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对迫害争民主 万众一心迎解放

遵义县解放轶事

中共遵义县地下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到国民党遵义县当局的破坏后，县委书记杨天源转移去湖南常德隐蔽。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党员到遵义县境开展地下活动，坚持到抗战胜利；中共川南地下党派到遵义县开展活动的党员，坚持到解放。

隐蔽在湖南常德的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曾于1944年冬、1948年初两次返回遵义，准备恢复党的组织，后因条件不成熟，被迫重返湖南常德隐蔽。1947年12月，中共川东临工委派贵州籍中共党员张立回贵州建立起黔北工委。1949年2月，张立前往香港找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办事处，根据上海局指示，黔北工委同川东特委割断了联系；上海局批准成立了以张立为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

1949年3月，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贵阳中山中学高中部学生、遵义人幸必泽回遵义发动群众开展反美反蒋斗争，准备迎接遵义县解放的工作。幸必泽接受中共党员宋至平的直接领导。幸必泽回到遵义，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月初，幸必泽等人根据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下发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暂行章程》，在遵义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曙光社，即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曙光社成立了领导机构，领导机构称核心领导小组。核心领导小组由幸必泽、王孝源、余大才、刘慎先、王慎公、熊明朝（女）、杨世贤（女）、王正初、李先淮等九人组成，幸必泽任组长。

曙光社从成立到遵义县解放，先后发展社员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在遵义县境内发展八十多人。曙光社还在遵义县的团溪镇发展了社员并建立了曙光社团溪支部。团溪支部的负责人是王正初。

根据1949年夏，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关于“地下工作的重心转为中心城市做迎接解放工作”，“遵义是贵州的重要城镇，一定要想方设法确保完整解放”的指示，曙光社发动群众，针对国民党遵义当局的反共应变计划，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当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曙光社的首要任务。曙光社社员利用交友和探亲访故的机会，向遵义城乡群众进行广泛的口头宣传，驳斥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造谣和诬蔑；同时，曙光社还翻印了一些党的文件，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通过社员散发到广大群众中秘密传阅。7月中旬，曙光社创办了自己的油印刊物《曙光周刊》。《曙光周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把进步书刊发表的文章转载。每期《曙光周刊》印出后，马上由曙光社的地下交通员送发到城乡各地。

调查了解、收集遵义的敌情动态和社会情况，是曙光社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按照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拟定的《调查研究提纲》，曙光社组织力量进行了不间断的调查工作，给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提供了可靠的情报。1949年秋，国民党派一个宪兵连进驻遵义城。为查清该连情况，曙光社核心小组派熊明朝（女）去进行这项工作。熊明朝通过自己的一位正在同这个宪兵连连长杜宁谈恋爱的女同学的关系，深入到宪兵连内部，将宪兵连的兵力、防地、装备、岗哨、军犬、换岗时间摸得清清楚楚，带回交给组织。曙光社团溪支部，组织社员调查掌握了大量社会情况，为解放后遵义县人民政府接管团溪镇提供了很多方便。

遵义县解放前夕，国民党提出武装保卫大西南，派了大量军队进驻遵义城。曙光社成立后，驻遵义城的国民党军队有：刚组建的贵州省第二绥靖司令部；第八编练司令部；遵义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三团；第二交警总队；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结合当前形势发展，曙光社核心小组认为：要确保遵义城的完整解放，必须开展“兵运”，掌握武装。曙光社核心小组先后派遣社员余大才、梁仁德、段启荣、贾百川、胡振宇通过关系打进国民党军队去当兵，做国民党士兵的统战工作，加强掌握武装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争取过来一百多名国民党中下层官兵，为完整解放遵义做出了贡献。

1949年8月，湖南常德解放。隐蔽在常德的中共遵义县委书记杨天源同中共常德地委接上关系，常德地委将他分配到常德地委宣传部工作。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急需了解敌人在贵州的布防情况，杨天源又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络处。10月，杨天源第三次回到遵义城，他这次是回遵义调查敌情的。他在遵义城，通过进步人士陈福桐向潘名挥转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长关于解放遵义的指示：要千方百计保护电厂和《民锋日报》印刷厂；保护遵义城不受破坏，资产不受损失，特别是粮食不受焚毁、不被运走；争取敌军起义。

杨天源只在遵义城里住了一个晚上，次日就赶回团溪老家，他在团溪召集肖义德、欧阳纯儒、晏东蕃、晏东荟等开了个小会，向到会的人传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给到会的人布置了迎接解放和争取第八编练司令陈铁起义的工作。杨天源还派人到三岔，把在三岔隐蔽活动的李元化通知到团溪，布置了迎接解放的任务。次日离开团溪前往瓮安、福泉等地侦察敌情。

幸必泽得到潘名挥转达的指示，立即赶到团溪与杨天源接头，杨天源已离开团溪。幸必泽向肖义德介绍了曙光社在遵义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请肖义德转告杨天源。肖义德给幸必泽复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和联络暗号。

曙光社根据幸必泽带回的指示，在遵义城和团溪全面开展了政治宣传，组织了护厂、护校斗争。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贵州境内逼近，遵义国民党反动当局实施反共应变计划的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情况日趋紧急。曙光社核心小组决定，把已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官兵统一组成一支部队，公开打出番号，威慑敌人，保护遵义。于是，“川黔边区游击纵队”（以下简称“边纵”）正式成立。

“边纵”由刘兆富任司令员，潘名挥任政治委员，幸必泽任副司令员。对外代号称“型泽”，意为是中共党员徐型一和曙光社负责人幸必泽联合组织的部队。纵队下设五个支队。“边纵”成立后，印发了《告黔北人民书》，向遵义县人民宣布：遵义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号召遵义人民行动起来，抵制国民党遵义当局的应变计划。翻印了一万多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边纵”和曙光社成员通过各个渠道秘密散发给国民党各级党、政、军机关的负责人和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同时，还以“边纵”城工部的名义，给遵义国民党当局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发去规劝信，规劝信的内容是：“XXX先生，遵义即将解放，你应负责保存所部一切资财档案，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解放后论功行赏，量才录用。如拒不执行命令，定当严惩不贷，切勿等闲视之为要。”

在广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的同时，曙光社和“边纵”采用上下结合的方法，发动遵义城内各工厂、学校的工人和学生秘密组织起来，开展护厂、护校活动，迎接解放；对大兴灰面厂、邮电局、各个粮食仓库和各家银行，曙光社和“边纵”都作了相应的防卫部署。与此同时，“边纵”和曙光社还通过各种关系加紧作国民党军队驻遵义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确保遵义完整解放。先后争取了贵州省第二绥靖公署中将司令吴剑平、国民党军二七五师少将参谋长兼遵义留守处主任李益昌、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第四军官总队少将副总队长鲁若参等人。

1949年11月19日，曙光社和“边纵”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至湄潭境内，即派曙光社社员白仲乾、王永棋、何国仁前往湄潭方向去迎接部队进城。11月20日夜，曙光社和“边纵”在城内展开了紧张的护城斗争。为了防止国民党遵义当局溃逃前搞破坏，晚上10时左右，刘兆富、潘名挥、幸必泽率领“边纵”葛德威连部和另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了丁字口一带，在一家商店楼下设立了指挥所。潘名挥以“边纵”名义，命令邮电局确保电话畅通，接着又用电话向重点保护的工厂企业联系。要他们随时向指挥所汇报情况。幸必泽带领一部分人到市中心各处查看巡逻，在张肇奎的指挥部楼梯下抓住中统行动大队长吉荣；晚上12点，抓住国民党专员卢杰的传令兵，刘兆富、潘名挥、幸必泽亲自审问，掌握了卢杰的兵力部署。11月21日凌晨1时，大兴灰面厂工人打来电话，报告有国民党军队要强行进厂搞破坏，要求“边纵”增援。“边纵”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打退了包围大兴面粉厂的敌兵。11月21日黎明，“边纵”发出了安民告示，稳定城内秩序。同时，派出幸必达、付帮荣、晋润昌、喻圣训、曾宪云等分头接管了仓库、电台、工厂、银行、企业，封存了这些单位的重要物资，并派部队加强了警卫。曙光社在城内组织群众，准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11月21日上午9时左右，白仲乾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二野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入城。遵义城以市容如常，人心安定，一切完好无损地迎来了解放。

湄潭暴动

1947年12月，中共黔北工委成立后，采取发动群众捐款，购买枪支弹药；自制刀具和潜入敌人内部搞“兵运”策反等工作，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1949年9月初，国民党四十九军二七五师八二五团（团长练可白，通称练可白补充团）在凤冈、德江征兵。中共黔北工委的先仲虞、刘学礼、周知群、林茂德四人认为这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搞“兵运”的好机会，组建了一支由游击队员组成的“新兵营”前去应征。1949年10月6日，“新兵营”被编为八二五团第三营，刘学礼任营部书记官，林茂德任文书，并作李明吉、吴昌荣的“参谋”。周知群、张志高、何昌达、冉容等分别在所属的三个连任副指导员、文书、列兵，左右连长行动。曾宪川则打入团部通讯连，掌握团部动态。11月18日，吴昌荣在团部开会得知队伍将于次日离开湄潭开往遵义的消息。林茂德立即主持召开党支部秘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10时暴动。指定张志高烧掉营房附近的草棚，以火光为行动信号。暴动人员一律不戴帽子，口令是“前进”。国民党对此次暴动完全不知。当晚，全营仅仅在七星桥边上的车站路口，与岗哨发生零星枪战，全营无一人伤亡，顺利出城。部队走到距湄潭县城十公里处的流河渡乡，用一个班的兵力袭击了国民党乡公所，击毙乡丁三人，缴枪十二支，手榴弹四十枚，电话机一部。抵达永兴后，由于部队刚刚暴动成功，加上永兴镇上驻有国民党中央政治部第十七临时教育疗养院人员近千人，就放弃攻打永兴，从永兴菜园村绕过去凤冈。到凤冈鄢家桥，又袭击了由思南开往湄潭的一辆国民党军车，击毙三个士兵，缴获长短枪七支，俘虏国民党上尉军官一名。

次日，部队到德江县覃家湾休整后，命名为“黔北游击队”，后与先仲虞等部汇合改称为“黔东北游击队”，李明吉任司令，先仲虞任副司令，刘学礼任政委，吴昌荣任参谋长。1949年11月17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军先头部队三十师在煎茶会师后，湄潭武装力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北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王绍清，政委何恩余，驻防湄潭。

“三出四进” 解放余庆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第四十九师由湖南进入贵州，11月12日由石阡进入余庆。12日中午师侦察连先行抵达白泥满溪，俘获乡兵。侦察连连长一边冒充国民党四十九军某营王营长之名给余庆县长许用权打电话，告其奉命率部经余庆去贵阳，要其准备住宿和粮草。一边令部队摘掉帽徽、胸章向县城急进。部队从下里渡河，由许用权派来迎接的两人带往县城。当部队行至梓桐阁时被国民党常备队队长马敬思识破身份，马敬思转身就跑，顿时枪声大作，侦察连立即兵分两路围击城北和余庆中学，在余庆中学俘虏防剿大队一百余人。许用权见余庆县城已被突破，便带县政府要员及常备队一百余人向关庄、茶园一带溃逃，余庆县城宣告解放。次日，满溪、小腮、龙溪相继解放。三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第四十九师离开余庆县城向贵阳进军。

余庆的解放、政权接管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从解放之时至1950年7月，历时八个月，在与国民党反动力量和地方武装、土匪势力的残酷斗争中，接管干部战士历经艰险的“三出四进”，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进余庆。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支队第四大队五中队接管余庆。姚传德、于振东、刘法文率接管干部、战士一百五十余人，由中共镇远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富海和解放军一五O团某连护送经黄平旧州进入余庆接管政权，建立中共余庆县委和余庆县人民政府。国民党余庆县参议长曾仁宇、县党部副书记长陈继伯、县商会会长曾显芳、白泥镇镇长汪乃益、县党部干事汪永年在县城相迎，县城数百群众聚集到余庆中学门口至县政府大院，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迎接管部队到来。县长于振东当日宣布余庆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支队第四大队五中队入驻余庆后，立即组织干部到各区乡，积极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主张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二是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行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三是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四是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五是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六是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七是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来说，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八是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确保人民安居乐业。通过开展政策形势教育和广泛宣传《约法八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同时，成立了由姚传德、于振东、刘法文组成的中共余庆县委员会，开展接管政权和组建县人民政府工作。姚传德任中共余庆县委员会书记，于振东任中共余庆县委员会委员、余庆县人民政府县长，刘法文任中共余庆县委员会委员、余庆县公安局局长。其余接管干部由县委分批安排到县机关和各区乡任职。12月上旬县委派出四个工作组到区开展政权接管工作。杜仲文任中共一区（白泥区）委员会书记，王凤瑞任中共二区（龙溪区）委员会书记，朱学周任中共三区（太平区）委员会书记，王洪范任中共四区（敖溪、松烟区）委员会书记。

余庆县委、县人民政府组建后，开展了对原国民党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开导及归降工作。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余庆后，向国辉、许用权带领国民党县政府要员及保警大队一百余人向关庄、茶园一带逃跑，后退守到太平，设立国民党县政府临时办公处。并和旧区长陈英一起，派捐收税，企图以游击的形式，长期与人民政府对抗。各地匪首自立匪部，扩展势力，公开与人民为敌。

1949年12月3日，余庆县人民政府通过进步人士孙荣河，向许用权秘密传送劝降书，要他申明大义，缴械投诚。许用权接信后，次日即派出建设科长靳其箴到龙溪与孙荣河会见，进行第一次谈判。随后又派保警大队长马敬思同靳其箴一道，到龙溪进行了第二次商谈。12月7日，中共余庆县委书记姚传德与接管干部华文廷、林金玉一道，同许用权派的代表靳其箴、马敬思在龙溪进行了第三次谈判，靳其箴、马敬思同意投诚。

12月12日，靳其箴、马敬思带着《约法八章》和投诚协定回到太平。许用权召集原余庆县政府、自卫队部分人员商议投诚的具体行动，但却遭到了向国辉和陈英的反对。12月13日清晨，向国辉和陈英密令手下将马敬思杀害于太平街上，并下令追捕靳其箴、赶走许用权。12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〇团一营一连和接管部队攻打太平，陈英、向国辉率领保警中队一百余人和第三防剿大队四十余人从太平逃到乌江北岸，与王再明、毛廷燕勾结，四处联络各股土匪，盘踞敖溪、龙家、松烟一带。12月22日，他们在关兴乡王再明家聚会，成立“黔东绥靖区余庆县自卫军指挥部”，王再明任指挥、毛廷燕（曾任国民党四十九军营长）、陈英任副指挥、向国辉任政工主任，任辑之（国民党贵州省参议员、国大代表）任参谋，企图统一指挥各股土匪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

马敬思被枪杀后，许用权带着家眷出走瓮脚，后由瓮脚至黄平旧州。许用权到旧州后，经张毓后、张一鸣二人引见，见到了正在旧州工作的中共黄平县委书记张玉环，许用权请求张玉环转告中共余庆县委、县政府领导，自己愿意为人民政府工作。12月下旬，许用权同原余庆县政府科长许崇汉、教育科长朱众康、邮政局长金朱选等十余人由旧州回到余庆县城，向人民政府交出了余庆县政府的印章、文件以及公物，办了正式移交手续。

但是，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却引起了王再明、陈英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疯狂反抗。由于入川作战部队回师贵州后，主要驻防在重要城镇和交通沿线，未及布防边沿县城，因此，这伙顽固分子错估了形势，以为这是“真空地带”，公开抗粮不交，组织反革命暴乱，残害干部，攻打县城。

太平区的惯匪钟志达（曾向人民政府投诚、被委任为太平区剿匪大队长）被陈英、田兴云（原余庆县保警中队中队长）、毛廷燕等勾结叛变，于1950年2月12日，包围太平区人民政府和区支前委员会，杀害支前委员冉锡光、郑雪峰。钟志达自称为“黔东反共救国游击队”副司令，陈英为司令；以支前委员会作掩护的反动分子田应显（原国民党余庆县党部干事、中统特务），与石阡的匪首“冲天炮”冯国清、施秉的匪首刘国臣勾结，自称“贵州省黔东第一军区剿匪纵队”纵队长。经过策划，他们于1950年3月10日，在满溪乡第五保（今新寨村）杀害了征粮干部黄转龙、饶东海。3月12日又包围攻打小腮乡政府，乡长颜承贵在激战中英勇牺牲。3月14日清晨又攻打余庆县城，被余庆县大队、公安队以及刚到余庆驻防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八十九军三二八师九八二团一齐反击，打退了土匪的进攻。

田应显从攻打余庆县城的失败中感到，他们要想攻占和盘踞余庆县城，必须策反原国民党三二八师师部和九八二团。三二八师所辖的九八二团驻守余庆县城附近村寨，九八三团驻守龙溪区，九八四团随军部驻守黄平县的旧州镇。三二八师师部驻余庆县城原县卫生院和白泥小学（今实验小学）。由于刚刚起义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整训，只是在该师各级派进了解放军代表，部队番号等一切均原封未动，其部队的作风，特别是一些旧军官的反动本质未得到改造。经田应显和地方反动分子二十多天的秘密游说、策反，以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三二八师九八二团一营营长卢开麟为首，一营军官为骨干，七个连的官兵一千余人在1950年4月3日深夜于县城叛变。

当时，余庆县委书记姚传德在镇远开会。县长于振东带领警卫员、公安干部刘毓武、张福友等赶去三二八师师部联系汇报情况，随即同军部军代表王振扬等十三人率先突围到黄平县平溪区请求部队支援。余庆县政府其余干部及战士在文庙内严阵以待，组成战斗队突围。率先突围的税务局局长朱生不幸中弹牺牲。大家在突围不成的情况下，又折回文庙院墙内坚守。4月4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防止再遭不测，县政府人员经与师部交涉，采取紧急措施，在掩埋朱生后撤出县城前往旧州。撤退行军中，接管干部胡新民、张屏东、胡青山三人又被土匪杀害而牺牲。

二进余庆。1950年4月5日，九八二团叛变后，国民党起义部队八十九军军部命令九八三团由龙溪移驻余庆县城。九八三团团长蔡世康擅自将二营留驻龙溪，抗命不随师部撤出龙溪。当师部刚一离开他就公开叛变。

4月6日，最后一批接管干部和公安保卫队队员，分别从太平、龙溪回到余庆县城。九八二团叛变时，从余庆县城撤退，后因联络失误而掉队的七位同志也回到县城。根据地委指示，七位同志随一五〇团二营去黄平县旧州，行抵一碗水，碰上镇远军分区司令员张绍武，张绍武了解到余庆县城尚存一百多万斤粮食后，立即要一五〇团二营赶回县城。4月7日清晨出发，行抵县城小城寨和桥寨，发现蔡世康率部企图包围余庆县城，经与一五〇团二营首长研究，为保存实力，决定主动撤出余庆仍前往旧州，与先期到达的于振东等汇合。

部队撤离余庆到达旧州后，一些接管干部和战士情绪产生了波动。县委及时做思想工作，并同时用电话向中共镇远地委组织部长王富海汇报，王富海要全体接管干部去黄平参加整训。4月12日傍晚，全体接管干部向黄平进发，但途中遭土匪袭击，被迫撤回旧州。王富海得知情况后，决定亲自到旧州做接管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4月14日，王富海由黄平县公安局指导员杨云福及黄平县委警卫员徐德运等二十三人护送，行至离旧州约五公里处的梨树坳，遭土匪四百余人包围伏击。在突围中，王富海、杨云福、徐德运等十三名同志英勇牺牲。噩耗传来，待在旧州的全体接管干部纷纷表示要打回余庆去，坚决消灭叛军土匪，为王富海等牺牲的同志报仇。

三进余庆。1950年4月25日，待在旧州的接管干部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参谋长潘焱的通知，第三次赶回县城。次日，大家听取五兵团宣传部副部长康健作《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要求全县广大干部团结奋战，粉碎叛军和彻底消灭各股土匪。听取报告的接管干部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充满胜利的信心。三日后，五兵团另有任务需移防。全体接管干部是留在余庆还是再次撤出，县委根据当时得到的情报，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白泥区以田应显为首的土匪已与镇远县孙绍武匪部合并，并收留了部分叛军，匪众扩大到六千余人，正策划攻打余庆县城，同时还妄图抢占旧州的军火仓库。以太平为据点的陈英、王福堂匪部和毛廷燕、田兴云、王再明匪部已勾结在一起，叛军卢开麟、蔡世康仍在余庆县周边活动。因此，为了保护干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县委决定大家再次撤出余庆。并确定部队绕道经草塘、瓮安、福泉、马场坪、炉山到黄平。

四进余庆。1950年五月，盘踞余庆的武装土匪势力十分猖獗，他们利用余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地形，四处联结，窜扰邻县，致使黔东北一些县份不得安宁。

1950年6月上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贵州省军区决定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抽调一部分机关干部，组成东西两个集团，重兵进剿各地土匪，余庆被定为重点进剿地区。东集团指挥部带领一三六团、遵义随校、一三八团、一四〇团、一四八团、一五〇团，从瓮安、湄潭和余庆的龙溪三个方向，对盘踞太平一带的陈英、王福堂匪部进行了铁壁合围。6月14日，余庆县暂住黄平的接管干部、战士一百五十多人，随同一五〇团二营，第四次进入余庆，并按在黄平组织上调整的建制，各接管干部立即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几天后，陈英、王福堂匪部以及石阡的吴登仁、吴河清等匪部被消灭，五兵团副司令员尹先炳、参谋长潘焱、宣传部副部长康健，以及省委组织部长郭超等先后来到余庆。在东集团指挥部和省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县委领导全县干部和人民群众迅速开展了清匪、反霸、废债、征粮和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民兵队、扩大地方武装等多项工作，并很快打开了局面。

“四进余庆”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余庆人民进一步翻身得解放，为进行伟大的土地改革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解放军戒赌趣闻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遵义县板桥镇后，立即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首先是清除土匪，对那些威胁人民政权的土匪给予狠狠地打击，其次是铲除旧恶习气——赌博。解放军治赌博的方法也很特别，他们对群众检举的赌博人员一般都是批评教育，责令写悔过书；对不听政令，顶风参赌的人员，抓获以后，除了批评教育外，还要给予体罚。这个体罚既不是打骂，也不是罚款，而是让赌博人员到外地去进学习班，至于到哪里呢？则通过看他们的座位来决定。坐东的走东方，坐南的走南方，坐西的走西方，坐北的走北方。如赌博的人坐在东面的，就把军管人员出具的条子送到绥阳县军管会，在那里由军管会组织学习，学习期满后，军管会出具证明，拿回板桥来销差；坐在南面的，就到遵义县军管会（南白）去学习，学习期满后，军管会出具证明，拿回板桥来销差；坐在北面的，就到桐梓军管会去学习，学习期满后，军管会出具证明，拿回板桥来销差；最倒霉的是坐西边的，需要到金沙县军管会去学习，学习期满后，军管会出具证明，拿回板桥来销差。

那时交通不方便，又没有汽车，全靠走路，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受此处罚的赌徒们和抱着侥幸心理参与赌博的人，再也不敢赌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