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贵州羌族概况
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远、分布广泛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成员，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作为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羌族在贵州主要分布在铜仁地区的江口县和石阡县。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羌族总人口约有30.96万人，贵州羌族约有0.16万人。 [1]
羌族自称“尔玛”“尔麦”或“日玛”“日麦”，意为“天之子民”“本地人”。历史上因时代、地域不同，羌人又被称为“姜”“羌”“氐羌”“羌戎”“西羌”等。“羌”的称谓是从商代沿袭至今的。
羌族有自己的语言，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方言复杂，土语多，分南、北两大方言，除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和茂汶县的赤不苏区通行北部方言外，其余地区均通行南部方言。历史上，由于长期与汉族频繁交往，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多羌族讲汉语、用汉文，自20世纪80年代起，羌族开始创制拼音文字方案，并在四川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的羌语分布区推行，结束了本民族没有文字的历史。
羌族源于古羌。《说文·羊部》释“羌”为“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且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说：“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业。”据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羌族的历史与华夏族同样久远，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我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其活动区域主要在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有的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在朝中担任官职。《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出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促进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很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苻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三十多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了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羌人及羌人地区的管理统治。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就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
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政府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人民、羌族地区和祖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1]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访问时间：2015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