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人团”的分化瓦解与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红军长征初期，“三人团”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对我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面对长期初期红军的节节失利，“三人团”从内部产生了分化和瓦解，这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条件。本文拟就“三人团”的分化瓦解过程与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初步的探讨，以此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不佞浅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长征前期的“三人团”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王明“左”倾路线对党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而在王明的支持下，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博古在1934年1月改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了总书记的职位，全面控制了党中央的军政大权。在军事上，博古倚重“洋顾问”李德，使李德实际上成为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者。而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采取的“阵地战”“正规战”“短促突出”“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导致红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934年5月，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被迫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规划”。至此，“三人团”便正式成立了。实际上，“直至遵义会议以前，三人团处理一切”，是当时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从分工可以看得出，博古、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

作为“三人团”核心人物之一的博古，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他是在王明赴苏情况下担负起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对毛泽东、朱德等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红军领导人不信任，认为他们知识浅薄，没有接受正规的理论学习。年轻的博古“雄心勃勃，很想干一番事业，使革命斗争能有一个大发展”。然而，从书本中走出来的博古毕竟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于是在军事上，他十分倚重当时共产国际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并积极支持李德的军事计划，蛮横地强迫其实施。

李德，“三人团”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前苏联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1933年10月进入中央苏区，其公开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在军事作战上帮助中央，帮助军事教育工作。但因其共产国际的背景和博古的倚重，李德到苏区时，来势是很凶的，其气派则俨然为国际代表。从一开始，他就在军事上作出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这位红军的“太上皇”，“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而李德本人脾气暴躁，态度蛮横，对不同的意见极力压制。“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即李德）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博古与李德相互支持，使他们成为临时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然而，在成立“三人团”时，他们为什么要把周恩来吸收进去呢？

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在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书记处成员（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比较合适。六届五中全会书记处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等四人。当时项英被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张闻天虽和博古同为“留苏派”，但后来同博古在工作上有很大的分歧，博古极力想把张挤出领导核心，自然博古不会让张闻天进入“三人团”。

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许多军团领导人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对李德的指挥产生了怀疑，为了确保博古、李德在党和军事上的权威，与广大红军领导人之前起到纽带任用，保证“三人团”路线、政策的实施，需要周恩来的资历和威望。

三是周恩来谦虚、平易近人的性格和长期在党内担任的重要职务，使周恩来成为合适的人选。

二、“三人团”的分化与瓦解

长征初期，特别是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少至3万余人。面对这种残酷的教训，“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潭战役，达到了顶点”。“三人团”的权威地位逐渐减弱。

“三人团”内部面对战争的失利也不断反思，进而出现分化和瓦解。其核心人物博古，面对惨重的教训，也“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军事上也不再盲目相信顾问李德了。具体体现在“黎平会议”上，博古不但不站在李德一边，支持他“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而否决了他的意见，与多数人一道支持毛泽东“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博古的女儿秦摩亚，根据博古在这个问题上向党中央陈述的原委和所作的检查等原始资料（此材料是秦家托人从莫斯科档案馆买来的）撰文，叙述了这一时期博古与李德之间的关系。博古原文如下：“湖南争论，广西的损失，老山界、三十四师被切断、部队的大减员，毛主席的坚持斗争，一、三军团首长对他的不满等等，使我慢慢地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感觉长征的指挥我有错误，因此在黎平会议上，我没有再积极支持他，否决了他的意见，会后，周因李脾气大觉得为难，我即主张按通过的计划办，不必理他。但在乌江架桥未成前，他极力主张东转时，我又一度动摇而赞助他意见。”直至遵义会议时，博古对李德已“不再如以前一样完全支持了”。

而专横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会议上，红军采用早被剥夺权力的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北上，转道贵州。对于这次会议，李德后来回忆道：“我好像过早地走开了”，“当我看到所发布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经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很显然，“三人团”中李德在军事上作主的分工悄然发生了改变，李德的战略方针和权威第一次受到了挑战。12月18日，因通道会议“未能说服李德等人”，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李德仍然坚持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周恩来对李德“发脾气了”，说李德很主观，坚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最后会议“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三人团”中李德在军事上作主的体制再次被驳败。黎平会议，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是与“左”倾路线斗争的胜利，为以后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打下了基础。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猴场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已开始得到了纠正。李德对作战的指挥权也已经被排除了。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处理一切”的“三人团”从此名存实亡。在不久的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在决议上宣告了“三人团”的结束。陈云同志在传达提纲中说：取消三人团。三人团的瓦解也标志着党在组织领导上由“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到了政治局领导的正常体制。三人团的分化与瓦解，周恩来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从“三人团”内部站了出来，对“左”倾教条宗派集团起到了分化、瓦解作用，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关于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在刘中刚、孔凡铜的《论长征前期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和李怀录的《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新探》中均有比较详尽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三、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育，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包括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与李德。

接着张闻天（洛甫）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紧接着王稼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即反报告）和意见。最后，会议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就是载誉史册的遵义会议，它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到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学界也已经召开过多次的研讨会，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不胜枚举。近年来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说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认为遵义会议后博古仍然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在组织形式上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红军在军事行动和军事编制上，还没有彻底放弃大搬家式的行动方式，并且，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处境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毛泽东虽被选为常委，但还未进入军事指挥圈，没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因此，“遵义会议转折说”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

所谓转折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方向、形势。讲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必须意识到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完全陷入被动和危险的境地，要摆脱这种境地，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必须在政治上，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组织上，改变的错误的领导和领导方式；在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不顾客观条件提出的“正规战”“阵地战”“短促突击”等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必须得到纠正。

而通过遵义会议，以博古、李德为中心负责党中央和红军政治和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已正式取消，周恩来取代李德成为军事指挥者，毛泽东进入常委，其正确的军事主张得到采纳，以李德为核心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开始得到纠正。最主要的是通过遵义会议，充分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和全军的危害，使党中央不再盲从于共产国际，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革命路线问题了。正如李东朗在《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刍议》中的评价：遵义会议产生的作用，一是推动会议向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树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方向前进。二是充分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引发与会者的深刻反思，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三是加深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认识。

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系统比较了遵义会议前后14年的关系后认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主要体现在：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三是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四是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遵义会议是在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继承前14年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当之无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