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风云变幻 革命如火如荼

仡佬族农民夏勇虎的反封建斗争

近代以来，遵义地域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接连暴发。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贵阳马家坡刑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杀气腾腾，如临大敌。这究竟为何？原来是斩首造反农民夏勇虎等六首领。

夏勇虎是务川县涪洋石磴坝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首领。他领导农民抗暴抗捐，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持续四年之久，在务川近代史上，是空前壮观的。在这四年斗争中，部队发展到几千人，多次打败官兵，威震黔东北。起义军打开地主豪绅粮仓，分粮给穷苦农民。弄得县官、府尹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如坐针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朝政权。

贵州巡抚潘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特下手谕，派大军残酷镇压。夏勇虎兵败被俘，押解省城斩首。

夏勇虎英勇牺牲近百年了。但他的英雄事迹，久久为人们传颂；他的英雄形象，长留人间！

夏勇虎的血没有白流。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革命史，是劳动人民的鲜血写成。那么，夏勇虎领导的农民抗暴抗捐运动，便是这革命鲜血中的一滴。

夏勇虎原名夏有福。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在务川涪洋石磴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弟兄五人，夏勇虎行二。夏勇虎出生后，正值黔东北号军造反，兵荒马乱，社会动荡。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鼓舞着全国广大受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起而响应。

太平军的革命行动，也给贵州受苦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曙光。边远的贵州山区，从沉睡中觉醒，沸腾起来了。咸、同年间，黔东北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号军起义。有四五十支队伍。思南、务川一带的号军，痛斥县官、府尹横征暴敛，勒索敲诈，胥吏因缘为奸。他们攻打官府，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夏勇虎幼年时，黄号起义军首领杨和风、贺济泮、胡胜海等率队攻打务川县城，活捉知县阮文藻、千总刘荣昌。是年冬，正安州牧于钟岳率兵至涪洋海云寺，镇压白号起义军杨五、廖大顺、申三三等人，在涪洋激战，尸横遍野，血填沟壑。

1863年，夏勇虎年满六岁，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将李福犹、李文彩率部由正安牛渡河经务川丝棉坝、当阳园过境，连营八十里。沿途打败团防军，没收财主钱粮，分给穷苦百姓。夏勇虎虽然年幼，但听长辈们摆谈这些英雄好汉打富济贫，插旗造反的故事，他却听得十分入神，一颗幼小的心灵被这些英雄形象，革命行动深深地钳住了。

夏勇虎的家乡——石磴坝，虽然山清水秀，田畴纵横，但每年辛勤劳动得来的粮食，却被官府、财主强征收刮而去，所剩无几。每当春末夏初，十之八九悬釜断炊，无以为继。由于繁重的地租、沉重的劳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把广大贫苦农民推向苦难的深渊。

夏勇虎出生地务川县涪洋镇石磴坝

夏勇虎从小就浸在这苦水里，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但他和村里的穷孩子们合得来。每天上山放牛割草，他总给小伙伴们讲太平军、白号军、黄号军打官府、杀污吏、除恶霸、济穷人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天，正当夏勇虎在讲太平军革命故事时，夏勇虎家的牛跑去财主的地里，吃了几窝包谷。财主得知后，暴跳如雷，气势汹汹地手持木棍来找夏勇虎。

“穷崽子，你胆大包天，竟敢放牛吃我家包谷，打算怎么赔？”话音未落，便举起木棍狠狠朝夏勇虎打去，夏勇虎顺势一让，木棍击在大石头上，反而击痛了财主的手。

夏勇虎说：“要赔就赔，何必动武。”

财主说：“你家打老鸦石头都没有，用什么来赔？”

夏勇虎讽刺地说：“就是你家地多，平地、山坡都占光了，牛不吃你的吃谁的！”他边说边跑了。气得财主呆立无语，浑身发抖，拿他无奈。

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勇虎长大成人。他个头虽不高，却身体结实。聪明机智，能言善道。二十二岁，娶妻成家。由于家里弟兄多，屋子住不下，便迁至老宅北面的大土居住。夏勇虎成家后，尽管夫妻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但仍是缺吃少穿，饥寒交迫。光绪年间，由于时局动荡，朝野新闻不时传入涪洋地方。夏勇虎虽是山野村夫，却喜欢关心国家大事。他的家在大路边，离涪洋场很近，来来往往的人，都喜欢在他家歇脚。旱烟一咂，茶水一喝，道长论短，总要说些里里外外的消息。因此，对许多事情，他了如指掌。

光绪十年（1884年），务川知县罗庆春下令筹义谷。农民本来岁不更衣，终年淡盐，生活已经降到最低水平，哪有力量缴义谷，四乡百姓无不怨声载道。抗交义谷，抗交捐税，轻则罚款，重则送官问罪。夏勇虎亲眼看见一些穷苦农民，因缴不起捐税、义谷、被捆绑从他家门口押往县城，内心十分难过。有一天，夏勇虎和从叔六合林、大哥福喜、三弟马棒、四弟疤子、五弟杆子等六人在家闲谈，个个都对时政不满。这时，两个穷苦农民因交不起义谷，被团丁押去县城，途经夏勇虎家门口。六人眼看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无不义愤填膺。夏勇虎率先冲到团丁跟前问：

“他们犯了什么罪？”

“抗缴义谷。”团丁回答。

“把他们都放了，去禀报你们大老爷，就说夏某替他们代交。”

“我们奉命执行公事，那可不行。”

“放了就行，不放不行。”

团丁们见对方五六个彪形大汉，剑拔弩张，怒目而视，感到众怒难犯，只有把人放了，灰溜溜地跑回县城向知县罗庆春禀告。

罗庆春得知，火冒三丈，便亲自到涪洋巡视。路过夏勇虎家门口，一块好端端的泥院坝，被罗庆春的马队践踏得稀烂。夏勇虎沉思：你回来总要由我家门过。管你县官不县官，定要教训你一顿不可。

两日后，罗知县骑马回城。一队人马得意洋洋地刚走到夏勇虎家门口，只见夏勇虎手拄篱桩，站于路中，拦马问罗庆春：“大老爷，你是举人，懂得道理很多，今天请你解说一个难题。”罗庆春说：“有什么难题要解？”夏勇虎道：“猪配的下（生）猪；牛配的下牛；驴配的马，为什么不下马？”罗庆春转念一想：糟了！我姓罗，此问话别有含意。“别人房前尚容吾走马，勇虎当门不许我骑驴。”眼看屋子里还坐着七八个凶神恶煞的大汉，今日敌他不过，只好乖乖下马走过。从此，务川的老百姓留下一句口头禅：“你总要往夏勇虎当门过一回。”

光绪十三年（1887年），左以卿接任务川知县。仍下令筹办义谷，并命李荣畿管理涪洋捐务和义谷。李荣畿，是涪洋札溪大财主。诚、札二溪，李姓人多，他既是团首，又是李姓族长，有钱有势。早在咸丰戊午年（1858年），正安州牧于钟岳，率兵在涪洋场残杀白号军，李荣畿替其收敛钱谷。后来，该军离去，剩余颇多，全被李荣畿私吞，众人皆知。光绪七年（1881年）大旱，农民以草根树皮充饥，饥民要求李荣畿拿出“戊午谷”救济。李荣畿巧言隐盖，置之不理。他现又包收涪洋场捐。凡上市货物，不论多寡，不分品类，一律逢十抽一。穿苦百姓卖双草鞋，卖点桃李果实、蔬菜、葱蒜之类都不能幸免，老百姓叫苦连天。夏勇虎眼看这些现实，满腔怒火。于是邀亲友申保林、龚林老冒和从叔六合林密谈。申保林，石潮水人，年约三十，体格魁梧，智勇过人。龚林老冒，桐木里丝坝人，身材高大，浓眉方脸，声音洪亮，秉性刚强，爱打不平，深受平民爱戴。从叔夏国春，号六合林，竖眉大眼，自幼喜欢裸露上身，浑身上下长着长毛，皮肤粗糙，因其貌丑，为富人鄙之，年逾三十不得娶，他性格豪爽，怜悯穷人。四人一起商谈，不谋而合。大家认为“人心齐，泰山移。”李荣畿这种人，怕他什么。于是歃血为盟，共推夏勇虎为首领，申宝林、龚林老冒、六合林等辅之，一切行动听夏勇虎指挥。人们称之为“三林护一虎”。

夏勇虎将李荣畿私吞“戊午年”军谷，肥私肉已；“辛巳年”大旱，见死不救；现在又帮官府抽厘股、收义谷等事实，逢赶场天就上街宣传，见人就说。不久，老百姓都说李荣畿不是好人，是蟊贼坏蛋。李荣畿听了这些言语，惴惴不安，认为不能按老模式生活下去了，便添油加醋，一张状纸将夏勇虎告到县衙。知县左以卿全凭一纸之词，遣差头田珍带人前往涪洋缉拿夏勇虎。七月初三，夏勇虎在涪洋赶场，被田珍等人逮捕。

夏勇虎的兄弟和妻子，见勇虎被抓，便通知申保林、龚林老冒和从叔六合林，准备打差夺人。殊知这差人田珍非常狡猾，知道走大路回城比较危险，便同李荣畿密商，将夏勇虎解押札溪绕小路进城。李荣畿十分赞赏，特派亲房武生（武秀才）李炳阳和心腹李紫云相助，将勇虎五花大绑，解押札溪李氏祠堂。正在做饭时，申保林、龚林老冒、六合林、夏勇虎妻子、弟兄等率百余人，持械冲入李氏宗祠。李荣畿等人仓皇应战，措手不及。六合林率众猛烈冲杀，当场击毙武生李炳阳、李紫云和差役李兴茂。差头田珍亦被打伤逃跑，其余受伤多人。夏勇虎妻子，手持菜刀，气势汹汹，高声喊叫：“勇虎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夏勇虎被五花大绑，捆成一团，丢在仓库里，上下动弹不得。

勇虎妻和从叔六合林等闻声寻去，救出夏勇虎。夏勇虎立即投入战斗，命令弟兄们搜寻李荣畿。这李荣畿遭到突然袭击，见到战况不利，早已狼狈钻入晒垫中躲藏，未被发现。大伙搜寻不到李荣畿，主张将李氏宗祠烧掉，夏勇虎考虑宗祠在村寨中间，烧起来会连累无辜百姓。不准放火。大伙在气愤下将李氏宗祠和李荣畿的朱红瓦房砸个稀烂，并将李荣畿的浮财、牲口全部运走，凯旋而归。

知县左以卿得知夏勇虎被救，李荣畿宗祠被毁，差衙被打，心中十分惶恐。便将李荣畿亲笔禀状上报，请求省方剿办。贵州巡抚潘霨特批饬正安防营王金鳌、石阡防营周有声前去剿办。但思南知府周继煦，不满左以卿越级上报，并以“匪已远飏，人心安定”等语，呈报省方。巡抚潘霨以左以卿谎报欺上为由，撤去其官职，另委派广东电白贡生区汝谦接任。

李荣畿见上告无用，且知县又更迭，心中极其不满。暗自忖思，身为一方团首，被夏勇虎如此欺凌，此仇必报！于是率领团丁，开赴涪洋场屯兵海云寺（现涪洋中学校址）。海云寺位于涪洋场河岸，系明末修建，庙宇宏伟，古树参天，围墙高耸，山门坚固，实为天然堡垒，兵家必争之地。夏勇虎率部扎营于马鞍山，两军仅一溪之隔。

夏勇虎乘李荣畿立足未稳，主动出击。率众攻打李荣畿驻地海云寺。两军相接，拼死厮杀，枪声隆隆，杀声震天。两小时后，李军弹药将尽，李荣畿命令团丁退入庙内，紧闭山门，死守营寨，并派心腹回札溪老家搬运弹药。夏勇虎见久攻不下，且天色已晚，便传令退回马鞍山。第三日双方复战，此战夏军打死李军十余人，伤者无数，李军败北而回。从此双方小攻小打，厮杀不休。

区汝谦上任后，夏勇虎军极为活跃，并与四川起义军肖国棠联络，大筑营垒，制造枪炮、旗帜。部队发展到上千人，以图大举。奉命剿办夏勇虎的恩纶，亦束手无策，屡次遣举人蔡世瑄、付东藩去涪洋，规劝夏勇虎自动投案，夏勇虎根本不理。

区汝谦考虑自己是县官，责任所在，又派差役，将夏勇虎族弟夏德洪拘捕，令其劝兄投案，不咎既往。夏德洪回家转告其兄。夏勇虎笑曰：“区大老爷差了，我非三岁孩童，岂能上他圈套。”

区汝谦非常迷信“奇门循术”。光绪十四年（1888年）冬月，区汝谦择一“黄道吉日”，率大军取道波罗山，前往涪洋场捉拿夏勇虎。下午四时出发，行至石磴坝河边，夜已三更。轿夫们平时对夏勇虎非常钦佩，眼看夏勇虎即将大祸临头，休息时商量一致，趁天黑在岩路狭窄处，抬轿撞石。区汝谦坠岩丧命，务川绅耆为了怜悯他，在区汝谦坠岩处竖立石碑一块，刻文曰：“区公弃于此！”并在县城南郊竖碑一块，序其事略。

区汝谦死后，邹瑞俊、刘齐贤相继来务川任知县。对夏勇虎抗暴行动，不敢过问，上方来査，皆敷衍了事。李荣畿多次上告，省令府剿，府令县办，按本宣科，照章转文，却都不敢动夏勇虎半根汗毛。夏勇虎四处筹饷扩军，对作威作福的地方官吏，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清廉团首唐怀清、效忠团首马玉甲、康乐团首涂肇程等联名上书告状。上方亦无可奈何，惟令严防谨守而已。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山东乐安举人贾翙梧来务川任知县。农民冯天贡在茅天起义，川军寿字营与后坪防军夹攻冯天贡军。冯天贡派人求援。夏勇虎不辞数百里之劳，率部救援。沿途打富济贫，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穷苦百姓无不热烈欢迎。他们编唱赞歌一首：夏勇虎，救命王；反官府，斗乡绅；抗抽税，不筹粮；吃饱饭，分衣裳；穷苦百姓永不忘！夏勇虎率部到茅天，与川军寿字营交锋，激战两昼夜，川军大败，冯天贡也击退后坪防军取得胜利。冯天贡为了感谢夏勇虎援助之情，杀猪宰羊，摆宴犒劳。

夏勇虎的起义军，得到各地贫苦农民拥护，纷纷要求入伍，部队发展到三千余人。务川知县贾翙梧派县役冉洪持谕戒饬，夏勇虎将冉洪痛打一顿后令其回报：“眼下秋收将至，我统领大军，到处有粮，城外之事，请贾知县不要多事。否则，我率军攻城，他狗命难保。”冉洪照原话回报。贾知县默默无言。

夏勇虎率部从后坪回来后，龚林老冒分兵驻扎桐木里丝坝；申保林分兵驻扎石潮水申家堡；夏勇虎、六合林驻扎马鞍山寨。效法古人，“寓兵于农”。白天回家生产，晚上集中守营。

时有思南总兵黄锦昌率朗、洞练兵来务川，贾翙梧与黄锦昌密商攻打夏勇虎军，计划先偷袭里丝坝龚林老冒，令涪洋副哨长谈锡光打先锋，贾翙梧亲率精锐援应。九月十九日夜，谈锡光抵里丝坝，未见一人。派兵进入营垒探视，搜得几床红被面而回，探兵大声说：“贼兵已逃，留财物颇多。”众人闻之，喜有油水可捞，蜂拥而进。正搜刮财物间，龚林老冒率众从屋后杀出，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官兵当即被杀死五人，受伤十余人。这时，贾翙梧、黄锦昌援军已至。黄锦昌下令将里丝坝营寨周围茅舍点燃，采取火攻。殊不知四周火起，浓烟滚滚，官军看不见里面，而里面却看得见外围。龚林老冒等瞄准官兵，一枪一个，打死十余人，这时夜已三更，官军伤亡惨重，招架不住，退至半山。黄锦昌贼心不死，企图再战，挽回败局。忽见申保林率兵来援，官兵腹背受击，李清荣等数人被打死，官军惊溃。贾翙梧、黄锦昌、钟得胜（什长）等搜罗残兵，逃至茶煎河。刚上岸，追兵赶到，击毙钟得胜，击伤官兵十余人。贾翙梧、黄锦昌狼狈逃窜，两天后才回县城。

里丝坝一战，官兵损失惨重。贾翙梧回城，立即上书禀报思南知府，要求派兵剿办，知府李之鍠立即转报省方。于是布政司王德榜、按察史王德森派铜（仁）、松（桃）、思（南）、石（阡）统领杨国宝来务川剿办。

杨国宝率大军抵务川，即对夏勇虎义军的各处营垒，采取分割封锁，各个击破的办法。杨国宝亲率思南、铜仁两营兵马袭击里丝坝龚林老冒；铜仁营左哨及松桃、石阡两营兵马围攻石潮水申保林、总兵黄锦昌率朗、洞两军攻打马鞍山夏勇虎。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月初九日，杨国宝下令各军分头出发。里丝坝遭到突然袭击，龚林老冒率众应战，拼死抵抗，激战数个时辰，双方互有伤亡。但由于众寡悬殊，终战败被俘。石潮水申保林探得官兵将到，即设下伏兵。当官兵进入伏击区域，便开枪狂射，双方激战。但官兵人多势众，申保林军抵挡不住，伤亡十余人，主动退守胡家寨。敌军紧追，山寨难保，且战且退，申保林在湄潭县小鱼塘被俘。两员得力干将被俘，夏勇虎失去了股肱之力。冬月中旬，黄锦昌率大军抵涪洋，夏勇虎见敌人来势凶猛，退守马鞍山寨，决心与黄锦昌拼个死活。双方激战四昼夜，均有伤亡，未分胜负。黄锦昌带兵多年，诡计多端。他见强攻不下，便围而不攻，采取攻心为上的计策。天天派人在马鞍山寨外喊话，恬不知耻地说：“只要擒获夏勇虎，抄得一切财物，全部分给大家，并杀猪宰羊犒赏。”由于围困日久，寨内粮荒水缺，人心浮动，夏勇虎的义子叛变，暗通黄锦昌。某夜五更时分，悄悄打开寨门，敌人冲进内城。夏勇虎、六合林、张玉堂等率众奋力抵抗，但众寡悬殊，夏勇虎、六合林、张玉堂、夏麻子、冉崇沅、简天佐和众家眷等均被当场俘虏。

夏勇虎、六合林、冉崇沅、简天佐连同申保林、龚林老冒等被押送贵阳，由文谳局审讯，年底遇害于南明河畔马家坡。简天佐牢死于贵阳监狱，其家属偕冉崇沅之妻夏氏，千里跋涉，奔赴省城，收简天佐尸体与冉崇沅头颅运回涪洋安葬。

苦斗四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封建革命运动，就这样被扼杀了。

赵冒顶农民起义

赵冒顶，绥阳赵里杉木台人，开始当团甲，后因与县官发生矛盾，加之受桐梓县杨龙喜农民起义的影响，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他揭竿而起率众反清。起义军打出“三义团”黄旗，以芙蓉江之源的枧坝为根据地，很快发展成黔北一支影响较大的黄号军。赵冒顶起义后，带领三四千人占据黄鱼江为大营，武举张飞鹏、刘沛然、苏正文等也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与占据蒲老场曾家堡的何元易、令狐桂龙部相呼应，直接威胁县城。

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知县汪先烺奉命督率官兵抵分水岭下，连营十座，与赵冒顶起义军激战于分水岭，被赵冒顶起义军一天就拔掉了八座营寨。官兵将领李焕南、李茂松为了分散起义军的力量，转战至菁口，谁知遇起义军埋伏的大队人马截杀，李茂松被义军所杀。当天，官兵被歼灭两百余人。汪先烺受了重创，不得不退兵。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仁怀知县江炳琳率官兵打到分水岭，与起义军交战不久，就诈败而回。第二天再战，起义军从营中杀出，被江炳琳预伏的精兵火枪队由寨后杀入，前后夹攻，起义军大败，两千余人牺牲，营寨被官兵焚毁，将领刘三刀、周元潘等阵亡。赵冒顶见败局已定，率余部向羊颈坝、马蹄溪方向退去，后踞蛮王洞，继续与官兵战斗。

赵冒顶带数百人退守蛮王洞后，附近方、何两姓及夏、马二王等都来归附他，加之四五甲、马服平、川主洞、那巴磏各股人马前来声援，声势又壮大起来。十月，把总吴文海率官兵进攻义军，被义军擒获，但因为义军将领杨应禄想日后得以招安，私自放了吴文海。十一月，知县汪先烺又领官兵扎营攻打赵冒顶，被起义军劫了营寨，烧了营棚，缴了军械粮草，吓得汪先烺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逃遁。

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初二，遵义府协镇（副将）祥福，率军与赵冒顶起义军激战于旺草。由于与祥福对垒的，都是刚入伍的当地居民，没有战斗力，所以祥福打胜了，赵冒顶部退到鹿山。第二天再开战时，起义军精锐周三八部参加了战斗，打败了祥福，并把祥福生擒。起义军恨透了官兵，就用鞭炮捆在祥福身上，押着他游街示众，游了几圈后，砍下了祥福的首级。

蛮王洞位于山腰，上下都是悬岩，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在主洞之前有下、中两洞，口窄内宽，各相距数十丈。中洞有上层，像骑楼一样，有瞭望口供眺望，发现敌人来了，就枪弩齐发，使敌人难以攻取。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江炳琳率官兵将赵冒顶起义军包围在蛮王洞中数日，仍无法攻占。江炳琳就化装成算命先生去访问当地居民，知道唐朝时有三抚相公曾困蛮王于洞中，后来派人找到了一个后洞进入洞内破了蛮王。得此消息，江炳琳命人四处寻找后洞，但没有找到，就招来石匠，想从洞后凿穿进入洞中。起初，起义军见官兵在洞的上面凿，泥石纷纷落在洞口堆积起来，就用火药包扔出去炸敌人。官兵凿了几天都没有凿穿，起义军以为官兵这是在徒劳，不会有结果，就大意起来。有一天，忽然主洞后轰的一声巨响，原来是官兵已凿穿山洞，从后面用青杠大炮向洞中轰击。幸而洞口狭小，官兵入洞的不多，很快被起义军打出去了，起义军将领何元易此时却暗中投降了官兵。八月四日晚，天降暴雨。赵冒顶和将领们相约突围，中途遇到伏击只得返回洞中，大家的衣服全被大雨淋湿了，就脱了湿衣裸睡。何元易趁大家睡熟时，杀了哨兵，打开洞门迎入官兵，众人在睡熟中被当场诛杀，赵冒顶也自杀而亡。屠杀赵冒顶及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屠夫江炳琳，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官帽，他升任为遵义知府，但他也在咸丰九年（1859年），被白号军元帅刘钊用计擒拿斩于遵义县两路西。

遵义教案

贵州三大教案之一。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让英法等国扩大殖民特权，可在中国内地传教。教会霸占田地、干扰地方行政、庇护教民、欺凌百姓，人民反抗教会侵略的斗争时有发生。由此而引发的与外国传教士的纠纷，时称“教案”。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初，遵义城百姓按习俗庆祝炎帝节，在老城火神庙建醮迎表，天主教徒杨希伯带教民前往扰乱，撕毁会首杨树勋手中的表文，引发斗殴，后被赶至现场的驻军制止，但矛盾并未解决。为积怨所激怒的遵义百姓，端午节冲进杨柳街天主堂，捣毁门窗，三个法国传教士在官府保护下逃走；城外总府坝天主教所设的医铺爱仁堂亦被捣毁；城内贴满了反教会侵略的标语和传单。清政府官员与提“抗议”的法国大使及贵州主教反复交涉。同治十年（1871年），成都将军崇实、贵州巡抚曾璧光主持将此前发生在贵州的八案与此案一并处理：双方当事人杨希伯、杨树勋皆判处流放，向法方赔银八万两，有关官员分别予以处置。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天主堂。清政府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淫威，遵义人民并未屈服，光绪八年、十年（1842、1884年）遵义城又发生过两起教案。同治、光绪年间，黔北的桐梓、绥阳、仁怀等地也多次发生教案。遵义教案不仅是贵州继青岩、开州（今开阳）两案之后的又一大案，而且标志反教会侵略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之前以官绅为首，团民为基本力量；此次及其以后以城市人民为主要力量。

“公车上书”和早期出国的遵义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日益猖狂，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值此严重关头，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主张“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相继掀起了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出国留学等变法图强活动，以拯救中华民族。

在此大势下，遵义人表现不凡。

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遵义人黎庶昌随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出使西欧，先后出任中国驻英、德、法、西班牙等国大使馆参赞。驻西欧五年，游历西欧十国，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写与《西洋杂志》一书，成为清代黔北“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自光绪七年（1881年）起，黎庶昌出任驻日本国公使，历时两届共六年。任职期间，维护国家尊严，保护华侨正当权益，注重睦邻友好关系，广交朝野文士，增进友谊。同时还于光绪十年（1884年）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提出“酌用西法”的七项措施，如急练水师，修筑铁路，保护商务，制定税收章程，加强财政预决算等，所憾未被朝廷采纳。

与黎庶昌同时或稍晚一点出国的遵义人还有：黎汝谦，先后任驻日本神户、横滨领事；刘庆汾，任驻日本使馆参赞；蹇念恒，任日本神户领事；莫友芝的第三子莫绳孙，先后任驻俄国、法国参赞。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次年四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康有为联合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最后签名有十三人，即：遵义县四人：谢承珪、张致安、吴懋卿、杨锡谟（即杨兆麟）；桐梓县三人：艾应芳、犹朝选、蒋燮奇；龙泉（今凤冈）县四人：申德渠、曾鹏星、李绍莲、周学海；务川县两人：聂树楷、徐致和。另据《遵义地区志·人物志》第248页载：“申文钰（1883年～1956年），字伯辉，务川县城人。父申允熙为清末举人，曾参加以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活动。”但《务川自治县志》虽有申文钰传，却无其父申允熙参加“公车上书”活动的记载，故申允熙是否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尚需考证。由于史料缺乏，对参加“公车上书”的遵义人，除聂树楷、徐致和、杨锡谟（即杨兆麟）三人外，尚缺简介。

辛亥革命前后，全国掀起出国留学热潮。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相对封闭落后的遵义人也不示弱，通过各种渠道，或公费，或自费，竞相到日本等国留学或工作，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科学知识、工艺技术、管理制度，甚至某些先进的国家管理制度等，以求振兴中华，富国兴邦。据不完全统计，自1876年黎庶昌出使西欧算起，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六十二年间，遵义地区出国（主要是赴日本）留学或工作的人员达四十多人。按当年政区统计：遵义县十八人：黎庶昌、黎汝谦、刘庆汾、蹇念恒、莫绳孙、蹇念益、周浩、刘应煃、刘应镛、牟琳、田庆霖、周燊儒、况天爵、杨兆麟、韩骧前、刘闺纯、刘崧生、喻蓬森；赤水县十人：谢灵阶、陈玉生、陈玉昆、蔡藻渔、胡维凯、陈砚贻、兰志楷、向贤才、向茵谷、萧文灿；习水县五人：谢况、谢端平、谢寅初、张恺松、谢汝钦；务川县四人：王济辉、田景兴、龚植三、伍静远；正安县两人：王凤翔、闵肇鲁；绥阳县一人：童汇源；仁怀县一人：罗次启。这些出国留学或工作的遵义人，有的为祖国外交和优秀文化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如黎庶昌、黎汝谦、刘庆汾、蹇念恒、莫绳孙等。大部分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战争。部分人还参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接家乡解放的斗争。大部分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为家乡的教育、文化、卫生和工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部分长寿老人还为新中国的统战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余热。

遵义光复及大汉遵义军政分府成立

宣统三年（1911年，岁次辛亥）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六十多年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贵阳，以贵州自治学社为核心的革命党奋起响应，于11月3日晚领导已争取投入革命的陆军小学和南厂新军起义，贵州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起义成功，宣告贵州独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杨荩诚任都督，赵德全任副都督；周培艺（周素园）任行政总理；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任副院长。军政府立即发布《檄文》、《示谕》和《军政府令》，“各府厅州县电报局奉命就近录副张贴，将革命胜利的消息向全省传布”。11月9日，军政府又召集贵州十三府在贵阳的同乡联合开会，每府、厅、州、县各选代表一人，由军政府加委，携带文件、露布，返回原籍接收当地政权：

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遵义府城所在地就成立了反清组织——贵州自治学社遵义分社，推举遵义府中学堂堂长董炳棠任社长，主要成员有地方知识界李筱荃（培荪）、杨葆宸、李道堃（次乾）、张图芝、陈兆琴等。另据《贵州通史》（2002年版）记载，成立自治学社分社的还有正安分社、龙泉分社和余庆分社。贵州辛亥革命光复前夕，在贵阳的遵义人喻圣域、雷长卿、杨干之和熊兆（逸滨）等，发起成立了“政学崇实会”。在温水，何时清成立了“温水同志会”。在赤水，成立了“赤水同志会”。在茅台也成立了同志会。这些组织秘密开展活动，积极准备，随时伺机举事。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11月9日，遵义留日学生、同盟会早期会员、曾任同盟会江苏支部长的刘应煃，约集在遵义的革命党人，召开遵义两城学、绅、商各界代表特别会议，并做出如下决议：

（1）“更议会曰军政分府”。即废除清王朝的遵义府政权，成立遵义军政分府。军政分府设文牍、庶务、交际各科分任诸事，取代旧府衙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

（2）“当即剪发以示决心”。这是反清决心和实现光复的标志。

（3）“正府仍以旧任连培型充之”。即以原任遵义知府连培型充任军政分府正职。“副府则举郡绅、（原）清主事吴泽波”充任。

（4）遵义府县同城，光复后取消知县，推举谭炳堃为“正县”，杨灿英为“副县”，主持县政。

与此同时，遵义府辖厅、州、县也先后独立，成立了军政分府。

贵阳光复的消息经泸州传到赤水厅，驻厅城新军管带张晋禄奉命率部回省城。同知陈介白与士绅商议，愿意交出印信，响应独立，成立了赤水厅军政分府。

正安州（含今道真县城）知州谢锡铭接到贵州军政府的《檄文》后，交出印信，响应独立，成立了正安州军政分府。

贵阳光复的消息传到湄潭县，同盟会会员魏维新，率魏孔昭等人齐集围城，知县吴宗周愿意交权离职，湄潭宣告独立，成立了湄潭县军政分府。

桐梓县熊兆系“政学崇实会”成员，受贵州军政府委派，返回桐梓主持桐梓县独立，成立了桐梓县军政分府。

仁怀县知县朱礼和，与驻仁怀新军及盐防军官兵都拥护贵州军政府，公开宣布反正独立，成立了仁怀县军政分府，朱礼和继续主持县政。

绥阳县当时公口林立，知县李上理束手无策，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直至1912年3月滇军到绥阳，公口尽皆走避，始得成立新政权。

其时尚无今习水县，其辖区分属仁怀县和赤水厅。但在境内温水，早于清道光年（1840年）即设“温水经历司”及“温水汛”，直隶府辖。贵阳光复的消息传到温水，革命党人何时清率“温水同志军”起义，宣布独立，成立了大汉温水军政分府。

其时尚不属遵义府辖的余庆县、务川县、龙泉县（即今凤冈县），先后宣布独立，成立了新政权。

遵义光复后的府城政局

在贵州军政府策划全省各地举旗反正之时，遵义一批旅省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都很关心家乡时局。除李泽民、雷长卿等人在贵州军政府担任职务外，其余如喻圣域、杨干之、熊兆、朱兴武、李筱荃等，急于返回家乡。其中，熊兆返回桐梓主持独立。喻圣域“佐江公汉（翰）卿回遵，总办团防，（朱）兴武任游击营管带，驻防遵义。至遵之日，深恐人心浮动，不肖者扰乱地方秩序，爰约张君图芝、江君平阶、詹君云五、张君绍尧诸同仁，公立规约，取缔越轨行动”，维持社会治安。

公口林立，汉刘（哥老会）横行。遵义原本哥老会势力较强，但在光复前仍未敢公开活动。贵阳光复后，遵义哥老会大开公口，著名的如新福公、遵协公、集贤公、奎照公、黔遵壁等。“尔时几乎全邑人均汉刘，盖暗杀风行人人自危”。集贤公管事梁纯五，因私仇于岳庙侧民家以手枪击死前清巡长杨体之，并割其耳，执以游街，路人侧目。

组建两城团防局，维持社会治安。鉴于反正之初的混乱治安局面，遵义军政分府迅速组建府城两城团防局。新城团防局，以邑绅李恭德、举人李道堃为首，集合地方人士组成。并以新城良家子弟组军一队，名曰“果义军”，昼夜巡查，人心得以稍安。该军并不人饷，纯尽义务。另招兵百名分扎各要点。老城团防局，以邑绅江翰（汉）清为局长，其子优贡江志鸿副之。招兵百名以为巡查驻防，前协标外委周厚之为团练长。此外，邑士朱兴武，从省城领得毛瑟枪百枝归来，组成游击军，但此军素质较差。

援军过境滞遵抢劫，被鲁屏周一举扑灭。贵州独立后，四川军政府工作报告曾致电贵州乞援。贵州军政府决定派新军第一标叶占标为先遣司令，黄泽霖率巡防军为后继，负责援川。援川军路过遵义，部分官兵胡作非为。其中先锋三队竟滞留不前，并抢劫了卸任过遵的湄潭前知县吴少伯一千二百两白银。先锋四队留遵时，又抢劫了遵义副府吴国霖（泽波）公馆。此事危害严重。于是，新城团防局李道堃等通过田仲武，邀西乡乡正鲁屏周、韩绍蕲率兵入城惩罚。鲁、韩为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应邀于1912年1月3日率兵入城，将滞遵的先锋四队一举扑灭，人心大快。

滇军第一次入遵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军政府内部自治派和宪政派的矛盾日益加深；加之以郭重光为会长的“耆老会”四处活动，摆出一副要和军政府分庭抗争的架势，因此军政府危机四伏。以张百麟为代表的自治派对此疏于防范，反击不力，导致宪政派蓄谋策划的“戕黄（军政府巡军总统黄泽霖）驱张（军政府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的阴谋于1912年2月2日得逞（史称“二二事变”），迫使代都督赵德全、行政总理周培艺辞职；兼之都督杨荩诚奉命率部援鄂在外，军政府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操纵在宪政派任可澄（军政府枢密院副院长）和刘显世（黔军第四标标统）等人手里。

早在1911年12月20日，任可澄、刘显世就借口贵州公口横行、局势大乱，假借枢密院名义，向云南都督蔡锷发电，要求滇军北伐假道入黔“代定黔乱”。黔省时局至此，蔡锷等人立即决定组建以唐继尧任司令官的北伐军第三梯团，以借道北伐为名，进军贵州，“代定黔乱”。此乃滇军第一次入黔。

滇军于1912年3月2日入贵阳，占据城周制高点，以武力逼迫军政府代都督赵德全交出政权。3月3日，刘显世率部围攻都督府，滇军一部围攻执法部，代都督赵德全和执法部长被迫逃匿。3月4日，刘显世、郭重光、戴戡等人拥戴唐继尧为贵州都督。至此，贵州军政府被完全颠覆。代都督赵德全等一大批自治派革命人士和拥护光复的士兵、民众惨遭追捕杀害。3月4日滇军将俘虏的兵民约一千六百人，集体枪杀于贵阳东郊螺丝山麓。4月26日，袁世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1913年10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袁世凯任命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开始独揽贵州统治权。1916年1月，袁世凯任命刘显世任贵州都督，不久又升任贵州督军兼省长。1922年，北洋政府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长。1923年起，刘显世、良继虞交替担任贵州省长。1925年2月，北洋政府任命彭汉章为贵州省长。直至1926年6月，桐梓系军阀周西成取贵州省长彭汉章而代之，结束了兴义系军阀和云南系军阀对贵州长达近十五年的统治。

在此期间，滇军曾两次入遵，奸淫掳掠，滥杀生灵，犯下累累罪行。

1912年，滇军甘小楼、王小珊率队第一次入遵，追捕杀害遵义革命党人和拥护光复的士兵、民众。在遵义，滇军枪杀了周子文、任海舟。周、任二人原为新福、威播两公口首领，任海舟又曾任新城团练长，“反正”以来他们不遗余力维护地方秩序。仇家在省“捏控”周、任二人，甘小楼、王小珊竟以一面之词置于法。耆老会暨地方绅士再三保免，均不获请，竟斩于市。滇军又到桐梓、绥阳、正安等州县作恶。在桐梓县杀王文卿等四五人。在正安县，“团防出迎，乃竟枪毙数人，并杀团总、团兵”。

所幸遵义革命党人闻滇军入遵，早作逃匿隐蔽，多数人才幸免于难。

滇军入遵，又向地方派粮派饷。正府连培型为此“扎委邑绅刘遂棠、杨致光、詹叙卿、李少贞任局中筹粮诸务”。遵义人民遭受严重勒索。

入黔滇军兵力不足，作为补救之策，参谋长庚恩旸诈称组织游击队，“为黔人平匪乱”。游击队分南北两路，北路由甘小楼率领。黔北部分青壮年又被强迫编入游击队，遭受兵役之苦。

鲁瀛计杀梅治逸

梅治逸，号若愚，湖北人，系唐继尧亲信之一，入黔后任军警局长。奉派入遵时除率“新编黔军四十人外，并由昭通募来之兵两营”。唐继尧委派梅治逸为盐务督办兼辖北防各军，为黔北各军的总领。抵遵后驻军老城荷花池（今遵义市第十一中学处）。8月18日，被鲁瀛所杀，为民除一大害。

鲁瀛（1875年～1931年），号屏周，遵义县西乡花茂人。“少读儒书，长列庠序”。任乡正，练乡兵，持枪捕匪胆识过人。

唐继尧处理乡兵，分别改编、遣散，唯对鲁瀛委以遵义团防管带，一个月后升为北防国民军第三、第八两营督带兼遵义团防。梅治逸到遵，又将其改编为国民军第二、第三两营。鲁瀛属梅治逸直辖的下级。

鲁瀛杀梅治逸的原因：

鲁瀛在杀梅治逸后径投四川熊克武部。在《国民公报》上登《布告同胞启》与《辨冤书》，直言不讳，称杀梅治逸是报滇军侵黔之仇与不得已的自卫。

《布告同胞启》列举滇军入黔的罪恶六条：即假道袭黔、滥杀官僚、残杀生灵、诛戮降卒、奸淫掳掠、违法滥刑。针对滇军在贵州全省而言，基本上有事实依据。

《辨冤书》内容重点说梅治逸到鲁营，对他拔刀刺杀，变出仓促，梅治逸反被乱军所杀。实际上鲁瀛杀梅治逸经过精心策划，有勇有谋，如同捕匪，胆略过人。

鲁瀛杀梅治逸经过：

鲁瀛杀梅治逸经过当时记述很多。比较可信的是杜叔机撰《鲁屏周杀滇军梅治逸见闻》：“梅去鲁营，以其为上级且来惯，不待通报，即直入客厅就座。客厅有小门，鲁自小门出，梅起点头招呼，尚未归座，即为鲁后之兵（数人分两路入客厅，一自正门，一自小门）迎头举刀砍之，梅未及出声即毙，立拖至院中，斩其首，持以游街示众，随从兵也同时被杀。”

史载唐继尧、刘显世为除去贵州起义功臣杨树清（杨是贵州辛亥革命发起第一枪的人），佯装召见慰劳并授以军警局谍察科科长职务，杨树清失去警惕，坦然赴局任职，被梅治逸杀害于局中，肢体裂为数十段，埋置局后荒园中。梅去鲁营也完全失去理智，始料不及，遭此报应。

梅治逸被杀，人心大快。因为：

其一，这是反击滇军残害贵州革命领导人和无辜群众唯一成功的事件。

其二，杀梅后将滇军、唐继尧、梅治逸等罪行披露，副总统黎元洪、邻省各方对黔人和鲁瀛均极表同情。杀梅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滇军残暴行径的惩罚，舆论普遍支持鲁瀛。

其三，鲁瀛杀梅，有勇有谋，将滇军重要头目一举消灭，在一定程度上遏止滇军在遵义的残暴行动。

其四，杀梅不是个人仇杀，是保卫辛亥革命在贵州的成果，是英勇斗争。是辛亥革命时期在遵义发生的影响三省（黔、滇、川）的大事。”

唐继尧得知梅治逸被杀，扬言要用“遵义人之血洗涤滇军之耻”，遂派安义镇总兵兼西防统领刘显潜率兵进剿，严令“务期擒获（鲁）置法”，“以雪滇军之耻”。重兵压境，鲁瀛自知力不能敌，又恐因战祸殃及百姓，遂率部于11月27日离开遵义，取道温水去重庆，投奔川军熊克武部。

革命思想的圣火盆——赤水平民夜校

赤水平民夜校是革命思想在贵州最早的传播站，更是赤水地区革命思想的圣火盆。

平民夜校主要创办人梁业广，字幼勤，四川省合江县九支区人。曾在赤水县高等小学堂和川南师范学校就读。在川南师范学习期间，深受当时在校任教的革命先驱恽代英、萧楚女等人的影响，思想进步，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梁业广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底结业回到泸州，参加“泸顺起义”，负责农运工作。“泸顺起义”失败后，梁业广受组织派遣，于1927年11月回到家乡，在赤水县和合江县一带传播马列主义，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开展地方组织创建工作。

赤水平民夜校旧址

为便于在赤水县城开展革命活动，梁业广等人积极寻求合法身份作为掩护。

1928年春，梁业广在进步人士邹华轩的帮助下，通过金奚生与赤水县图书馆馆长协商，筹划在图书馆所在地文庙开办“文庙学校”和“平民夜课学校”（以下简称平民夜校），得到了赤水县图书馆馆长的支持。“平民夜校”由李学普任校长，梁业广任教导主任，金奚生、汪荃江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党外人士陈国藩等义务任教。学校开学后，所印《讲义》使用的油墨、蜡纸和纸张等经费均由邹华轩资助。

“平民夜校”主要招收赤水县城内兵工厂、织布厂等工厂的工人，以及商店店员、学徒等入学，也招收社会失业、失学青少年和少部分在校学生。

“平民夜校”进行识字扫盲和小学课程教学，通过合法的文化课教育，将革命道理寓于教学中，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

语文课上，教师从分析字形和讲解字义入手，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算术课上，教师联系社会现实讲数学原理，通过计算地租和高利贷揭露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历史课上，教师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精神，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音乐课上，教师教唱大革命时期的歌曲，诸如《打倒列强》、《工农民众大联合》等歌曲；修身课上，教师从“智、勇、仁、诚”等做人原则讲起，借孔子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爱人”、“博爱”理论，分析人吃人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梁业广等人一边向学生教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一边通过观察培养，先后秘密发展兵工厂工人学员罗奕云、罗远香、王荫南、邓汉彬、毛其国等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赤水兵工厂基层组织创造了条件。1929年12月，梁业广在赤水兵工厂建立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省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赤水兵工厂支部，罗奕云任支部书记。随后，赤水地区又相继建立了“复兴党团支部”和“船夫工人党团小组”等六个党团小组。为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在赤水地区的革命活动。1929年底，中共合江特支改建为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赤合特支”），梁业广任书记。至此，在赤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省的第一个县级地方组织。

1931年12月，为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共赤合特支”把曾在“平民夜校”学习的学生贾若瑜、黄星元等发展为少共团员，开展以“平民夜校”学生为基础，发动工人、学生、进步青年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和抗日宣传，在县城十字口搭台集会演讲。号召人民奋起抗日，不当亡国奴。

“平民夜校”自1928年开办到1934年停办，历时近六年。开国少将、原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贾若瑜，曾任共青团合江特支书记、“少共”四川省委秘书的黄星元（女），曾任少共复兴支部书记陈芳型（女），曾任中共赤水特支书记的杨大庸、赵世咸等当时的一批进步青年，以及原中共赤水兵工厂支部书记罗奕云等一批兵工厂工人在这里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启蒙教育，此后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平民夜校”为赤水地区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为中共赤水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无愧于是赤水地区革命思想的圣火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