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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云南的蒙古族
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自宁夏六盘山出发，经甘肃，进入四川。渡金沙江入滇，结束了大理国在云南的统治，统一了云南。1254年，忽必烈班师回朝，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继续征服其余未降部落。1255年，兀良合台先后攻取了滇东北不花合国、阿合因、滇东、滇北及通海、建水一带。元朝统一后，云南各地留下了众多蒙古军队屯守，现今通海县的蒙古族就是在元朝随军至滇后落籍的蒙古族后裔，属于我们前述迁徙渠道的第一种。
忽必烈继位后云南设立行省，行省之下设立宣慰司和路、府、州、县并任命蒙古人进行治理。例如在曲陀关的“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就是蒙古人阿喇帖木儿充任总管，子孙世袭其职，其后代遍布云南通海等地。
云南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是云南省唯一蒙古族民族乡。全乡人口5528人，蒙古族就有5350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占全乡总人口的96.78%，分布在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至今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风俗等。兴蒙乡地处风景秀丽的杞麓之滨，是云南省蒙古族保留文化习俗传统较多的聚居区，该乡蒙古族自称为“蒙古瓦”“蒙古勒”“嘎卓”。从民族源流上看，是随忽必烈征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后裔，是南宋末年、元初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其语言、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具有浓郁的蒙古特色，并有许多元代古迹和古文化建筑，如建于元代的石币库，建于清同治年间的“三圣宫”（内供成吉思汗、忽必烈、蒙哥像），还有元、明、清时期的碑刻等等。
从文献记载和口述历史得知，兴蒙乡蒙古族先祖是公元1252-1253年随忽必烈进入云南平定大理的官兵。1283年，元朝在云南曲陀关设立都元帅府，一个地方性长期管理机构成立，必然需要大量的管理者以及军队的护卫，因此大批官员和官兵及其家眷前来并定居，最后成为通海蒙古族的祖先。700多年的繁衍生息和岁月沧桑变化，让通海蒙古族经历了由马背民族到渔民再到耕种农民的巨大转变，而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与当地生产、生活环境改变和杞麓湖水的不断消退紧紧相连的。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使通海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也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既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又区别于相邻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独特文化习俗。
云南的蒙古族中，亦有王室贵族后裔。忽必烈1258年率兵离开云南，派其子忽哥赤镇守，忽哥赤死后其子松山为梁王继续镇守。即便元朝末代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明王朝攻占云南中死亡，据说其子烈梁尔赤不仅没有被害，还被明惠帝赐以“太”姓，子孙延绵各地。
当然还有元朝派来的大量蒙古人在云南各地充任地方官，并最终在统治结束后易姓落籍当地。如路南县（现石林县）杨氏，其入滇始祖普鲁海牙以“元朝武德将军”任职云南，二世祖易为杨姓，落籍路南，其后裔中还有知名教育家——杨一波。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生活着数千蒙古族。其中“伙”姓最多，其始祖虎都帖木儿，元朝时从蒙古草原到南京任职，明朝时随大军征云南，并世居此地。这里的余姓蒙古族则与贵州余姓蒙古族有着相同的先祖，以及相似的迁徙传说。主要分布在麻栗坡、西畴、广南三县的部分乡镇，人口较少。文山州的伙姓、余姓是在1984年1月21日由州人民政府批复将民族成分恢复为蒙古族。
据历史学者云南会泽包世福保存的清朝康熙至民国年间的《包姓族谱》记载：云南省昆明市、宣威市、昭通市、东川区、曲靖市、会泽县等地的一万多蒙古族裔包姓，祖籍蒙古归化城土默特，是元太祖子孙俺答汗后裔。会泽县蒙古族后裔有元太祖后裔包姓；王保保后裔保姓；木华黎后裔木姓；阿喇帖木儿后裔官姓；不花铁木儿后裔余姓共五姓。
云南铁改余蒙古族也有大范围分布，集中在与贵州、四川接壤地区。《沾益铁改余氏家族志谱》中记载，沾益铁改余氏是17世纪初明朝晚期先后从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昭通镇雄、江西省抚州等地迁徙进入沾益境内，发展至今已有1300多户5300多人。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惠宗离开元大都退回漠北草原，标志着元朝统一政权的终结；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至洪武十四年（1382）自尽，标志着元朝在云南最后统治结束。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官兵和眷属，在政治上失去了庇护，只能向民间迁移。有的分散而居，隐姓埋名，变服从俗，融入其他民族中。有的聚族而居，蒙古文化延续性较强，例如云南部分蒙古族地区就保持着农历四月初二过“鲁班节”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