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组织领导斗争 抗日救亡图存

抗日英雄小记

王俊臣，1896年生于贵州省遵义县板桥镇，早年毕业于板桥高级小学堂。1924年入伍，曾在第五军任营长。1935年入贵州侯之担的二十五军教导师。不久，教导师被蒋介石收编，二十五师再度整编后改为一四O师，调驻陕西洛阳。其后，该师又先后奉命驻甘肃省的泰安、通渭、清水、张家川和陕西省的宝鸡、虢镇、兰回等地。其间，王俊臣先在该师八三六团一营任营长，后任该团中校团副。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四O师拨归国民党第八军黄杰部建制，并移驻陕西临潼、渭南一带，沿境内黄河南岸布防。年底，日寇占领太原后，派一个旅团配属坦克、骑兵等特种部队，沿同蒲铁路及两侧地区，经临汾、侯马、绎县、垣曲、问喜等地向南进犯。我友军在前线节节抵抗，伤亡惨重，乃向晋西和晋东南方向撤退，日军先遣部队千余人则迅速到永济、黄城附近，企图接近黄河北岸。

为了阻击来犯之敌，以便有较充裕的时间加强河防工事，并掩护抢运聚集在潼关对岸风陵渡车站的军用物资，军部命令一四O师派出一支机动部队由潼关渡河北进，阻击渗透到永济、芮城一带之敌。师部随即令八三六团副团长王俊臣率本团两个营和八三七团两个连先后北渡黄河执行任务。王俊臣率领一营（营长刘植斋，湖南芷江人）先行渡河，其余部队随后跟进。渡河后，第一营活动于永济附近的中条山区；第二营活动于运城及其以北地区；八三七团的两个连则活动于夏县。这支机动部队，在王俊臣的指挥和当地民众的协助下，依托中条山脉复杂、险峻地形，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以较小的代价，积小胜为大胜，共击毙击伤日军官兵五百余人，迫使敌残部狼狈逃回运城以北地带，打乱了日军南侵的计划，稳定了战局，使山西战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形成拉锯战和相持状态。

1938年3月，日寇企图进犯徐州，一四○师奉命再度整编准备驰援徐州。师部命入晋机动部队迅速撤离中条山区战场，渡回黄河南岸待命，并令王俊臣派该团二营（营长肖绎州，贵阳人）将风陵渡北岸火车站的火车机车、车皮、汽车、仓储设施以及尚未抢运至南岸的军需物资等，悉数炸毁，以免物资被敌人利用。

1938年4月中旬，一四○师在潼关、灵宝一线乘火车奔赴台儿庄，并归属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指挥。一四○师抵达台儿庄车站后，孙连仲即令该师驰赴台儿庄东南端之禹王山左翼地及望母山（又名王母山）阵地，并防守该地段运河西坪河防及构筑河防工事。一四○师则派八三六团防守禹王山左翼阵地，派八三七团防守望母山阵地。王俊臣率八三五团坚守禹王山左翼阵地，面对强大的敌人的猛烈攻，他寸土必争，率领全团官兵反复与敌短兵相接，奋战拼杀，一次又一次击退敌之攻势，血战旬余，使敌未能越雷池一步。但在一次争夺战中，王俊臣在指挥战斗时，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不幸壮烈牺牲，为国捐躯，时年42岁。王俊臣是一四○师在抗日战争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死后被追授为上校。

彭镇璞，（1910～1939）绥阳县郑场镇人，小学毕业后考入贵州崇武学校，毕业后在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三师先后任排长、特务连长、营长、副团长、少将团长等职，1935年受训于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军官高等教育班，毕业后，时值抗日战争开始，担任新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率团驻守黄河铁桥，与南犯的日本军队展开激战，后来退守山西韩城禹门一带，1938年12月，盘踞河津的日军以八七联队，龟田大队和皇协军五千多人，大炮二十多门，在飞机的配合下，进攻禹门前沿阵地。彭镇璞率全团战士浴血奋战，打退了日伪军多次进攻，并夺回了龙门山阵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1939年4月，日军土肥原部进攻晋东南浮山地区，彭镇璞奉命率团进攻日军左翼，在攻下敌人第一道防线时，他左手受伤，但仍坚持指挥部队进攻第二道防线，此时敌人拼死抵抗，我军伤亡很大，战斗进展缓慢，彭镇璞立即和参谋人员冲出战壕指挥，在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敌人炮弹炸伤左胸，身负重伤，经前方医院抢救无效，于4月17日18时为国捐躯，年仅二十九岁，国民政府国防部追认为抗日阵亡烈士，追授少将军衔。遗体运回绥阳安葬，家乡人民在县城和郑场均举行了隆重的万人追悼会，将烈士遗体安葬在狮子山麓避袁洞左侧。

彭镇璞烈士出生地绥阳郑场镇

见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两位军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日，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处长的夏禄敏（遵义绥阳人），接到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要他务必于9月2日前到湖南芷江接受新任务。夏禄敏赶到芷江，何应钦告诉夏禄敏：“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即将举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蒋介石委员长已授权给我全权办理全面受降事宜”。何应钦当即命令夏禄敏赶赴南京，并安排三项任务：第一，安排好陆军部所属机构到南京后的住处、办公地点及安全保卫工作等；第二，负责落实陆、海、空各部门，以及国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员乘坐的飞机及办公室和住处等；第三，具体落实好举行受降礼堂办公环境的布置，后勤保障以及安全保卫等工作。

几乎是在安排夏禄敏回南京的同时，何应钦也命另一个绥阳籍将官张涛回南京安排陆军总部从重庆迁回南京及准备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相关事宜。张涛是1943年何应钦任中国陆军总司令后，即由何应钦调任陆军总部警卫团少将团长，并与何应钦同时驻守湖南芷江。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隆重举行。8时52分，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步入会场，站在何应钦旁边的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处长夏禄敏和陆军总部警卫团少将团长张涛。9时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十分不愿地解下随身携带的、那把曾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佩刀，交由他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

这时，夏禄敏发现冈村宁次等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侵略者，个个深感绝望，精神颓丧，呆若木鸡。随后，何应钦宣布日本投降代表退席，整个仪式进行三十分钟便宣告结束。这也是夏禄敏、张涛等国民党将领，终生难忘的三十分钟。夏禄敏把受降典礼的陈设和签字用的“文房四宝”以及冈村宁次的佩刀、马鞍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东西，妥为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绥阳人能有幸见证中华民族这一光荣神圣的时刻，也是绥阳的光荣。

湄潭县抗日救亡运动二三事

1937年秋冬之际，鉴于国内的抗战形势，湄潭中小学爱国学生发起组织了学生抗日救国团（以下简称救国团）。救国团成立以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募捐等活动。一天，救国团的学生到湄潭县政府向县长马正修募捐，马正修不但不捐款，反而污蔑地说：“学生不好好读书，国难期间，闹什么运动、演剧、募捐，这简直是汉奸行为。”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辞，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无比愤怒。学生们给马正修写信，要求约定时间，到校公开答复。这天，湄潭县城中小学生齐聚湄潭中学操场，手持童子军军棍，当马正修带着卫兵来校后，学生代表向马正修严厉地质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演剧募捐支援前线，何谓汉奸行为？”马正修被问得理屈词穷，无言对答。顿时，在湄潭中学操场，学生们群情沸腾，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响亮的口号和现场严肃的气氛，迫使马正修不得不当场捐款拾元，然后才灰溜溜地离开。此后，救国团还到离城四十里的杨家山演出歌剧《冰天雪地的难民》和演唱《流亡三部曲》，一次演出后，一位鬓发斑白的穷苦老人很受感动，特意走到后台，将几枚铜板交到演员手里，表示了他的心意。不久，县长马正修离开了湄潭，湄潭中学校长也被撤换，派来了新校长乔光鉴。

乔光鉴，贵州省镇远县人，早年在北平读书，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共产党员。“七·七”事变后，回贵州从事教育工作。乔光鉴接任湄潭中学校长后，先后聘来顾诗灵、严林心、顾光中、王启等教师，这些教师思想进步，积极主张抗日救国。他们来校不久，就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寒假，他们发动学生组织寒假宣传团，以学生住地划分小组，每逢当地场期，就集中作抗日救亡宣传，学校按期给各组寄发宣传资料，使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普及到全县各个地区。

1938年春，乔光鉴与顾诗灵、严林心等人，以进步学生为基础，在湄潭中学秘密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组织。参加的学生有周成极、黄培纪、廖清廉、冯开显、王国柱、刘其华、肖仕梁、张永正、梅位宾、王素娟、卢仰型等四十余人。由于最初“民先”组织尚未公开，就由“民先”队员领导全校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是组织读书会。读书会名义上是组织一些学生认真读书，实际是指导读书会员阅读进步书刊，如《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救中国》等，并组织会员座谈、交流学习心得，提高革命觉悟；二是成立实验队。实验队下设纠察队、民众服务队、宣传队等，他们每逢场期，上街教民众识字，为抗日将士家属写信，排演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宣传；三是成立青年抗日同盟会。发动全校师生开展募捐活动，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为了准备将来打游击，还两次在学校附近的白虎山、罗家湾山上进行军事演习。

1938年，中共湄潭地下党组织建立，曾派党员李绰然（后叛变）、张人均深入湄潭中学活动，先后从“民先”队员中吸收冯开显、黄培纪、刘其华、廖清廉四人入党，成立了湄潭中学党支部，从此，湄潭中学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党组织的领导。

1938年暑假，湄潭中学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师生几十人成立一个宣传队，定名为“飞鹰步行团”（以下简称“步行团”），“步行团”在乔光鉴校长亲自率领下，徒步经遵义到贵阳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与贵阳“民先”组织会师。参加“步行团”的学生有周成极、黄培纪、廖清廉、冯开显、张永正、广仲伦、猷慈光、何德昌、罗载贤、肖仕梁、王素娟、关祖慧等。“步行团”的男同学一律穿灰色学生装；女同学穿白色上衣，黑裤（裙）。每个学生束皮带、扎绑腿、戴白底油印五角星臂章，背简单的生活用具背包。

“步行团”制作了两面白底方形团旗，一面写上“飞鹰步行团”字样，一面留着空白，供有关单位签字。全体团员在出发前订立公约，表示决心：一是拥护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开展宣传活动，不畏强暴，不怕迫害，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二是全体团员按军队要求，坚持不乘车，不宿民房，不损害群众利益。每个团员在团旗下宣誓：“我们要像飞鹰一样，展翅飞翔。”

从学校出发后，团员们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沿途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抗日标语，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步行团”到了遵义，得到遵义地下党组织的接待和安排，在遵义开展了三天的宣传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

经过艰苦跋涉，“步行团”全体同学满怀激情到达贵阳。贵阳“民先”组织热情接待了“步行团”，并安排“步行团”观看话剧《塞上风云》、邀请“步行团”参加联欢会，还表示将尽力配合和支持“步行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正当“步行团”在贵阳街头深入开展宣传活动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表面上对“步行团”笑脸相待，邀请座谈，背后却唆使特务、流氓破坏捣乱“步行团”的宣传活动。幸而“步行团”早有警惕，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一天，贵筑县国民党党部邀请“步行团”参加茶话会，校长乔光鉴对当时情况作了分析，决定派代表参加，去的学生有冯开显、黄培纪、刘其华、廖清廉等六人。不出所料，茶话会一开始，主持会议的人就煞有介事地对“步行团”进行公开指责。他们质问“步行团”成立是谁批准的？学生穿军装是谁家的标志？“步行团”代表义正词严地质问会议主持人：在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的大前提下，学生组织“步行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何不对！中学没有军事训练课，学生利用假期徒步行军，发动人民起来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何不可！国难当头，还要学生死守书斋，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吗？对方当场被质问得无言以答。

“步行团”的暑假抗日宣传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恐慌，他们污蔑乔光鉴行动危险，蛊惑青少年。因而撤了乔光鉴湄潭中学校长的职务，另派了一名代理校长。为挽留校长乔光鉴，湄潭中学进步师生组织全校师生罢课。1938年9月16日，适逢湄潭县城赶场，湄潭中学师生整队上街游行，高呼“保卫湄潭中学完整，挽留校长乔光鉴！”并由湄潭中学学生自治会印发传单，大造社会舆论。9月25日，经师生开会决定，选派代表冯开显到省教育厅请愿，竭力挽留乔光鉴继续担任湄潭中学校长，但遭到省教育厅的拒绝。湄潭中学广大师生的此次行动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恼怒，为此，他们加紧了镇压活动。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湄潭设置了“党政联合检查处”，派员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学生自费订阅的《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遭到禁止。10月中旬，国民党湄潭县党部借口发现一件由重庆“生活书店”寄来的邮件中有《共产党党章》的书，斥之为“异党”活动，于是对全县各地订的进步书刊都扣押没收。

10月下旬，地下党湄潭中学党支部为了开展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总支书记李绰然提出要在纪念活动中夺回被没收的书刊，并由他拟了几条标语，由湄潭中学学生黄培纪、冯开显、刘其华、廖清廉、张永正、肖仕梁、梅位宾七人，在一天晚上翻墙出校，沿街用粉笔书写了标语。

11月4日上午，一场震惊全省的白色恐怖事件发生了。湄潭县长严溥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世锡率领一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湄潭中学，逮捕了黄培纪、冯开显、廖清廉、周成极、梅位宾、肖仕梁、张永正七人。其中黄培纪、冯开显、廖清廉三人是共产党员，另四人是“民先”队员。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到处散布谣言，对七人诬以“汉奸”罪名，妄图杀害。为此湄潭地下党组织发表了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抗日救亡活动，迫害爱国青年学生的罪行。并将宣言张贴到国民党党政机关、县城的街道及场镇，甚至连县长严溥泉的卧室也发现了一纸宣言。广大群众看到宣言，议论纷纷。强大的声势，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分，立即宣布戒严，张贴布告，离城十里以内不准鸣放鞭炮，白色恐怖笼罩湄潭。

这时，湄潭地下党员关祖潜的兄长关伯庸（在《新民报》工作）知道此事后，关伯庸用“舒靖”笔名写了一篇文章《乡愁》，发表在《新民报》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湄潭镇压爱国青年学生的罪行。

湄潭地下党组织散发的宣言和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敢对这七名爱国青年学生横加罪名、肆意杀害。后来竟以违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强加于七名爱国学生，并判处有期徒刑。这就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七人之狱”发生后，国民党特务在湄潭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在城乡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学校中连抗日救亡歌曲也不准唱了，进步书刊不准订阅，“民先”组织也被取消，原来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生气勃勃的湄潭，变得死气沉沉。

湄潭地下党组织为了继续占领湄潭中学这块阵地发展进步势力，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城区支部以卢仰柱家中寄搭学生伙食为掩护，逐步联系“民先”队员，适时地恢复了读书会，开办地下流动图书室，组织读书会会员阅读进步书刊。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读书会员达三十人左右，使湄潭的抗日救亡活动，从湄潭县城深入到广大农村和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