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剑桥”崛起在湄江之滨

1940年初，贵州北部一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突然来了一群举止得体但却满面尘土的读书人。他们来自遥远的江南，因为战火纷飞，他们流离失所，却将传承文脉的重担挑在肩上，渴望着在远离战火的西南大后方觅一张安静的书桌，继续专注于教学与研究。

遵义湄潭县是一个远离炮火的小镇。一路向西迁徙的浙江大学来到了这里，结束了长达2600多公里的“文军长征”，而且一“定居”就是7年时间。

我们来此寻访历史记忆的第一站就是位于县城中心浙大广场上的“浙江大学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

以“浙大”命名的广场，是一个阶梯式的广场。广场第一级阶梯，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至此地的校门所在处。

拾阶而上，最上端便是陈列馆所在地。这里曾是湄潭人祭祀孔子的场所，当地人称之为“湄潭文庙”，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四合院式的建筑格局仍保存完好。徜徉其中，我们与明代凝重的石雕、清代精美的木雕“相遇”，历史感不由得从心中油然而生。

如今，湄潭文庙成为文化历史陈列馆，它讲述着让湄潭人永远引以为傲的历史：1940年至1946年间，国立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他们不仅受到纯朴热情的当地人的欢迎，而且在这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助推了湄潭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4次迁徙 艰难途中定下“求是”校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多所高校成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国内108所高校中，91所遭受了轰炸破坏，25所高校被迫停办。形势严峻，一些高校走上了举校迁徙、流亡办学的艰难征程。

1937年8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上海，杭州等地也陆续遭受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亦力主西迁，并于9月21日开始撤离杭州。从这一天起，直至1940年2月，浙大师生完成了首迁浙西、次迁赣中、三迁桂北、四迁遵湄共2600多公里的西迁路。因迁徙路线与红军长征大体相同，人们把它称为“文军长征”。

（注： 浙大师生到达湄潭，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西迁路途远且艰险，浙大一行人遭受过疟疾、痢疾，得过“大脖子病”；他们还要随时躲避日军的无情轰炸……

在浙江大学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里，解说员罗娅告诉我们：“浙大师生遭受日军无情轰炸最严重的一次，是1939年2月5日在宜山标营内的浙大校舍，连续遭到日寇18架飞机猛烈轰炸，投下的燃烧弹、爆裂弹等达118枚之多，浙大师生不得不躲进防空洞。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竺可桢校长仍要求大家继续上课，于是男同学们轮流驮着背板，让老师在上面书写教授。”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西征途中，“文军”也取得了多种成绩。

在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浙大开始推行“导师制”，此举开了国内教育先河；在江西泰和期间，浙大师生遵照竺可桢校长“教学与科研必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办学思想，为当地修建赣江“浙大防洪堤”，创办“澄江学校”和建立沙村“示范垦殖场”；在广西宜山，根据竺可桢校长的倡导和提议，浙大决定以“求是”作为校训，即“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的过程”。

1938年12月8日，由国学大师马一浮作词、男中音歌唱家应尚能谱曲的《浙江大学校歌》也在宜山诞生。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解说员罗娅清唱了这段校歌后，又给我们解释了歌词大意：“学问的道路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大学之大就是要不自满学问的积累，并且拥有求是精神，一直奔走在求远求真的路上。”

湄潭扎根 淳朴民风厚育“东方剑桥”

1939年，广西战事吃紧，浙大准备第四次西迁。

2月25日，竺可桢偕史地系主任张其昀赴重庆，与教育部商谈迁校事宜，途径贵阳时，偶遇贵州省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宋是湄潭人，他极力劝说竺可桢将浙大迁到遵义之东的湄潭。2月26日，竺可桢校长又到警察局会晤湄潭人陈世贤、陈世哲兄弟，他们都主张浙大迅速迁到湄潭。

6月13日，竺可桢在胡刚复、张孟闻的陪同下，从遵义出发，乘坐滑竿，经71公里的行程，于次日晚到达湄潭。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浦泉，亲率当地社会各界21个团体的有关人员在湄江大桥等候，欢迎竺可桢一行的到来。

6月15日，在严浦泉和湄潭中学冉懋森校长等人陪同下，竺可桢一行对湄潭县城及周边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发现湄潭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不负“小江南”的名号。

浙大能够成功迁校至湄潭，与当时的县长严浦泉的鼎力支持分不开。

浙江大学西迁文化历史陈列馆馆长罗睿告诉记者，严浦泉当时专门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免费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湄潭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她介绍：严浦泉是江苏人，曾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江苏省江阴县县长、湄潭县县长。他思想开放，是一个有知识、有远见、又开明的县长。

（注： 20世纪40年代的湄江桥）

湄江桥头，有一栋高5层、足有2000多平方米的仿西式建筑，是湄潭人韩仲强修建的，当时也腾出来供浙大教授居住。韩的儿子韩忠鍪后来回忆：浙大西迁至湄潭时，自己家里有两个大黄桶，每桶能装上千斤米，父亲韩仲强听说浙大师生正忍饥挨饿，于是每周就用这两只桶装米发给大家，浙大师生每人可领1升米，发完为止。

浙大农学院毕业的学生戴朱恒曾盛赞，在物资不充裕的时候，湄潭人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会低价或无偿为浙大师生提供大米和各种副食品。湄潭民风淳厚、人民勤劳良善的口碑就此传开。

（注： 竺可桢）

浙大在湄潭一驻就是7年，这7年也是浙大历史上发展最快、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浙大人在湄潭创造了硕果累累的教学科研成果，使浙大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一流高等学府，并享有“东方剑桥”的美誉。

科研硕果累累 比肩世界一流高等学府

走出陈列馆，记者来到穿城而过的美丽的湄江江畔。70多年光阴飞逝，这里依然草树萋萋，流水潺潺。

流水易逝，历史难忘。作为土生土长的湄潭人，陈列馆馆长罗睿一直致力于挖掘和弘扬让湄潭人引以为傲的“浙大西迁史”。在她的介绍下，一段段有确凿数据、人名的史实，印证了湄潭人的骄傲——

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其规模由抗战西迁前3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6个学院25个系。有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院、1所龙泉分校、1个先修班、1所附中、两个农场。学生由抗战西迁前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

竺可桢、王淦昌、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李政道等共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是从湄潭走出来的。

这期间，苏步青教授关于微分几何的研究、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贝时璋教授的细胞重建理论研究、束星北教授的相对论、陈建功教授的三角函数、卢鹤绂教授的原子理论、罗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对植物生长之影响、蔡邦华教授的昆虫学、吴耕民教授的果蔬学、杨守珍教授对湄潭茶叶的研究等，在全国乃至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浙大从此向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看齐。”罗睿说。

在湄潭期间，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3位教授还专门从事物理教学研究。王淦昌完成的《关于探测中微子建议》论文在美国发表；卢鹤绂完成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利用》论文，在当时引起国际物理学术界震动；束星北还成为世界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最喜欢和赏识”的助手。

王淦昌的论文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学者阿伦教授按照他的“建议”做了BE7的K电子俘获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被命名为“王淦昌·阿伦实验”。之后，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教授根据这个成功实验，制造出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

（注： 湄潭文庙——湄潭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

由于在物理学方面的突出成绩，1942年至1945年的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先后4次在湄潭召开，宣读论文50余篇。

1944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曾在湄潭做了为期6天的考察。他惊讶地发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浙大却不缺乏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好的教学仪器和浓厚的科研教学氛围。李约瑟深感钦佩的同时，把西迁湄潭的浙江大学称赞为“东方剑桥”。

1945年10月，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称：“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一项项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在湄潭这个小城里诞生，而每一项成果的背后注定都是动人的故事。如今，这些动人的故事还在湄潭县被传颂着……

浙大西迁湄潭后，当地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充当了浙大生物系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和电灯，师生们只有在做显微镜观察标本和染色体时，为提高分辨率才舍得用一下煤油灯。

谈家桢先生，这位曾留学美国并师从现代遗传学先驱、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教授的浙大生物系教授，就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带领师生“土法上马”，以竹管作导管、瓦盆做蒸发皿，以挖地窖来代替冰箱储物，坚持做遗传学实验。

1944年春，一个细雨沥沥的傍晚，谈家桢在实验室里观察瓢虫忘了归家。天色渐暗时，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观察，一个奇妙的现象突然出现。谈家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在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他立即将这一发现告诉了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贝时璋教授，贝先生建议将此种现象命名为“嵌镶显性现象”。

同行们说，这个珍贵的发现就像“一束强光，照透了谈家桢整个的人生，在阴霾的1944年多雨而离乱的傍晚，这应该是科学之神所能给予他的一件最好的礼物。”

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浙大教授苏步青，在湄潭留下了“菜农教授”的美名。

浙大西迁，苏步青和日本籍妻子米子是用担子挑着全家家什，走了2000多公里的行程来到湄潭的。这担子的一头装着书籍和教案，另一头放着年幼的孩子。到达湄潭后，他们住进城南的朝贺寺。

身为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经常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衣服上讲台。当他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悄悄议论：“苏先生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正方形，样样俱全，还有螺旋曲线！”妻子米子听说后，就把外婆送给自己作结婚纪念的玉坠子当了，给苏步青添了一件新衣服。

苏家人丁多，开支很大，苏步青就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女儿苏德晶后来回忆：“爸爸很会种菜，他种的菜特别绿，冬瓜都很大。”湄潭人很快都知道了国立浙江大学里有一位“菜农教授”。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苏步青教授关于微分几何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大学派创始人，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与当时美国、意大利学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