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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域阳戏的趋同性
所属图书：《贵州阳戏文献文物叙录》 出版日期：2017-06-01

第一节 黔域阳戏的趋同性

无论从黔域阳戏的文献资料，还是戏坛上的文物都能体现该区域阳戏坛崇奉“三圣”是阳戏的重要标志。

在傩戏三教中，川主、土主、药王“三圣”主神属“下三教”。黔地阳戏坛普遍崇奉“三圣”，各地戏班会根据演出地点或设“三圣”神位，或挂“三圣”神图。 [1] 每坛阳戏活动都是以“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为核心而展开，或演请三圣、送三圣，或演诸路神祇受“三圣”差遣奉命履行神职。阳戏坛奉“三圣”历史久远，清道光《遵义府志》载：“歌舞祀三圣曰阳戏。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也” [2] ，类似记载在黔地地方志中屡见纸端。 [3]

神坛上奉“三圣”主神，是贵州甚至整个西南地区阳戏坛所独有的特点。民众普遍信仰巫、傩，各地遍布大大小小的坛派，如赵侯坛、五显坛、五猖坛、老君坛、石磴坛、兜兜坛、青蛇坛、白虎坛、野猪坛、小山坛、娘娘坛、师娘坛、文昌坛、梓潼坛、三魈坛、土地坛等。不同种类傩戏神坛上，供奉主神不同，傩堂戏神坛主神是傩公傩母，端公延生坛供奉五岳大帝冥府十王，端公庆坛供奉赵侯、罗公、五通。即使同称“阳戏”，在江南地区没有祀主神的记载，更遑论祀“三圣”的说法。

多数阳戏坛奉“三圣”，有的阳戏坛还有“四圣”的说法。如在四川的文昌故里梓潼县，以及邻近的广元南部等地奉“化主”文昌帝君，贵州的桐梓遵义同样有祀“文昌”史料记载 [4] 。同样，福泉瓮安等地的阳戏坛也流行川主、土主、药王、关圣“四圣”之说。但从具体的仪式演出看，川主、土主、药王“三圣”仍处于恒定的主神地位。梓潼、广元、剑阁及南部县一带文昌地位不突出，当地直称阳戏坛为“三圣坛”，甚至在文昌化主的帝乡梓潼县也流行这种称谓。 [5] 在演出仪式上要用三炷香、三杯酒祭“三圣”，而非“四圣”。福泉一带的关圣帝君也不被列入主神坛，真正享受飨食供果的依然是传统“三圣”。

黔地阳戏坛上的“三圣”平日被供奉在掌坛师家中神龛上。戏前“接神”即接“三圣”，愿主家把“三圣”神像从掌坛师处接到家中，并尊置于神坛上，坐镇坛场。演出时，主要以请、颂、酬、辞“三圣”的程式为主要线索。阳戏开演，“请神”有正请《三圣登殿》，“祀神”有《三领牲》，恭送“三圣”有《辞神》或《送神》，“颂神”则贯穿于请神、祀神、辞神的每一环节。戏坛上的诸路神祇也是因为受“三圣”差点来神坛履行神职。如扫棚土地、催愿仙官、工兵牢子、走马二郎、碓磨仙娘等到戏场神坛或查点供果祭物，或祛邪纳祥，或清吉镇坛。同时，各出阳戏演出内容也以川主、土主、药王为中心展开，即所谓“歌舞祀三圣”。“三圣镇坛”在供桌上方悬挂川主、土主、药王“三圣”神像，镇神坛。请神时首先要请“三圣”，如梓潼阳戏，“戏门启白坛前仪”先要朝拜三圣。“地戏”出祖师一折戏演到在上清宫设坛还愿祈福时，真武祖师得报，他便马上召来年月日时四值功曹，分别去请川主、土主、药王。外坛戏演出，戏帐上也要挂“三圣”神图镇坛，佑护阳戏演出顺利。

可见，奉“三圣”是阳戏坛上的最显著特征。

第二，以吉祥喜庆为表象特征。民众演出阳戏目的是祈福纳吉，演出场面一般是吉祥喜庆的。虽然早期阳戏班也还阴愿、做道场、荐亡灵，不过那是为还先祖生前所许愿信，使其先祖魂灵升天，也属喜庆之举。现在阳戏班有时也做道场、荐亡灵，不过这种场合不唱阳戏。

[1] 以湘西阳戏为典型的世俗性阳戏除外，那是由奉“三圣”仪式性阳戏衍生的新形态。阳戏流播区对“三圣”身份的认同基本一致：川主、土主、药王，只有酉阳阳戏坛供奉“三圣”主神是刘备、关羽、张飞，而关羽位尊于刘备、张飞之上。

[2]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16页。

[3] 民国年间的《独山县志》《桐梓县志》等皆有记载：王华裔、何干群等：《独山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3册，影印贵州省图书馆据民国四年刊本复制油印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55～356页；李世祚修，犹海龙等纂：《桐梓县志》卷三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7册，据民国十九年铅印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99页，第305～310页。

[4] 清·黄乐之、平翰等修，郑珍纂：《遵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16页。有“近或增文昌曰四圣”字样。

[5] 采访对象：郝刚，采访时间：2011年5月7日，采访地点：四川省绵阳市文化馆。

贵州阳戏文献文物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