渡）进至大定、黔西；第四纵队（王家烈）一部集结金沙、一部集结赤水土城；第一纵队（吴奇伟）四个师位于乌江南岸布防；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枫香狭小地区。为了粉碎敌人这次新的“围剿”，中革军委3月4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军行动。前敌司令部3月5日从遵义移驻鸭溪，在鸭溪镇附近的汪家屋基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诱歼敌人的作战方案。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军事行动，都要经中央召开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前敌司令部隶属于中革军委，所作的作战部署也须中央集体讨论决定。

3月10日1时，在枫香纸房、干溪、平家寨一带指挥红军相机出击敌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发来急电，向中革军委建议向打鼓新场（金沙县城）的敌人进攻。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苟坝召集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建议。开会第一天，与会者一致赞成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并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来据理力争。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方式，结果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表决掉了。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当晚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次日下发。

3月10日深夜，周恩来拟好作战命令正准备休息。毛泽东打着马灯，独自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后又去朱德住处做朱德的工作。3月11日一早又继续开会，再议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又通过激烈争论，在周恩来、朱德支持下，毛泽东说服了大家。会议最后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在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时，原有召开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决定军事行动这一领导方式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了。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统一指挥红军行动。周恩来将毛泽东的建议转达给张闻天，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苟坝召开会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

“苟坝会议”从3月10日开始，12日中午结束，前两天讨论军事行动，后半天讨论成立三人小组和战略方针。其历史功绩和意义在于：

（1）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整个中央红军避免了陷敌重围、全军覆没的危险，再一次挽救了红军；

（2）补充和完善了“遵义会议”的决定。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指挥军事，从组织上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3）决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中央红军胜利跳出敌人包围圈。

“苟坝会议”是继“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后，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5年3月15日红军主力向鲁班场周浑元之敌发起进攻，由于敌方工事坚固，攻击未能奏效，3月15日夜，红军进占仁怀，3月16日至17日从茅台大造声势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态势。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其战略目的是调动川滇三敌为四渡回师作准备，史称“三渡佯动”。毛泽东同志发现摆脱敌人的时机已到，决定在茅台“大模大样”渡过赤水河，把敌人再吸引到川南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东渡赤水，折返贵州，然后直插云南，彻底甩掉敌人。因此，从3月16日晨到17日上午，仅一天半时间，红军就全部在茅台镇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川南古蔺地区。

三渡赤水，茅台渡口

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引敌向西，主力则“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意向东”。敌军果然惊恐，各路“追剿”敌军向古蔺集结，见时机成熟，3月20日军委发出《四渡赤水行动部署》电令，要求：“我野战军需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3月21日夜由二郎滩至淋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这时离三渡赤水河的时间才四天，行动之快真如神兵。

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

3月21日，军委纵队及各军团，按照部署，衔枚急进，以日行七八十里至上百里速度，分别在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渡河点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到22日15时全部渡完。从敌人重兵间隙中再次折回贵州，而此时敌军仍向川南一带集结，

3月27日，中革军委以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向遵义方向佯攻，主力则昼夜兼程向南疾进，3月29日至31日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急调金沙江防线的滇军孙渡部增援贵阳。红军摆出东渡清水江的态势，声东击西，趁云南兵力空虚，于4月9日折向西南疾进云南，于5月3日强占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中央红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边的企图，写下了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娄山关战斗

1935年2月25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根据朱德总司令《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指示》，决定用整编后的四个团兵力，夺下娄山关，为胜利占领遵义创造条件。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中部，四周山峰耸立，地势陡峭，十分险峻。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其间一道狭窄的隘口，东侧是悬岩绝壁，西侧是高山峻岭，从遵义通往桐梓有一条公路沿山谷蜿蜒而上，从关口通过。这里历来为川黔锁钥，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2月25日下午，红三军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特派员欧致富接到彭德怀军团长亲转毛泽东同志给十三团电话命令：速令十三团务必于今日天黑前占领点金山，攻下娄山关。毛主席亲自下令，彭雪枫、欧致富深感责任重大。随即，红军十三团特派员欧志富率三营向娄山关奔袭前进。王家烈悉知红军已全部返渡赤水，遵义难保，便派一个师四个团的兵力想凭娄山关天险阻击红军。其中一个团绕道牛网屯（今大沟），经小箐驰援桐梓，两个团驻黑神庙守娄山关，一个团通过关口，走捷径增援桐梓。作前哨的红军十三团三营九连在娄山关北麓的红花园与赶赴桐梓接防的黔军第六团遭遇，双方交火，三营七连、八连后续跟进加入战斗，黔军第六团被击溃，退到了娄山关。

退守娄山关的黔军第六团是王家烈所谓的“精锐部队”，在第一旅旅长杜肇华的督战下，构筑工事，部署阵地。十三团的红军将士，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首先攻占了可以瞰制娄山关制高点的点金山。将近黄昏，占领点金山的红军战士，在团首长的直接带领下，向娄山关发起攻击，经过反复冲锋，始终没有攻下敌军阵地。此时，红军指挥员发现一个敌军军官在督战，红军指挥员立即让四五个狙击手，集中向敌军军官射击，敌军军官应声倒下，敌军大乱。冲锋部队奋力冲上阵地，25日晚，红十三团终于占领了娄山关，把敌人三个团的兵力压在娄山关南面的山沟里。敌人猛烈反扑，形成对峙状态。

军团长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战况，决定把抢道娄山关的作战部署改为聚歼娄山关敌军，命令红十团、十二团、十三团围歼娄山关之敌，红十一团绕道板桥去堵截敌军退路。

娄山关毛泽东诗词碑

25日夜，张爱萍率领红十一团，绕娄山关东侧，取道点金山，沿着一条蜿蜒小路，急速向板桥前进。26日拂晓，红十一团迂回到板桥镇，占领镇外一个山头，趁势向镇里发起攻击，敌军向南溃逃，红军截断了娄山关驻军退路。

与此同时，红十二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接替红十三团从正面攻击敌人，红十团从娄山关北面右侧、红十三团从娄山关北面左侧顺山腰迂回包抄到黑神庙，形成包围之势。26日拂晓，娄山关大雾弥漫，两米以外看不清景物。敌人丢了关口阵地不甘心失败，妄图借助浓雾掩护，夺回关口阵地。红十二团战士，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雾散天晴，娄山关南部山沟里、公路及公路两侧都是敌人。经过几次战斗，把敌人压在娄山关南狭长的地带里。敌人利用遵桐公路曲曲弯弯的地形作掩护，用火力阻止红军前进，敌人从黑神庙向娄山关推进几百米。这时，红十团、十三团从娄山关两边山头上的阵地上，把暴风雨般的子弹射向黑神庙一带山谷里的敌人，配合红十二团打击敌人，敌人全线溃逃。经过激烈战斗，击溃敌人三个团。

在红三军团攻战娄山关的同时，1935年2月25日，红一军团按照中革军委“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战遵义城”的作战部署和配合红三军团围歼娄山关守敌的命令，由大银厂出发直抵小箐。小箐北面是桐梓南溪口，南面是长田、大沟，当地人买卖、探亲都必经此处。同时，也是由板桥通向娄山关到桐梓的一条小路。国民党军队柏辉章部一个团，受王家烈的调遣，从遵义赶到板桥，绕道牛网屯（今大沟），经小箐想增援桐梓。2月26日上午八九点钟，敌军行至小箐山脚，正欲向娄山关挺进时，先期到达小箐的红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面展开战斗。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震撼整个山谷。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终将敌军击溃，歼灭敌人三百余人。

娄山关战斗，消灭和击溃敌军四个团，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给了军事家和诗人毛泽东极大的创作灵感，事后曾满怀豪情，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苍凉凄厉的环境，悲壮坚定的意志，壮怀激烈的憧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度结合在一起。今天读来，也令人心潮澎湃，震撼不已。

娄山关红军革命纪念塔

其实此前红军在娄山关还有过一次战斗。那是1月7日清晨，红军智取遵义县城（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的中心城区），黔军侯之担部向北退守娄山关。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团政委聂荣臻夺取娄山关、相机占领桐梓、拱卫遵义的指令，率部向娄山关急进。傍晚，红四团在板桥镇石落垭遇敌一个排。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投入战斗，大约用了二十分钟便结束战斗，俘虏十多个敌人，其余敌人向娄山关溃逃。红四团根据上级指示，在板桥镇休息一夜。

1月8日，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营、连长来到娄山关下侦察地形，从当地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那里得知娄山关东侧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关口。团长耿飚根据总参谋长刘伯承夺取娄山关要“夺关快、伤亡少”的指示，与政委杨成武商量，认为在作战部署上既要正面进攻，又要侧面抄袭敌人才能取胜，决定由一营担任正面主攻，二营待命行动，团参谋长李英华带三个连兵力负责从关口东边小道迂回敌后，截断敌人退路。

当天深夜，团参谋长李华英和通讯主任潘峰率两个连从板桥出发，沿娄山关东侧崎岖小道，迂回到敌人背后夹击敌军。1月9日凌晨四点，红四团一营为前锋，营长季光顺率领全营悄悄从板桥沿川黔公路以梯队队形向娄山关进发，二营集结在山脚待命。拂晓，通讯班两次截到敌军通话，知道了娄山关敌军兵力部署。于是，红军主力从娄山关正面开始发起进攻，已插到敌人后翼的红军从后面夹击。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震撼山谷。英勇的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地向关口冲击。敌人拼命抵抗，坚守着狭窄的关口，用机关枪、手榴弹阻击红军。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被击溃，向桐梓红花园逃窜。娄山关上，到处都是敌军士兵遗留的武器、弹药。红四团夺下娄山关，又迅速追击残敌，乘胜攻占桐梓县城，担负起拱卫遵义的重任。

长征路上救护红军伤病员最多的人——刘纯武

1935年红军长征时，在赤水河中游的川黔边区的赤水、习水、仁怀、古蔺等四县境内反复来回渡河运动作战，盘桓达两月之久，在此期间，发生过大大小小战斗多次。由于时间长，战斗多，行军急，赤水河中游川黔边区诸县留下了众多红军伤病员。

留在赤水河两岸的红军伤病员惨遭反动军队、地方反动武装杀害。红军刘湘辉在回忆录《留在古蔺养伤的日子》一文中说“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见到红军落下的人就杀，太平渡周德泉就杀了我们几个掉队的红军，芝麻坝王少武也杀了不少红军战士，所以掉队的人日夜躲在大岩石下不敢出来，有的七八天吃不上饭饿死，有的伤口腐烂，没有死的也成了半死不活的人，光淋滩区东皇（其实是习水东皇区）的一个大石山缝里就死了七八个掉队的红军。”有的暂时没有被发现，在川黔边区一带还有大量伤病员藏在异乡的山头上，在凄风苦雨的寒夜中忍着疼痛和饥饿等待天明，但天明后说不定会死在谁的屠刀下，即使侥幸活下来，下一步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纯武闻讯后立即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内各地严禁杀害红军，警告杀人偿命，并派人在淋滩一带外出寻找红军伤病员，找到后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医治。这样，附近的红军伤病员先后来到刘纯武家，自1935年起先后来到刘纯武家养伤的红军达百余人。红军伤病员伤好后，对愿意返回原籍的，刘纯武资助银圆一块作路费。由裁缝鄢丙贵缝进衣服里，临走都好好招待一顿饭。好些人返回原籍后还写信来表示感谢，至1936年夏，送返原籍的红军约六七十人。此后，又陆陆续续有红军伤病员来到淋滩，没有选择返回原籍留下来的，刘纯武帮助安置就业。1935年10月，时任赤水县县长的陈廷刚到淋滩巡视工作，对刘纯武收留红军伤病员，给予医治遣返等事表示十分肯定，并叮嘱还须严防任何人从中加害。陈廷刚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早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曾积极支持开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

当时贵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一度平息的土匪抢劫又复活。刘纯武向陈廷刚提出，可否允许这些红军成为区政府所属的保商队队员，维持地方治安。陈廷刚当即同意并亲自向红军伤病员宣布。

关于淋滩的保商队，始建于刘纯武之父刘春和担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时期，主要负责保护行人商旅通过淋滩至茅台前后几十里一段无人烟地带。这一带悬崖峭壁，山凶水恶，常有土匪出没，淋滩保商队的组建，正是为了护送商旅安全过境，防止土匪抢劫。

原红军人员加入保商队后，这支武装转为脱产的专业队伍，后来由区属升格为几县所属的联防队。经刘纯武训练管理，联防队战斗力得到增强，日常保护商旅安全，曾击溃几股土匪，维护了地区安宁。

参加保商队的红军人员中，有中共党员数人。中共古蔺地下党负责人熊少阳和王国风自从得知刘纯武救助红军伤病员一事后，就利用和刘纯武的亲戚关系常来刘纯武家作客。1938年5月，王国风、熊少阳召集保商队的中共党员秘密开会，成立红军地下党支部。支部成员有刘清华、赖普根、刘仁芳、杨秦山、宋加通五人。

淋滩红军地下党支部成立后，组织上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领导，具体联系人是王国风。同时，中共叙（永）、（古）蔺、（古）宋三县特委也十分关注这个支部，曾派员到淋滩联系，指示这个支部要团结好保商队内部的红军战士，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听候召唤，并配合对敌斗争需要，开展工作。这个地下党支部安全地坚持到全国解放。

1937年抗战不久，刘纯武还帮助刘湘辉（红军23师67团参谋长）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最后重返延安。

中国共产党遵义县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遵义县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月。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红军根据党中央“黎平会议”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根据地的决议，长征进驻遵义城。中共毕节支部书记林青从毕节赶到遵义，通过在红一军团工作的吴黎平（又名吴亮平）介绍，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罗迈）在遵义新城东北角一户农民家接见了林青。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中共在毕节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李维汉代表党中央承认毕节地下党，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同时还批准建立了中共遵义县委员会，由林青兼任县委书记。中共遵义县委成立后，林青返回贵阳传达中央决定，随着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县，中共遵义县委没有在遵义县开展工作。

就在遵义县的反动势力猖狂捕杀红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时候，在贵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遵义县团溪青年杨天源，受中共贵州省工委派遣，于1935年8月，回到遵义县恢复中国工农红军遵湄绥游击队（以下简称“遵湄绥游击队”）。杨天源回到遵义，以在团溪新民小学执教为掩护，先后同1932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初返回遵义的团溪人谢丰（谢磊生）、遵义省立三中学生罗俸宽（罗有余，新舟人）、罗俸永（罗红，新舟人）、谢树中（谢家新，团溪人）等相互取得联系，着手恢复“遵湄绥游击队”。当时正处于国民党遵义统治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疯狂反扑的时期，恢复“遵湄绥游击队”的时机还不成熟。中共贵州省工委决定杨天源继续留在遵义，开展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和发展党员的工作。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

杨天源、谢丰和团溪进步青年张宗启（张静烈），开会分析当前全国、全省和全县形势后，一致认为：“五四运动”后，以黄齐生、余正邦等为代表的进步教师和中央红军到遵义，已经在青年学生的先进分子中撒下了火种，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会上，他们决定成立遵义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同盟（以下简称“反帝拥苏同盟”）。会后，他们三人便分头活动和串联，各地学校的进步教师和进步学生纷纷赞同他们的主张，积极推选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反帝拥苏同盟”代表大会，1935年9月21日，各地选出的青年代表二十多人，在茅坡李家坝小学召开“反帝拥苏同盟”代表大会。会议由谢丰主持，宣布“反帝拥苏同盟”成立。会议作出三条决议：一是以各地中小学为据点，发展同盟组织，吸收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壮大同盟力量；二是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抗日救亡政治纲领，开办一个书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安置和救护好红军撤离遵义后留下的伤病员。会议最后还选举产生了“反帝拥苏同盟”的领导机构：谢丰、杨天源、张宗启、肖义德、梁宗熙等五人为常委（一说罗俸宽、罗俸余也是常委），谢丰任书记，杨天源负责组织，张宗启负责宣传，罗俸余（罗君彝）负责交通。

1935年11月，“反帝拥苏同盟”在遵义城召开股东会议，由每个盟员集资五块大洋，在老城大士阁对面开办黔北书店。谢丰任书店经理，王坪、周先民、胡瑞熊为店员，罗俸余负责采购。黔北书店，表面上和其他书店一样，暗地却销售“红色”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反帝拥苏同盟”成立后，杨天源、谢丰、王坪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盟员中开展了发展党员的工作。经过培养考察，并报请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1935年11月，谢树中（团溪人）、张宗启（团溪人）、肖义德（团溪人）、罗俸宽（火烧舟人）、罗俸永（火烧舟人）、欧阳纯儒（团溪人）、田伯萍（又名田妆华，开阳人）、徐炬（遵义县人）、欧阳纯粹（团溪人）等九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批准恢复中国共产党遵义县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遵义县委”），任命杨天源为县委书记，张宗启为组织委员，谢树中为宣传委员。

中共遵义县委恢复后，领导机关设在团溪新民小学。中共遵义县委以新民小学的名义，主办了油印刊物《新民月刊》，传播革命真理；中共遵义县委领导中共党员团结当地进步教师和“反帝拥苏同盟”的盟员，组织抗日宣传队在赶场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自编的话剧《中国往何处去》，号召各阶层团结起来，一致抗战；中共遵义县委还领导中共党员在火烧舟、茅坡、三岔河、团溪、五龙、尚嵇、中心场、板桥、鸭溪和遵义城内先后兴办了“平民夜校”，免费对民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1936年1月，国民党遵义专署和别动队集中小学教师举办训练班，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培植反动骨干。中共遵义县委派宣传委员谢树中进入训练班，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训练班结束后，谢树中以老城短期小学校长身份为职业掩护，根据中共遵义县委指示在城内开辟活动据点；中共党员谢丰、王坪继续在黔北书店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共党员罗俸宽、罗俸永受中共遵义县委指派在遵义省立三中开展“青运”，发动进步青年学生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

1936年春，中共遵义县委经过在实践中的考察和培养，发展了罗俸余（火烧舟人）、周先民（茅坡人）、罗俸道（火烧舟人）、庹能鹏（火烧舟人）、唐绍刚（团溪人），侯伟（遵义县人）、李厚德（遵义县人）、陈仲庵（遵义县人）、张钧（遵义县人）、李济民（团溪人）、陈文范（湄潭人）等十一名第二批中共党员。中共遵义县委在发展这批党员时，因审查不严，国民党特务陈文范秘密混进了党内。

中共遵义县委在遵义县城乡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1936年夏，国民党特务联合搜查黔北书店，从书店内搜出大批进步书刊，还从邮局截获大批在外地读书的遵义青年邮寄给黔北书店的大量宣传品。为免遭国民党反动当局拘捕，谢丰被迫离开遵义转移去上海，王坪转移去南京。同年6、7月，中共遵义县委机关所在地团溪的局势开始紧张，《新民月刊》在邮局寄发遭到扣压。经杨天源请示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意，1937年初，在团溪开展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张宗启、欧阳纯粹、田伯萍、徐炬和进步青年徐健、周声、徐佩兰、夏淑芬等．离开遵义去上海，转赴延安。

1935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在贵阳被捕，中共贵州省工委机关遭到破坏。中共贵州省工委决定各地党组织分散隐蔽活动，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暂时停止上下级联系。1936年7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派中共党员孟心田（孟昭然）隐蔽来到遵义，向杨天源传达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关于暂停活动，保存力量的指示，7月底，中共遵义县委停止活动，同各地中共党员停止联系。

1936年夏天，遵义县农村遭遇特大旱灾，不少农民因缺吃少穿，被迫揭竿而起，自发地组织起来“吃大户”的行动此起彼伏。在火烧舟乡下开展活动的中共党员罗俸余，向中共遵义县委宣传委员谢树中、罗俸宽汇报了当前遵义县的农村形势和农民动向，建议趁此时机把“遵湄绥游击队”恢复起来，开展武装斗争。谢树中、罗俸宽也认为恢复“遵湄绥游击队”的时机已经到来。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遵义县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县临委”）来领导这场斗争。

1936年8月，根据斗争需要“县临委”成立。谢树中任书记，罗俸宽任组织委员，陈文范任宣传委员，罗俸余任军事委员。1936年10月，跟随红三军团长征北上的中共党员周济回到遵义，同谢树中、罗俸宽接上关系。周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川南，曾任过川南游击队指导员，有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应该参加“县临委”领导恢复“遵湄绥游击队”。他们决定改组“县临委”。改组后，谢树中任书记，周济任组织委员，罗俸宽任宣传委员，罗俸余任军事委员，陈文范不参加“县临委”。

“县临委”成立后，作出三条决定：一是继续由罗俸宽和谢树中在遵义省立三中和老城短期小学开展“学运”；二是派人打进敌人内部开展活动；三是周济任“遵湄绥游击队”政委，陈文范任政治部主任，罗俸余任队长，具体抓“遵湄绥游击队”的恢复工作。为了配合罗俸余在火烧舟恢复“遵湄绥游击队”的工作，1936年8月，“县临委”决定成立中共火烧舟区委员会，指派罗俸永（罗红）任火烧舟区委书记。火烧舟区委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县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

由于国民党特务陈文范秘密混进我党内部，并任职于“县临委”和“遵湄绥游击队”领导机构，“县临委”主要成员的活动情况早被国民党遵义党务督察处派特务分子跟踪。

1936年11月16日下午2时，谢树中、罗俸宽、陈文范去张正宾家同周济研究“县临委”的工作。事前得到准确情报的国民党特务包围了张正宾家，抓捕了谢树中、罗俸宽、周济和陈文范。敌人抓陈文范，目的是想要陈文范继续潜伏在我党内部搞破坏活动。11月17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遵义县城进行空前大搜捕，逮捕了中共党员罗俸道、唐绍刚、李厚德、张钧、侯伟、庹能鹏；进步教师余正邦、周声、张淑惠；进步学生罗正芳、李治华、詹玉莲、陈仪贞、孙碧玉、谢家先、杨天淑、孟光宇、肖健、徐则、黄颖、李伯群、樊友、杜淳、胡西等和社会人士一百多人。

没有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学生，在11月17日晚上四处动员被捕学生家长、社会上层人士、学校师生、城内商人，于11月18日举行罢课、罢市，包围了国民党遵义县党务督察办事处，游行抗议当局滥抓无辜学生。罢课、罢市持续两天，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陆续释放了大批学生和教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将谢树中、罗俸宽、周济、余正邦、孙玺常、张正宾和陈文范押解贵阳继续审讯。余正邦、孙玺常、张正宾三人在贵阳关押一段时间后，后因没有证据，被解送到遵义取保释放；陈文范破坏中共党组织有功，当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务室的骨干；周济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谢树中被判八年、罗俸宽被判六年，转押重庆巴县监禁。罗俸宽在狱中因久被敌人折磨，于1937年9月29日去世；周济、谢树中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多方营救，1938年3月出狱，周济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社，谢树中返回遵义开展地下活动。

“县临委”在1936年11月谢树中等被捕后，活动自然停止，但其他中共党员还在继续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由“县临委”批准成立的火烧舟区委，一直坚持在火烧舟和遵义城活动，1937年秋，罗俸永离开遵义去延安，火烧舟区委机构消失，活动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