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赵州桥 南有葛镜桥

福泉市是一座拥有2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保存完好、长为4700米的明代古城墙，环绕着内城及东、南、西、北4道城门，城楼挺拔，威武壮丽。

（注： 福泉城墙上的古桥，桥和墙融为一体，被桥梁专家啧啧称道）

被誉为“石桥之乡”的福泉在明清时期曾是云南通往京城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众多江河交织于崇山峻岭之间，充满智慧的百姓在河道上、绝壁间架起一座座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的石桥。

福泉现今仍保留明清时期古石桥130余座，经专家逐一鉴定均能正常通行。近年来，福泉市加大了对境内明清古石桥的保护力度，投资2.8亿元建桥改路，新建12座新桥供通行使用以保护11座明清古石桥。

1939年初至1944年底，担任院长的茅以升带领着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简称唐山交大）的师生西迁至福泉生活、学习、工作，留下文化西迁的动人故事。

“嗜桥”的茅以升邂逅了福泉的座座古桥，这是另外一种缘分。

葛镜桥是福泉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桥。这座被茅以升赞叹为“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的明代石拱桥位于福泉市城东南2.5公里处，历时30年建成，已有近400多年历史，是贵州省唯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桥。

福泉人葛镜修筑贵州第一古桥

葛镜桥是当之无愧的贵州第一古桥。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古桥，横跨在麻哈江两岸绝壁之上，借江心一礁石下脚，设计绝妙，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用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两边，石碑林立，其上刻着葛镜桥建桥的来龙去脉以及林则徐等名人对它的称颂。

曾经，南来北往的驿道上，清脆的马蹄声夹杂着旅人的吆喝声，走到川流不息的江边，峡谷突然断了去路。在洪水频发的季节，划船通过的人们命悬一线。于是，解甲归田的贵州福泉人葛镜决定出资修桥，造福于人。

（注： 经历了近400年风雨的葛镜桥）

“葛镜桥是葛镜造的第三座桥，前两座都被洪水冲垮。”易盛刚介绍。桥已断，心未死，葛镜写下一首《自誓诗》，直呼“持一片心盟白水，桥不成兮镜不死”，大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气概。

一年半载尚不觉得负累，然而建第三座桥却耗时数十载，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多得无法计数。葛镜为人极有个性，不愿求助于官府或乡绅，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田产都卖掉，甚至连其长子葛邦臣世袭祖职的俸禄，也用作了修桥的资用，投入累计达万两银子。

葛镜每日监工，风雨无阻，他的所有时间、心力、智慧都倾注于一座桥，在三毁三建中吸取了经验，铸就了一座可堪载入中国古代桥梁史上的宏伟桥梁。

“这第三座桥，可以说是鬼斧神工之作。此桥虽然选址在更为险峻之处，然而却巧妙利用峭壁、石矶、石阶的自然形态，为我所用，获得平衡。只要山不倒，桥就不会垮”。我们来到江边桥下，仰视着古朴而庞大的桥体。桥下，一块天然的大石矶支撑着桥墩，葛镜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形地貌特征，设计出孔距成倍递增的三孔联拱桥形。同时，在峭壁上依势凿出“凹”型绞口作为隐形桥墩，两端绞进“凹”口里，整个桥体便稳稳地扣在了石墩上。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距离葛镜最初造桥已经过去30年，葛镜桥终于落成，雄踞于麻哈江上。桥成人去，葛镜于次年离世。时巡抚贵州等地方、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张鸣鹤将葛镜造桥一事汇报朝廷，万历皇帝御赐“义垂千古”匾额。

有趣的是，葛镜桥又称作“豆腐桥”。据传，修建葛镜桥的过程异常艰难，一块石头的重量常以吨计。在葛镜日日夜夜的亲自监督下，工人们咬牙坚持，就在工程接近尾声时，石头告缺，急得葛镜直跺脚。这天夜里，张三丰托梦给葛镜，让他第二日抬几担豆腐到工地上去，到时候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葛镜照着梦里的话做了，原来，张三丰施了法，让豆腐变成一块块扎扎实实的大石头，解了燃眉之急。

茅以升使葛镜桥的价值等同于赵州桥

葛镜桥不乏赏识者，然而这匹“千里马”真正的伯乐，非茅以升莫属。

1993年夏天，唐山交大1943级校友在毕业50周年回访福泉办学旧址与葛镜桥。校友夏彭年在其长诗《豆腐桥歌》前言中写道：

葛镜桥不仅是新生入校必去的启蒙之地，也是交大学子最鲜活的“课本”。茅以升带着学生们，在此共同欣赏、讲解、赞叹、缅怀。1940年，茅以升带唐山工程学院学生测绘该桥，称其可载10吨重型汽车安全通行。此后，在罗英、茅以升和唐寰澄3位桥梁大家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中，多次引例葛镜桥。

茅以升在他主编的《中国桥梁技术史》中称：葛镜桥，工程艰巨，雄伟壮观，为“西南桥梁之冠”，并评价说：“16世纪贵州平越葛镜，历时30年建成了葛镜桥，不但悉罄家资，在经济上独立成桥，同时三毁三建，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完成了桥的技术上的改革。”在另一本专著《中国桥梁》中，茅以升在总结中国古桥的坚固性时，再次提到葛镜桥：“中国古桥坚固耐久，主要采用了石料……再加造桥工款往往系募集而来，甚至有一个家族独力负责建造一座桥，如贵州葛镜桥。”

“没有茅以升的葛镜桥，仅仅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罢了，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葛镜桥在中国古桥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今，福泉市借葛镜桥发展地方旅游业，不仅有旖旎的自然风光，也不乏人文因素，丰富了旅游的层次。”研究福泉文化历史多年的易盛刚如此认为。

（注： 历经近400年风雨的葛镜桥，桥面仍然可以通行重型汽车）

（注： 位于福泉老街的“茅以升居住地”）

2013年11月，第五届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福泉举行，会上10多位古桥研究与保护专家做了精彩演讲，发表了数篇保护古桥遗产的论文。中国古桥研究委员会茅玉麟秘书长系茅以升最小的女儿，第一次来到了福泉，和大家一起参观了葛镜桥，走访了父亲在福泉曾经工作、教学的地方。在那次会议上，众多专家还对100多座福泉古桥进行了鉴定，得出了“均可以正常通行”的结论。

临危受命的桥梁专家 在福泉致力于教书育人

近代历史中，茅以升先生主持修建完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公、铁两用大桥——钱塘江大桥，“修桥、炸桥、复桥”三部曲的事迹，大家早已耳熟能详。

据茅以升学生、著名桥梁专家钱冬生回忆，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先生断然下令起爆，并于当夜悲壮地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的誓言。钱冬生整理、包装大桥技术档案共14箱，跟随着先生的足迹，赴湘潭、迁平越、至川渝，一路辗转，于抗战胜利后带回杭州，建国初期交给了国家，成功复建了大桥。

1937年，唐山交大“濒临绝境”——校舍被日军占领，院长孙鸿哲积劳成疾，病逝于北平，学校群龙无首，成为“三无”（无校舍、无经费、无校长）学校。当年11月，校友与各地师生、校友联络商讨，共同拥戴德高望重的校友茅以升先生为院长。时任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先生，没有推辞，临危受命，慷慨赴任。

在从湖南迁往贵州的途中，日军轰炸桂林，80多名同学的全部行李及部分公物化为灰烬，悲惨情景，难以言表。茅院长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

终于，在黔中大地清澈的河水边，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从老城门的东门进去，到了位于东新路的“茅以升住处”，抗战期间曾是居民刘启智、刘文振的家。“这是我爱人外祖父的家，当时刚刚新建的两层木楼，让给了茅院长一家老小生活。”易盛刚说。当时楼上住老人、孩子，楼下住着夫妻俩，这间屋子专门存放着14箱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图纸。经过近80年风雨的这座木楼，现在已是危楼，亟待修缮。

（注： 1989年，茅以升为福泉中学题写校名“福泉中学”）

有一年，茅以升的女儿茅于冬与茅于燕拉肚子，高烧不退，多方求医不见好转。“是我的祖爷爷和爷爷，用当地的草药和祖传的灌肠排毒方法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我前几年去北京见到了茅于燕，提到这段往事，她还非常感谢救治她的老人家。”易盛刚说。

贵州师大中文系退休教授谭绍凯一家，当时就住在茅以升家的隔壁，他回忆：“我当时正读小学，只记得茅以升比较忙，对孩子非常的和蔼。”

1940年5月的一个深夜，茅以升敲响谭绍凯一家的门，向谭家父亲求助。原来，唐山交大校庆时，进步学生演出话剧《前夜》，平越县长魏伦当场与大学生发生冲突，命令勤务兵拉动枪栓，冲散会场，全县戒严。第二天，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来电请谭绍凯的父亲出面做调停工作，维持地方的安宁。事态经调解缓和后不久，魏伦被解职。

1942年2月15日是当年的正月初一，茅以升没有休息，他在学校给200余名师生做《土壤力学》讲座，并将家人及亲朋好友为母亲韩石渠老人祝寿所赠的300余块大洋用来设立了石渠（土木工程）奖学金，以奖励交大土木工程专业的优秀学生，大家深受感动。

茅院长是学子们最为敬重的长辈。校友张修平回忆，学生们不仅要向他请教教科书上没有的专业知识，还会听他讲做人的道理。“毕业前夕，茅院长为我们讲了‘急事缓办，缓事急办’的道理。他说，急事是等着要办到的，时间紧，如果急匆匆地办，不缜密考虑就办，往往会出乱子，把事情办坏，故要仔细考虑并‘缓办’；缓事是不要紧的事可以稍缓些，但稍一疏忽可能一拖几个月还未办，等于不办，所以缓事要‘急办’。这句话颇富哲理，我将其作为座右铭，终生难忘。”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在一次校庆晚会上，茅以升登台表演，一口气疾书无理数π，一直至小数点后300位，黄寿恒教授紧随其后，也默写至295位，一时被传为佳话。“院长记忆力的确惊人，非一日之功，除天才外，还与刻苦锻炼分不开。”校友杨正新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没有忘记曾在贵州山区避难办学的经历。福泉也没有忘记这段历史，在国立交大唐山工程学院的办学旧址上成立了以茅老创建的平越中山中学高中班为基础的福泉中学，开设了茅以升班。1989年5月，茅以升亲笔为福泉中学题写了校名。2007年，茅以升塑像在福泉中学操场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