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文脉守斯文 滋养黔地文化工程

抗战时期，被学术界誉为“东方文化金字塔”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曾西迁贵阳，先后藏身于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威清路张家祠堂以及六冲关（现名鹿冲关）地母洞，秘藏时间长达6年零8个月，其中，在鹿冲关地母洞存放时间长达5年零8个月。这段珍贵的文化记忆，由民国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以《代管〈四库全书〉》的档案形式予以留存。

2015年，这批沉睡故纸堆中的档案被发现、被唤醒，并于完成修复后首度向社会公布。档案共273页，整理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期间的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及各种凭据，一段“护文脉、守斯文”的悲壮往事也得以面向世间。

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钟海珍，已有30余年图书馆工作经验，是启动修复民国档案《代管〈四库全书〉》工作的先驱。日前，她打开保存了百余张老档案照片的电子文档，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的故事娓娓道来。

抗战全面爆发，国宝急迁贵阳“二四”轰炸，库书迁入溶洞

据载，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从1937年8月1日开始向西转移，途径福建、江西、湖南共2000多公里，历时9个月，于1938年4月30日运抵贵阳。

除了浙赣铁路运载，西迁库书主要靠船运、人挑、马驮，这一路风雨兼程，可谓历经千辛。

库书于1938年4月30日深夜运抵贵阳，存放在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内。1938年6月1日，贵州省立图书馆馆长蓝端禄呈报：运抵贵阳的库书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536册。

（注： 《代管〈四库全书〉》档案）

由于当时贵州省立图书馆的馆舍面积狭小，藏书条件有限，于是相关方面下令购买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的张家祠堂，于1938年9月28日将140箱《四库全书》与贵州省立图书馆的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转藏张家祠堂书库。派驻贵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父子也驻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库书。

1939年2月4日，日机空袭贵阳，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左右，库书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

（注： 《代管〈四库全书〉》档案修复后内页）

1939年4月8日，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被转移到贵阳城北郊外的许官溪镇金鳌山腰的地母洞。

藏书有方 地母洞内的除湿防护、勤晒书措施以及防空优势使《四库全书》安度六春秋

钟海珍说，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被安全秘藏6年零8个月时间，得益于守护库书的人们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藏书进行科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防护。

（注： 《代管〈四库全书〉》档案修复后内页）

六冲关（今鹿冲关）地母洞，是被茂盛森林覆盖的一个大溶洞，面积达百余平方米。贵阳雨季较多，常处于“天无三日晴”的状况。躲过日机空袭威胁的《四库全书》，虽秘藏于防空条件较好的地母洞，却面临防潮问题。

据载，库书迁移前，有关方面“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

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湄潭时期的校长竺可桢先生到地母洞书库视察，提议将洞里的木棚进行改建，盖上瓦，并另建砖墙一堵以确保安全。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

此外，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特命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打开数箱图书检视，见尚无潮湿霉烂之事，又见阳光可自洞口普照全部书箱。此外，地母洞极具防空优势，舍此之外在本省再难找到替代地点。于是请浙江省立图书馆库书保管员毛春翔详细记录藏书实况，交省府电呈蒋介石，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唯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在库书洞藏期间，教育部多次委派人员实地考察，不断改善库书存储条件。通过《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等，可详细看到当时周密而科学的改善措施。档案显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注： 存放于樟木柜中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为有效地除潮，还专门制定了晾晒库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每箱书必须经过清点、开箱、装箱、晾晒、捆扎等程序，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用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再用钉子钉固封箱。因晾晒库书除潮效果显著，之后每年秋季对库书进行晾晒除潮成为必须的工作。1942年后，又于春季加晒一次，形成春秋两次晒书的惯例。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筑期间，浙江省图书馆曾相继派专人到贵阳专职负责库书保管；直到1944年底库书离黔，贵州省立图书馆一直负责相关行政管理工作。

（注： 古籍修复师王晓红修复《代管〈四库全书〉档案》）

在每年库书晾晒急需人手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除帮助雇佣工役外，每次均派出总务部多名馆员参与晾晒工作，协助清点和庋藏，连图书馆馆长也参与其中。此外，浙江大学也派部分教授参与库书晾晒。

迁至地母洞秘藏的库书，还得到了派兵驻守，安全保卫工作一刻也未曾放松。

独山失守国宝迁重庆 抗战胜利库书返杭州

1944年秋，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同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开始组织疏散，有关方面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重庆。

1944年12月6日，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和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库书从地母洞搬运到张家祠堂集中，8日装箱起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7日，6辆汽车载运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重庆青木关，费时近两个月，于7月5日返回杭州。

如今，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只有地母洞仍屹立在鹿冲关森林公园莽莽丛林中，她将整理好的70多年前的珍贵文化故事，向每一位来访者进行深情讲述。

为续修《贵州通志》发挥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西迁至贵州的文澜阁本库书，直接滋养了当时贵州的一大文化工程——续修民国《贵州通志》。贵州已故著名学者李独清教授在《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一文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1919年，任可澄主持新修民国版《贵州通志》，以弥补旧版通志年久失修、疏漏过甚的缺点。该通志至1948年印成，历经30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料征集。当文澜阁本库书西迁来筑，诸位修纂人员自然想到辑纂《四库全书》有关贵州的资料。

李独清先生写道：“浙江图书馆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至贵阳地母洞，教育部有邀请各大学派人校勘是书之意。馆中同人以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府转教育部将趁校勘之便，录钞有关贵州史料，馆中委托我到地母洞翻阅文澜阁图书，将其中涉及黔中的资料钞（编者注：旧同抄）出。我乃偕书手二人，自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历时年余钞完。”完毕后，李先生曾将这批资料编排为8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可惜因经费困难无从付印，黔南事变发生，材料多数散佚。但这些资料仍发挥了重大作用，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材料，填补了贵州不少史料空白。

李先生独子李孝彬后来回忆：“那些日子，我父亲每天早晨从法院街住处出发，前往地母洞抄书，星夜而归。父亲曾对我说，贵州文化典籍少，《四库全书》来黔就是大事。”

李独清著有题为《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 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的诗歌，其中有句：

其对文献典籍的渴望之情溢于言表。

（注： 《代管〈四库全书〉》档案（修复之后））

数十年来，李独清先生点滴收罗，有书5万余册。“其中就有宋刻本藏书3种：王舆之《东岳周礼订义》残卷、史浩《鄮峰集》以及王应麟《诗地理考》。”贵州文史专家王尧礼说。

“可惜这批图书全部散于‘文革’。改革开放后，父亲凭记忆拟写了一份藏书目录。又点滴聚拢起来数千册图书。7年前，我将这批书全部捐献给他晚年任教的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李孝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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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文澜阁《四库全书》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