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遵义会议精神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内在精神的相通性，深入解读遵义会议的精神内涵，对于当下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有效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实事求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作为一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书中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显然，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实事求是”相去甚远。把实事求是和党的工作作风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认为党的策略路线之所以不能深入群众，原因就是形式主义在作怪，没有能够深入群众去调查研究情况，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其实是实事求是思想的萌芽。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这一思想路线达到成熟，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赋予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认为：“‘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

党的历史赋予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涵。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泛滥。教条主义者，尤其是王明、博古等人看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工业极为落后、以分散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国情，而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前苏联经验绝对化，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城市中心论”，造成了党内思想的严重僵化，致使革命屡遭失败。具体表现就是提出了“山沟了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并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错误地批判为“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主义”“流寇思想”等，尤其是起用不了解中国军事斗争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用冒险主义路线代替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主张“全面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被迫长征。战败后，由于来不及制定周密的突围和战略转移计划，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一次“大搬家”式的军事行动，致使红军的处境日益严峻。当时，迫切需要一条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来扭转被动的局面。遵义会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事实求是的精神，批评了李德的军事指挥的错误，认为李德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肯定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具体情况而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肯定了毛泽东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式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一次在军事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的集中体现，因此，“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的精神，就是要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习近平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的。这一科学论断，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党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包括遵义会议在实事求是精神上的贡献），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而做出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了实事求是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性，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的联系在理论进一步得以明确化，这对于我们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实事求是是“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基础。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才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进方向，也才能够树立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的群众观。剥削阶级往往背离实事求是，不是歪曲历史，就是愚弄群众，从而达到维护本阶级的私利。相反，共产党人恰恰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奋斗目标的，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时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想问题、办事情，以实现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做决策、订计划，以实现人民群众为基本依据。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党的事业就会顺利推进，人民的利益就会得到有效保障。实事求是是“一切依靠群众”的必然要求。实事求是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实践性和群众性。因此，实事求是也就是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从群众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认为，凡是人的正确认识，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当然主体，深入实践必然要求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可以说，两者互为相通，不可须臾分离，并在相融相通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毛泽东曾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3]

其二，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但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并且是党的群众路线中的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谈到：“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4] 因此，党的各项工作必须认真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员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要性，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善于在调研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通过现象抓住事情的本质，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并且还要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再一次检验，如此循环往复，才能保证我们所指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办法不脱离实践，也正如毛泽东所言，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而贯穿这个循环往复过程中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坚定信念：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要求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思想前提，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党的革命必胜信念。遵义会议坚定信念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程”——遵义会议的酝酿；一是“结果”——遵义会议内容。红军长征后，形势极为严峻，尤其经过血战湘江之后，遭受巨大损失，从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到3万多人。其时，蒋介石已经摸清了红军要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行军路线，所以在去往湘西的路上布防重兵，准备一举消灭中央红军。红军如何走出困境是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红军将士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都坚信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此时，毛泽东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5] 这首诗把英勇红将士的斗志和信念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这种革命情势下，在红军将士的迫切期待下，党和红军先后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期间，采纳了毛泽东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正确建议，解决了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并最终顺利到达了遵义。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认为，过去由于军事上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并遭受部分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物质上地形上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 ^[6] 并认为，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等变为游击区只不过是部分挫折，这些挫折不足以使红军对苏维埃政权的前途丧失信心，整个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加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7]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领导干部必须要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还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不动摇。习近平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又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并形象地把“理想信念”比喻成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就会得“软骨病”。认为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并进一步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和一切消极迷惘、贪图享受、无所作为的作风格格不入。这样，习近平就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理想信念思想，并把理想信念和时代要求、党的作风、党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赋予党的理想信念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党的理想信念变得更加具有实践的务实性和理论的清晰性。

三、民主集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制度保障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坚持民主集中的一次成功的范例，为今天贯彻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的统一体，没有好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而这种民主必须由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保障民主的正确导向。遵义会议可以说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正确运行的一个范例，既很好地实行了民主的做法，又整合了中央领导层的正确意见，使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因为自湘江战役惨重损失之后，红军官兵上下都对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党的军事指挥路线产生严重的质疑，而此时全军上下这种心情更甚。故此，王稼祥适时提出召开这样的一次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会议，是为众望所归。在会上，与会代表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论，最终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路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在党的历史上树立起民主集中制的一次典范。

遵义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对后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方面，要把民主集中制精神贯穿在其中，体现出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特征。既要做到发扬民主，又要做到合理的集中。确保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有组织、有规则、有目标，又有生机、有活力、有实效，达到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笔者认为，毛泽东这段话，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达到的目标上是合适的，仍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又要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实现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充分利用。群众路线要做到从群众来，就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这就需要充分发扬民主，让老百姓“敢讲话，讲实话，讲真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深入基层，少一些“走马观花”，多一些“下马观花”，走到老百姓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的穿着，揭一揭他们的锅盖，问一问他们的难处”，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老百姓“所想、所需、所怨”，了解了情况还不够，还要我们归类总结，分析原因，分清主次，方能为进一步改进工作提供参考，这就需要有效的集中。群众路线要做到到群众中去，也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精神，这一个过程就是再民主和再集中，也就是把民主集中基础上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到实践中去，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并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总之，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从实践运行向度看，民主集中制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群众路线强调的是“自上而下”，两者具有互补性；但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意义看，群众路线中“一来一去”都需要民主集中制度支撑。刘少奇曾经深刻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观路线。” ^[8] 因此，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工具作用，充分利用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传统制度优势，并体现出群众路线的民主集中制特性。

四、批评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

概而括之，遵义会议的批评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比较典型的是周恩来在会上的自我批评，他作为党内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会上主动做出自我批评，主动承担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责任。

二是“敢于批评他人的精神”。在会上，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从几个方面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就中央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批评，并且阐述了之后红军应坚持的军事路线。但这些批评不带有一点个人的利益色彩，而是本着为几万红军的命运，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原则开展的。因此，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最终达成了共识，明确了正确的路线方向，使革命从此转危为安。而这种舍“私”为“公”的批评精神依然是值得今天借鉴和反思的。

三是“严肃接受批评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博古的大局意识上。在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博古及其错误开展了严厉批评，作为党的总书记，面对暴雨般的反对声音，他没有失态，而是虚心记笔记，耐心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虽然他当时还有自己的想法，还不认为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最后仍表态服从大局。李德曾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直至最后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表示同意对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批评，并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的进行协作。” ^[9] 会后不久，在“鸡鸣三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不顾凯丰的错误劝说，毅然大度地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及文件箱，从此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表现出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虽然他在积极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军事上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但这些错误也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错误，其本质上也是一个革命者的错误。在其错误导致红军的惨败后，博古也曾深深陷入自责中，湘江之战后由于压力太大，甚至想到自杀。面对会上的集体“问责”，它能够坦然放弃最高领导权，这种“能上能下”的风范，值得后人学习，我想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也能对博古多一份谅解，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斗争的法宝，毛泽东曾将其形象地比作“扫灰尘”“照镜子”“洗脸”，“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不是因为我们党没有犯过错误，而是因为具有敢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从而纠正错误，不断前进。当下，这种批评精神需要贯穿在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始终。在群众路线实践中，只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拥有虚心接受批评的度量，我们才能够收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要坚决做到两点：

一是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领导干部要具备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要有“壮士断腕决心，刮骨疗伤的勇气”，从自我做起，严于律己，要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同时，党员、领导干部还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对于他人提出诚恳的批评，以利于共同推进工作取得进步。此外，党员、干部还要虚心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监督，不断提升服务人民的质量和能力。

二是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对人批评需要勇气，接受批评则需要雅量。以往，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有些时候流于形式，与“老好人”主义有很大的关系，认为批评别人就是得罪别人，别人批评自己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了以“互相表扬”来代替“互相批评”的庸俗做法，大家表面一团和气，其实矛盾却没有根本解决，并且问题越积越多。当“表扬与自我表扬”大行其道时，领导干部之间、领导干部和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等等，就很难建立起正常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相互督促，共同进步，这种情况对于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是极为不利的。

五、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策略

遵义会议精神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致力于解决主要问题。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出现大的分歧而最终达成党内的统一，这与毛泽东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以毛泽东的政治和理论素养，不会不知道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的军事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源于一直以来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反映。但在当时是不能提出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因为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路线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因此毛泽东为团结多数领导，审时度势，灵活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认为纠正军事路线是当时的大局和重点，是盘活全局的一把钥匙。这一策略及时解决了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路线问题，也为后来逐步民主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性错误留下了广阔的迂回空间。通过延安整风，政治路线最终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彻底纠正。毛泽东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着力解决主要问题的思想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突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去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解决党员干部中突出存在的作风问题，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而要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党员干部需要“为民、务实、清廉”。

首先，党员干部要树立为民意识，力戒官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论断，这可以作为“为民”思想的源头。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有把它概括为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泽民把其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内容。胡锦涛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把“为民”思想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成为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之一。

为民，就是要做到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当好人民的公仆。就是要接地气、通下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根本转变“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从而改变老爷作风、衙门习气的遗毒，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其次，党员干部要讲求务实的作风，避免形式主义。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务实，就是坚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坚持不懈地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重要性。要求我们，要具有实事求是思想，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不搞花架子；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一切工作要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要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工作做好。

再次，党员干部保持清廉的形象，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也已成为历史盛衰的铁律，古往今来，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创业兴家，无不兴于勤俭、亡于奢靡。清廉即清正廉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切实做到拒腐败、永不沾”。 ^[10] 清正廉洁和奢靡享乐是格格不入的，从根本上说，两者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事业观和价值观。只有清正廉洁的干部，才能抱着真心实意的态度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的难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而奢靡享乐，往往是意志消沉，思想迷茫，很容易就会经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滑向腐败犯罪的深渊。因此，要加强党员干部的以清正廉洁为主题的教育，督促党员干部拥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守住共产党人纯洁的精神家园，认识到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事，而是既关系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又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的大事，只有“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领导干部在生活上既要见微知著，又要防微杜渐，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要永不满足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要永不贪图享乐，永远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当然也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为人、做事、用权的制约监督力度，切实做到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让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从而最终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