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二 寻求救国真理 先驱舍生忘死
谢绍敏血书“还我青岛”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时年二十三岁的赤水进步青年谢绍敏，满腔热血的投入运动行列，做出了令人钦佩的爱国之举。
谢绍敏，字灵溪，1896年出生于贵州省赤水县（今赤水市葫市镇）。1909年入赤水高等学堂读书，1912年毕业。次年去省城贵阳就读南明中学，未及卒业，于1914年赴上海另读中国公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攻读法科。
谢绍敏在北大读书期间深受时代新思潮的熏陶，思想进步，踊跃参加北京“国民社”的进步活动。“国民社”是北京“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所发起的组织，于1918年10月成立，得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京报》主笔邵飘萍、李大钊等人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先后参加“国民社”的许多成员中，有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谢绍敏当时任该社调查股主任，在军阀统治的恐怖环境中积极奔走于进步学生之间，并成为“五·三”集会的召集者之一。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中国也是参战的战胜国之一，当时由北洋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出席。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帝国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竟把原被德国强占我山东胶州青岛等领土及其所有权益，一律直接判给日本继承。北洋政府不顾丧权辱国，竟准备接受这个非法决定，即将在“和约”上签字。5月初，消息传到北京，国人极为愤怒，既痛恨帝国主义欺侮，又痛恨北洋政府卖国。于是北京学界首先起来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5月3日夜，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紧急会议，并邀请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十多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共商救国大计。大会推出北大学生廖书仓任临时主席，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推举许德珩起草宣言。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山东问题，接着谢绍敏以学生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发言。此时的谢绍敏义愤填膺，他积压在心里的怒气如火山一样爆发了，怒不可遏地揭露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谢绍敏在控诉列强的罪行结束时，猛然撕裂衣襟、咬破中指在撕裂的衣衫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高高举过头顶在会场展示。谢绍敏的这一壮举，犹如暴雨般砸向与会的所有人，进一步激起学生代表对帝国主义的愤恨，愤怒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扑向卖国的北洋政府和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
5月4日，谢绍敏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学界大示威，北京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齐集，当时在“天安门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的血书，也悬挂在内。”这块血书出现在广大群众的眼前，更加激动人心，使整个场景的气氛更显悲愤壮烈。
谢绍敏的这一壮举，是一个中国青年应该具有的爱国热情的自然喷发，却如同一曲擂鼓高唱的激昂战歌，激励着千万有志青年前仆后继的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更是以“国家之事敢为先”为信念的后人永世学习的榜样。
左联战士段雪笙
段雪笙
段雪笙（1901年～1946年），原名泽杭，字翰荪，贵州赤水县（今赤水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北方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段雪笙是赤水籍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也是贵州省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在为党工作的二十一年里，善于利用客观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关系，随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方式积极开展斗争。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段雪笙置身于火热的地下斗争，曾是革命前辈孙炳文烈士的得力助手，也是“北方左联”的创建者；在山东、四川和贵州赤水等地，段雪笙以教师和商人身份作掩护，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教育和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成为党的骨干分子和重要的领导干部。
1901年，段雪笙出生在贵州省赤水县（今赤水市）城关镇东后街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后不久，母亲和父亲因病相继逝世，自幼生活在伯父母家。段雪笙天资聪颖、过目成诵，自幼就能在伯父膝间诵读和背诵短文、小诗，六岁便在私塾里接受书法和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
1910年至1913年，段雪笙在赤水县高等小学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结束了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国家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触动了段雪笙的报国情怀，立志发奋读书，在学校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段雪笙高小毕业后，因经济不宽裕，加之世乱和交通闭塞，未能继续升学，在家闲居三年。此间，段雪笙不仅亲眼看到社会民众的疾苦，亲身感受到“风起云涌天地寒、民苦流离难安身”的时事动乱，更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由此，段雪笙性格由动趋于静，扎扎实实地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在书中寻觅报国的方向。
1917年，段雪笙考入位于四川省江安县的省立第三中学（以下简称“四川省立三中”）学习。这一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唤醒了东方被压迫的民族，更给予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苦苦奋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段雪笙在与同学议论中，不仅认识和感受到这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更从两国国情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即中国和俄国同属于封建压迫严重、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能取得胜利，中国来一场“十月革命”也一定能获得成功。这种感受让段雪笙倍感振奋，进而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思想。然而时隔不久，北洋军阀部队强驻校舍，学校被迫停课，段雪笙只得无奈地离开“四川省立三中”，到四川省合江县水晶山舅父家私塾就读。
1919年，“四川省立三中”复课，段雪笙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段雪笙针对本校学生不满军阀干涉教育、安置亲信替换校长的事实，领导学生进行抗议，反对军人干预校政，并约同南溪中学、叙府中学学生支援，在“四川省立三中”掀起学潮运动。这次学潮运动后，段雪笙虽被校方开除，但其革命意志却得到了锻炼，思想有了更大进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
段雪笙离开“四川省立三中”后，经人介绍到成都公学读书。1921年段雪笙从成都公学毕业回到家乡，与王显容女士结婚，并在赤水县修志局工作三年。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由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大革命”（又称“国民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迅速席卷中国大地。
全国革命形势的大发展让段雪笙感到震撼，早具革命思想的他决心北上寻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是年夏，段雪笙偕同学到达南京，其同学准备报考东南大学，段雪笙则认为东南大学只适合教育，更感觉南京政治空气不浓，不是自己的革命理想之地，于是独自转道到北平（北京）求学。
段雪笙到了北平后，本有心报考北京大学，但考期不合适而未果，只好暂寄住在至亲廖劲伯律师家，在这期间，段雪笙除了在学识上得到深造外，更有幸认识了孙炳文。段雪笙早在江安读书时，就听说南溪孙炳文先生是有名的进步人士，早已钦佩在心。在廖劲伯律师家里见到孙炳文，敬为师长。而孙炳文见到段雪笙后，感到段雪笙是个温文尔雅、沉默寡言、勤奋好学、学识超于常人的年轻人，心起爱才之意。由此，段雪笙在北京与孙炳文过从甚密，交往犹深。经孙炳文推荐，段雪笙被约为北京大学特别研究生，并相继与鲁迅、范文澜、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相识，学识与革命思想同时得以升华。1925年，段雪笙经孙炳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段雪笙随孙炳文南下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北伐军北上后，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段雪笙成为孙炳文的秘书，并受党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去香港支援处境困难的革命同志。
1927年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4月11日，段雪笙随孙炳文从广州乘船北上，前往武汉。期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4月13日船抵上海，孙炳文被投靠蒋介石的褚民谊告密而被捕。褚民谊不认识段雪笙，段雪笙得以掩护孙炳文夫人及其子女隐蔽逃脱，离开上海到武汉，后因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段雪笙再回到上海，以文化教育工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活动。
1930年，受党组织派遣，段雪笙从上海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和潘训（原名潘漠华，又名潘田言、言川）一起筹组“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在段雪笙多方奔走和不懈努力下，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联”成立大会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礼堂召开。大会由段雪笙主持，会议选举出：段雪笙、潘训、谢冰莹、张璋、郑吟涛、张郁堂、梁水、刘尊棋、杨子戒九名执行委员。段雪笙担任党团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北方左联”成立后，迅速在北方各学校建立党小组，担当起领导北方各大城市无产阶级文学的重任。创办《前哨》、《北方文艺》、《大众文化》、《浪花》、《榴火》、《文学杂志》等进步刊物。同时，段雪笙利用“北方左联”这一组织开展政治斗争，组织写标语、散发传单和游行集会等，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台静农、范文澜等一些党员的支持，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为扩大党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段雪笙还在忙碌和危险的革命活动中挤出时间，写了小说《林康节》；长诗《一颗会唱歌的心》；书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等作品。次年，由于叛徒出卖，北平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段雪笙被迫转移隐蔽。
1931年10月，段雪笙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12月中旬，“中共赤合特支”的梁业广、金云程邀请段雪笙在原赤水县城北街古月堂楼上召开座谈会，会上，段雪笙以《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题，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救国纲领，强调要争取进步力量，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阴谋和言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次座谈会之后，中共外围组织“流波社”和“读书会”成立，主要任务是加强学习，开展抗日宣传，团结、教育民众。“中共赤合特支”以“读书会”名义出版文学刊物《少年大众》旬刊，以“流波社”名义出版文学刊物《寒夜之华》周刊，段雪笙为《少年大众》旬刊作序言。
抗日宣传刊物《少年大众》
1933年至1937年，段雪笙辗转山东，先后在山东省立滋阳乡村师范、省立临沂中学教书。期间，段雪笙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和徐光霞、崔介组成党小组，坚持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一方面以教师身份，通过教学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进行罢课、请愿、择师等抗议活动；同时利用担任《鲁南日报》副刊《笔端》编辑之便，广泛联系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工人以及政府中的公务人员，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针政策，培养革命力量。
抗日宣传刊物《寒夜之华》
1938年初，段雪笙转移到四川，在岳池中学教书。是年夏，经中共川北工委决定建立“中共岳池特支”，徐庶声任书记，段雪笙任组织委员，王颂咸任宣传委员。“中共岳池特支”建立后，动员学校购买抗日书刊，组织读书会，举行时事讨论会，开办工农夜校，发展中共党员并建立了中共岳中党支部，岳池中学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中统特务王亚辉接任岳池中学校长，原校长周逸被迫离职，段雪笙、王颂咸以及许多进步教师同时被解职。1939年2月，段雪笙受泸县中心县委委托，回到赤水，秘密给赤水支部的党员上党课，宣讲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讲解民族抗日必胜的道理，号召党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争取和团结进步群众，大力宣传抗日，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夏，段雪笙到四川南溪中学任教员，后结识了南溪宝元南商店经理陈俊然，被聘为宝元南商店文化教员。段雪笙白天在南溪中学执教，晚上为宝元南商店员工上课，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1941年，国民党南溪县党部认为，段雪笙在南溪中学任教对学生有政治影响，饬令校长予以解聘。其后，宝元南商店安排段雪笙到宜宾宝元通商行去疗养，病愈留宜宾宝元通任教。期间，赤水女中校长请段雪笙到学校讲演，内容是宣传抗日。段雪笙再次回到赤水，以“战争”为题，指出应该高举抗日旗帜，以正义的战争来消灭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久，段雪笙又介绍黄齐生先生来赤水女中做宣传抗日的演讲。
期间，段雪笙一直奔走于南溪、宜宾、重庆之间，以商业为名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联络一批返乡学生和进步人士为骨干，建立赤水县文化协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地方官吏丑闻，扶持社会正气。
1946年3月，段雪笙终因工作积劳，多症并发，入住宜宾同济医院治疗。7月，宜宾同济医院随同济大学迁回上海，段雪笙病重无力随行，住入南溪女中进行中医治疗。8月31日，段雪笙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病逝于南溪女中，时年四十五岁。
段雪笙同志的一生，是对党坚贞不渝、义无反顾的一生，是为革命奔波不息、战斗不止、无私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心血的一生，其忠实为党、勤奋工作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遵义最年轻的革命烈士——袁咨桐
袁咨桐
袁咨桐（1913年～1930年）是习水县革命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时，年仅十七岁。他聪明好学，为人正直，有胆略，乐于助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不渝。
袁咨桐，又名袁庆吾、袁荣先，1914年生于今贵州习水县土城镇水澌坝村的一个望族家庭，家中有九姊妹，袁咨桐排行第四，六岁启蒙读私塾，聪明伶俐，孜孜好学，1922年，进入土城两级小学读书，学习刻苦，勤学好问，经常和家庭条件差的孩子一起玩耍。
袁咨桐的母亲（张氏），出生于贫苦家庭，被地主强行霸占为妾，受尽歧视和虐待，母亲的遭遇使袁咨桐幼小的心灵里早就滋生了对有钱人的仇恨，对穷苦人的同情。袁母死后，袁咨桐失去了唯一的温暖和爱抚，他无法忍受异母兄弟的欺凌，只身出走，不料途中又与二哥袁玉先一起遭到四川古蔺的土匪绑架。在匪窝里沦为“猪仔”的这段时间，袁咨桐不时听到一些贫苦出身的“土匪”诉说家里的种种不幸与痛苦，这使袁咨桐初步认识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袁咨桐心中更加萌发了为消灭贫富悬殊的制度而斗争的思想。后来，袁咨桐与二哥袁玉先被父亲用重金赎出。
1923年，因袁咨桐的舅舅张华封与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交好，父亲袁建夫望子成龙，将袁咨桐托付给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教养，并送入贵阳达德小学读书。黄齐生喜其手勤、眼快、心活，视袁咨桐为义子，倍加关切。黄齐生爱国爱民，立志培养英才，振兴华夏。他谆谆教诲学生要以天下为己任，奋发图强，去创造理想的世界。袁咨桐在这位革命教育家的辛勤抚育下奠定了人生的理想。
1926年春，黄齐生准备考考他的学生，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大丈夫作大计划”，要求学生们对下联，袁咨桐随即应对：“新理论建新国家”，得到黄齐生的赞赏。同年8月，袁咨桐随黄齐生到遵义的贵州省立三中读书。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消息传到遵义后，遵义各校都组织了示威游行，以示声援。三中师生召开了员工大会，黄齐生亲自主持大会，并宣读《共产党宣言》，这给袁咨桐以极大的震撼。
1927年，黄齐生以“接近共匪嫌疑”的罪名被当局通缉，便带袁咨桐逃往四川成都。逃亡途中，黄齐生常常教育袁咨桐和同学景任，这次离开贵州并非坏事，只要认清道路，正视现实，乐观奋发，是可以创造出理想前程的，要像蛟龙一样，不让自己困于小池之中，而是飞向深潭大海。此后袁咨桐又随黄齐生到上海，认识了王若飞（黄齐生的外侄）。并与其住在黄齐生妹妹家，多次聆听王若飞的教诲，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8年，黄齐生到南京，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任教，袁咨桐随同到晓庄师范附小高年级读书。在这里，他得到青年教师石俊（中共支部书记）和徐一冰（女、共青团支部书记）的教导，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曾对他的堂兄迟华讲过：“在晓庄师范学校受到新的教育，时间才一年，却远远超过以往十年寒窗的死读。”
袁咨桐为人正直，乐于助人。他在学生中威信高，大家都尊敬他，称之为“袁大哥”。晓庄师范地下党支部的石俊、叶刚等很重视对袁咨桐的培养，经常帮助教育他，提高他的革命觉悟。有一次，石俊送给袁咨桐一本书，封面看似普通教科书，翻开一看，扉页却写着“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几个大字。袁咨桐惊奇地问：“这是什么书呀！”石俊笑着说：“你看了就知道啦！布尔什维克就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党，这个党要消灭一切财主、资本家，让穷人翻身当主人，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哩。”袁咨桐坚定地说：“只要是让穷人翻身，国家富强，我就干！”1929年冬，经徐明清、郭凤梧介绍袁咨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便任支部书记。他是学校话剧社的活跃分子，也是学校自卫团的骨干。升入初中后，他努力学习《共产党宣言》、中国近代史、鲁迅著作、朱光潜《给青年的十封信》，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他把书中的道理讲给同学们听，讲给农民听。他常说：“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穷？主要是外受列强欺压，内有奸贼卖国。要国家富强，要让天下人都有饭吃，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晚上，他经常跟着石俊、叶刚等到中心花园读报、讲故事、唱歌、演戏，向农民宣传革命。他把《打倒列强除军阀》这首歌的歌词改为：“投靠列强，投靠列强，当军阀，当军阀。国民革命成空，国民革命成空，齐扯谎，齐扯谎！”以此来讽刺和谴责国民党政府。袁咨桐还创作了一个剧本《玫瑰花》，通过剧中人物的表演愤怒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这个剧本由“晓庄剧社”演出，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30年初，袁咨桐升入晓庄师范附属劳山中学读书，并担任地下团支部书记。1930年3月，袁咨桐组织领导了栖霞旅游斗争。当时，晓庄小学的学生准备到栖霞山春游并采集标本，但无钱买票，要求铁路局让学生们免费乘车，遭到拒绝。学生们气愤地说：“我们的父母出钱流血流汗筑成铁路，让阔佬们快活，不让我们去旅行修学，合道理么？”在地下党支部的支持下，团支部决定领导大家开展斗争。他们印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火车是我们人民的血汗创造成功的。我们应当享有火车上一切的权利，因为我们是火车的主人。现在火车被少数人强占去了。有钱的坐头等舱，没钱的连四等舱都坐不着，被拒绝在火车的门外，这是何等不公平、不合理的事！……铁路收归人民所有！”一个星期天，晓庄各小学师生两百余人，在袁咨桐、姚爱兰等带领下，从和平门车站冲上了火车，他们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得到许多旅客的同情和支持。大家到栖霞游览一天后又整队乘车回来，这次旅游斗争取得了胜利。陶行知先生对孩子们的斗争精神十分赞扬，写诗道：“生来不自由，生来要自由，谁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
1930年4月5日，根据中共南京市委的决定，袁咨桐和石俊带头参加了晓庄师范的师生声援下关和记工厂工人反帝斗争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至挹江门（今兴中门），警察关闭了城门，阻止游行队伍前进，大家在工人的协助下砸开了城门与记蛋厂的大门，南京政府为了讨好英商，竟于4月7日逮捕了袁咨桐等八人，后经黄齐生出面援救，袁咨桐获释。袁咨桐获释后，看到晓庄师范被当局封门停课，心里充满愤恨，继续与石俊、叶刚等一起坚持斗争。1930年5月，袁咨桐被捕。时任南京宪兵卫戍司令谷正伦的老婆陈谨是黄齐生先生的学生，她先后两次找袁咨桐谈话。袁咨桐被带到华丽的客厅里，桌子上摆满了糖果和糕点。陈谨假惺惺地说：“你这样年轻，又聪明，前程远大呢。唉，都是被那些‘共产邪说’迷住了，误入歧途，真是很可惜的……”袁咨桐轻蔑地冷笑一声说：“哼，‘共产邪说’，对你们来说，是邪说；可对我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我最高的信仰！”陈谨威胁道：“你信仰的共产主义，有什么好处？它在哪里？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才十七岁，只要你悔改，还有前途，如果再执迷不悟，后果不堪设想……”袁咨桐不屑与她多纠缠，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敌人又找来了当反动军官的袁咨桐的大哥袁念生作“保人”。袁念生对袁咨桐恶狠狠地说：“这次保你出去，你要再去跟着共产党干，老子崩了你！”说着掏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可袁咨桐毫不畏惧，出狱后立即找到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同年8月组织上决定让袁咨桐转移到上海，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就又一次被捕了。
敌人用残酷的刑罚来折磨他，妄图逼迫他就范，袁咨桐始终不屈服。敌人在墙上开了一个小洞，每当有晓庄师范的学生被捕时，就逼他从小洞口辨认，要他供出这个人的相关信息，袁咨桐不是怒目不言，就是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惨无人道地用细铁丝绑住他的两个大拇指，把他吊起来毒打。袁咨桐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大骂刽子手：“你们这些野兽、汉奸、反革命，多么无耻！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警察厅把他当作要犯移解到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准备判他死刑。
黄齐生先生闻讯赶到南京，找到谷正伦质问：“学生爱国有心，虽然行动过激，也不至于犯了死罪。袁咨桐才十七岁，更不该受此判决，我特来请求你释放他！”谷正伦坚持要袁咨桐写一份自首悔过书，并登报公示。谷正伦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一份悔过书，对袁咨桐说：“你别太任性了，你的罪足以判死刑，人死了还能复生吗？”袁咨桐回答：“一个人只要死得有价值，虽死犹生。”谷正伦又说：“你为那共产邪说去死，值得吗？”袁咨桐忍住浑身伤痛，支撑着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为共产主义、为我的最高信仰去死，值得！”谷正伦恶狠狠地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这是悔过书，你签了字，就能活命，如果不签字，哼！那就对不起黄老先生了！”袁咨桐瞥了一眼悔过书，只见上面写着“误信共产邪说”等语，他一把抓过来撕个粉碎，他大声说：“我不是误信，我是相信，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根据国民党的“法律”，未满十八岁者不能判死刑，敌人丧尽天良，把袁咨桐的年龄由十七岁改为十八岁，1930年9月17日在南京雨花台枪杀了他。袁咨桐临刑时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黄齐生先生听到噩耗，热泪簌簌地滚了下来，悲愤地说：“咨桐从容就义，仅十七岁，真是难得！”
袁咨桐在狱中曾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见解，还有着不同的命运吧？我们之间，有人在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
袁咨桐对共产主义理想生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将永远给后人鼓舞和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