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后勤供应工作

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期间，云贵川地区，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之下，三万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无充足的物质储备，二无后方物质援助，为大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红军历时三个多月，走遍了云贵川（渝）60多个县（市），取得了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写下了毛泽东“平身得意之笔”，与当年红军的后勤供应工作密不可分。

一、严峻形势

（一）基础薄弱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根据地都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如中央苏区即位于以瑞金的赣南、闽西地区，从1929年春，红四军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这片相对广阔的地区实行土地革命，分田分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到1933年2月，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从赣江到闽江纵横800里，人口300多万，县城31座，这里的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发展生产，参加红军，支援前线的热情高涨，可以说红军在苏区是如鱼得水，拥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而在四渡赤水期间则不一样。由于当时云贵川（渝）地势偏僻，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当地群众受到革命的影响小。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同胞，当地的苗、彝、瑶民族对汉人，特别是汉人的军队非常仇视；同时，他们当时也不了解工农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又造谣恐吓当地百姓，致使红军尚未到达之前，就连人带物躲藏起来，“空舍跑光，躲到山上，把粮食也运走，就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臼都搬到山上了”。国民党政府甚至蛊惑宣传，恶意污蔑工农红军：“是红头发、红鼻子蓝眼睛，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

（二）物资匮乏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云贵川（渝），交通闭塞，工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当时的贵州可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入贵州，除见居民之贫困而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即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到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从社会政治因素看，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的残酷剥削也造成了当地的极端贫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下的贵州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中央捐税有4种，地方捐税有9种，县级捐税有140种。不少老百姓缺吃少穿，处于赤贫状态，“有的人家穷到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小孩子在冬天还是一丝不挂，蹲在路边发抖。有的人穿的衣服，已经是千缀万补，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什么布了，有的连破烂不堪的衣服也穿不上，只用稻草、棕树叶编成的蓑衣披在身上。有的勉强把下体遮盖一下。到了冬天就更受罪：没有被子盖，只是盖稻草编织的被子，饥寒交迫，只好到山野里挖点煤炭过夜。吃的主要是包谷，很少吃得上大米。而军阀地主豪绅吃的却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阔绰的洋楼公馆、屋子里都堆满了茅台酒”（戴镜元在《长征回忆》中描述）。“住的是茅草房，身上穿的是褴褛不堪，小孩10多岁了还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他们吃不起昂贵的盐巴”（钟有煌在《长征亲历记》一书中，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了贵州人民群众当时的贫困生活，城乡差距大）。为红军筹集物资供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在土城战斗中，红二师的将士们从赤水方向急行军90里赶赴土城增援，在上战场前，也只能“吃过了一餐没有菜的干饭，每人还带上了一餐”（编注：仍然是“一餐没有菜的干饭”） ^[1] 。红九军团的将士们，在二渡赤水期间，为了打回遵义，“每个人带五斤红薯，作为行军打仗的主要口粮。边准备边向赤水河方向迅速运动”；在三渡赤水期间，“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每人带着四块大米饼子，以每小时十三里的速度急行军” ^[2] 。

二、工作开展

（一）供应政策

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和涉及红军后勤供应工作的方针、政策。

1935年元月，在红军夺取遵义、湄潭、桐梓等城市前夕，红一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向一军团各部发布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五、在城市住宿的部队，一律不许住商店，并应保持自己宿营地的特殊；六、对城市中反动机关或商店的没收工作，全由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如师单独行动时师政治部）负责，其他部队只有调查、报告、看守的任务；七、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反复调查并且批准后，才许可没收和抓人；八、无论没收发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需要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九、对一切有用之资财和通讯器材及其他需要品，一律不准乱拿。”

1935年1月8日，在四渡赤水前夕，红军即将进入遵义城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署名的《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规定了进城红军各连队的八项注意：“……（二）不掉队落伍。（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有效防止了进城部队在征集物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扰民及损害工农利益的行为发生。

1935年1月23日，为了规范红军各部队使用没收品征发品，使红军后勤供应工作顺利开展，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一、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二、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交供应机关处理，但油盐需五斤以上才作价，洋油整罐的才作价，不足五斤的油盐或不足一罐的洋油不作价，亦由供给机关分配。三、布匹整匹的照市价减三分之一算价，不足整匹的不作价，亦由供给机关分配。”

1935年2月20日，由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联合署名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甲、没收征集委员会组织上的改变……乙、没收征发工作的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必须绝对执行……丙、打土豪的几件应注意的事……丁、动员全体指战员进行节省运动……”

以上方针政策对红军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机构、方针路线、工作原则、方式方法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二）供应形式

1.战斗缴获

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在长征中处于高度机动的流动作战，加上四面受敌，人员物资损耗较大，特别是武器弹药等军需品多是通过战斗缴获以获得补充。

1935年1月24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在贵州土城打垮黔军侯之担部3个团，缴获和没收一部分粮食、财物和酒，除就地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外，其余供给各部队。

1935年2月下旬，红军再克遵义后，在转战黔北过程中，“痛歼黔军八个团，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吴奇伟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缴获各种枪一千多支、子弹十万余发”。

1935年4月28日下午，红军在转战云南曲靖途中，缴获了国民党将军薛岳派副官去昆明向龙云要来的一批军用物资：比例为五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20份，还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和普洱茶等土特产品（肖锋、吕黎平、谢良有回忆）。

1935年4月，红军在抢渡金沙江期间，红九军团在东川（今会理）歼敌时缴获大洋六万多块。

2.没收征用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其直接负责。” ^[3]

没收征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1）负责调查工作，摸清情况，为打土豪作先行官。没委会的同志在行军时总是比部队先行进半天左右，走在大部队的前面，开展调查工作。每到目的地，便先找穷苦人调查当地地主老财的情况，一是问清当地有无地主老财，二是摸清地主老财财产情况，包括田地多少，放高利贷的情况，请长工的多少及民愤大小等等。然后，按所掌握的标准来决定其属不属于“打土豪”的对象，把够得上标准的土豪告诉给后勤供给（部）处，由供给（部）处负责组织“打土豪”的斗争；（2）负责把“打土豪”没收的一部分财产，分发给当地的穷人；（3）筹粮。没委会在当地调查的结果，若是没有够得上条件的土豪，红军所需的粮食便由供给部出钱去向有粮食的群众照价购买。

当然，在划分谁是被打对象时，没委会按所掌握的具体标准办理：①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靠收租过日子，收谷子壹百挑以上者，放账数万者，属于“打土豪”的对象，没收其全部财产；②富农虽放账，但放账数量不大，请长工，但因其本人参加劳动，对其财产只征收但不没收。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掌握政策区别对待。这是在整个长征中一直坚持得较好，也是每到一地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重要环节；④对民愤较大的恶霸地主，没收其全部财产，并由政治部发布告向群众宣布其罪状；⑤民愤较小，比较开明的土豪，其财产不全部没收，但要征收，并由没委会发给征收的条子。没委会的征收条子有统一的格式，上面盖有政治部的大印。当然在紧急情况下也使用便条，但都要写上没委会字样 ^[4] 。

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没收地方军阀及部分土豪劣绅的财产，解决后勤供应时，非常注重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以及民族矛盾，红军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其中，把“打土豪”所得粮食、食盐的大部分分给穷苦百姓，留下部分供给红军。既动员教育了群众，打击了反动势力，又解决了红军的部分后勤供应问题。粮食和食盐是红军非常缺乏而重要的物资，这两种东西在贵州、云南一带是非常缺乏的，当地不产食盐而依赖川盐，盐价昂贵，“斗米斤盐”，许多老百姓吃不起盐。

1935年1月，红三军团一部到达遵义鸭溪，当天，红军在这里打开贵州大军阀侯之担开办的盐号，号召赶场的人来分盐过年。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成立了游击队，带领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所收粮食，一部分给红军给养，大部分分给‘干人’群众”。

在二渡赤水期间，1935年2月19日至2月21日，红军在二郎滩开仓分盐。将贵州军阀侯之担的“四公号”盐仓打开，把囤积的五六十万斤存盐开仓没收，全部分给了赤水河两岸的成千上万贫苦群众。同时，红军在二郎滩上游约三十里的豹子滩，没收了“集大成”盐号尚未卸下的12船盐巴，也全部分给了当地干人。 ^[5]

1935年4月，红军到达毕节大市镇一带，4月9日在瓢儿井分盐，“没收发动首领盐庄，一小时之内，号召了一千多人分盐，如山如海的干人儿争着要盐，（闹得）非常热闹。附近许多苗人也来要盐。往来背盐的人好像蚂蚁一样忙个不了”，“团政治处把没收地主的粮食、衣服、盐巴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时，他们都欣喜万分，感恩不尽”。 ^[6]

3.就地购买

在长征沿线特别是城镇购买部队日常所用物资，也是红军长征后勤供应的重要途径。当时经中央批准，在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埃的纸币，在遵义等市面可以流通，但尽可能的设立兑换处，红军用银元或廉价的盐巴兑换花出去的纸币，既购买了红军必须的生活品，又方便了群众，并且不让群众吃亏。红军进入遵义后，红军战士开始用节余的纸币（遵义人民称为“红军票”）购买了一些牙粉、牙刷、肥皂、茶缸、雨具和打草鞋的麻绳等日用品。当中央红军要离开黔北时，决定要收回散在遵义市内的“红军票”。当时决定把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近万斤盐巴，便宜卖给当地百姓。明确规定只要“红军票”，不收现大洋，每1元“红军票”买一斤盐巴。为了得到便宜的盐巴，老百姓向红军战士兑换“红军票”，再用“红军票”买盐，最终，散在遵义市的“红军票”基本收回，同时又帮助了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盐巴。为了节省开支，最大限度的解决后勤供应问题，当时红军政治部还尝试采用储蓄运动及组织合作社，整批的购买日用必需品的方法。如在1935年2月20日，在黔红军政治部的《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中规定：“1.以前本部决定的储蓄运动仍须继续进行，鼓励每个红色战士把不是迫切需用的钱存在供给机关，一方面以免所谓的浪费，另一方面使公家的经费可以周转……4.在可能的范围内，应由团供给处负责，组织合作社，整批的购买日用必需品（如麻、鞋子、袜子、毛巾、黄烟、纸烟等），分发各连队购买。”

4.自给自足

红军利用战斗间隙，结合当地条件和自身的设备，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己动手生产服装，修理枪械，贮备物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红军部队后勤供应问题，同时又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城第二天，便开办了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善”。红军进入遵义湄潭时，针对部队病号增多，生活物质、医药物质缺乏，供给工作难度加大的情况，红军供给部除了购买之外，还鼓励各单位自己“生产”，“好在湄潭县的东西很便宜，一元大洋能买90多斤白米或28斤猪肉，白洋布一元可买一丈左右，唯蔬菜不多，对部队和病号调剂伙食不利。于是，供给部提议各单位自己生豆芽、磨豆腐、找野菜，借以补充蔬菜不足”。同时，红军还在湄潭做冬装，“虽只有30多部缝纫机，但在我军实科缝纫班的努力下，组织了地方70多名缝衣工人及数百名妇女，采取歇人不歇机器，一天24小时三班倒的办法，终于在12个日日夜夜里赶制出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也均已做齐”。

5.群众援助

红军初到云贵川，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蛊惑宣传及挑拨煽动，当地群众对工农红军敬而远之，坚壁清野。当红军深入贵州腹地，用实际行动证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之时。他们才逐渐给红军以无私的援助，除参加红军、给红军带路、帮助救治红军伤病员之外，还竭尽全力给红军后勤供应上以最大的帮助。

红军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就得到了苗族同胞的大力援助，“苗民很穷，没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谁出去谁穿。他们都养猪，送猪支援红军，我们很感激”。

但红军长征转战黔西南时，在后勤供应方面也得到了这里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兴义县大蚌的布依族张明正日夜给红军打草鞋，谷草用完了就把自己的破衣服撕下来打。大蚌的布依族张明达的母亲主动帮红军舂米，通宵达旦不休息。……普安县泥堡的布依族妇女王立佳，红军给其小孩治好了病，于是她积极帮助红军买粮，主动给红军带路”。

遵义战役期间，“桐梓、遵义人民群众主动带路当向导，报告敌情，并帮助我们筹款数万元；城里缝纫工人组织起来给红军赶制军服数千套；商界协助红军购买各种药品。红军打娄山关时，人民群众又帮助抬伤员，烧茶煮饭等”。（《红军长征在桐梓》）

只有通过红军制定的相关政策的具体落实，采取以上各种形式，千方百计筹措物质，保障了红军长途作战的基本需求，为红军四渡赤水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