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人文宗教
一、佛教、道教
佛教传入侗族地区的时间很早，据记载宋熙宁五年（1072）辰州（今属湖南）人张翘、李资献书朝廷，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今属铜仁地区），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蜡，良田数千万顷”。朝廷派员察访荆南北路，经办五溪事，至辰州，令李资、张竑、明夷中以及王雱所荐之越州僧人愿成等10余人随同前往。由此可见，至迟宋代时佛教就已进入侗族地区。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加快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汉族儒家思想以及佛教、道教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对侗族宗教信仰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明初，朝廷建立僧官司制度，在黎平、铜仁府设立了僧官司。僧官司设僧官衙门，僧官有“辅佐王道，化导边民”之责，负责处理境内建寺、度僧、诵经、勤惰、僧籍、戒律、僧事纠纷，以及举办各种祝祈法会等，在此推动下，佛教在侗族地区广为传播，据《天柱县志》载：明代万历年间，天柱侗乡已举办过“雷霆大法事”（万人缘）佛事活动。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佛庵香火很盛。在侗乡较大的自然寨都有一处或数处佛庵和神庙。清初，佛教人士修桥铺路，引泉开渠，植树造林，救死扶伤，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清代天柱境内338寨，就有462处庵庙，庵内供奉释迦牟尼、弥陀、弥勒、观音、罗汉等偶像，僧尼主持，跪拜念经，常年香火不断。清中叶以后，佛教受到儒家、道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侗族地区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的现象。咸同年间，侗族地区由于战事不断，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民国元年（1912）4月，中华佛教会在上海成立，贵州等22个省成立分会，全省有30余县成立佛教分会。其中江口、石阡等县也成立了佛教分会。民国元年（1912年），唐继尧主政贵州，以“酌拨庙产以兴学”，令贵州各地方官督同公正寺僧，认真核实各属庙产，全行没收。民国19年（1930），在玉屏县还出现县长杨政凡带领学校师生打菩萨，没收庙产办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地区各寺庙，由于僧尼老死或还俗，其人数更少。
民间的佛教活动，有诵经斋戒，在家修行；有供奉神佛，虔诚祈祷；有朝山进香、赶庙会、听佛经、唱佛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观念逐渐淡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活动基本绝迹。近些年来，部分地区佛事活动又有所开展，但参加人数较少。更多的是佛教与道教和侗族原始宗教糅合在一起，形成多重复合的民间信仰。
道教传入侗族地区的具体时间不详。元代，黎平等地虽有道教活动，但未见修建道观的记载。但在明代，道教已在侗族地区广为流布，道教人物车道士、江南纪、周万继、王志清、李老、雷鼓匠、李至亮等分别在黎平、锦屏、镇远、铜仁等地传教布道。据一些资料记载，明代黎平、锦屏、榕江、镇远、玉屏等侗族地区已经修建了很多如城隍庙、真武观、玄真观、文昌宫、玉皇阁、关帝庙、玄妙观等道教宫观。清代，道教虽呈衰落之势，但多神崇拜、立善积功等宗教观念进一步深入民间，以崇奉关帝、玄帝、文昌帝君、吕祖、城隍神、王灵官、龙王、火神、山神、土地神等为主的神庙大量增加，私建道观也不少，侗族大部分地区都修建有道观。民国时期，不少道观由于财产被提取办学，观址被改为学校，道士被迫还俗。抗日战争中，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各种机关、军队驻扎境内，城镇的道观大多被改为军营或机关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道观多余土地分给了当地农民，道士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道观改成公共用房，“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道观或被占用，或被拆除，道教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申党的宗教信仰政策。1982年以来，通过人民政府拨款，群众集资，侗族地区的一些道教宫观得到了修复。
现在，大多数的道教职业者在侗乡被称为“道士先生”。他们已非过去真正意义上的道士，他们平时以务农为主，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以道士身份出现，而且他们多为祖传，奉守道教经典，熟悉各种斋戒祈祷仪式，供设坛位。
侗族对佛教和道教的信仰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在生活中侍奉能够为其所用的一切神灵。这些并不是出于对某一特定宗教的皈依，而只是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宁和心理慰藉而膜拜一种生活方式。这些神灵中既包括佛教中的一部分，也包括道教中的一部分。因为民间对佛、菩萨和神仙的膜拜，只选择那些与自己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对象，如观音等，民间在供奉他们时，很少顾及他们在整个佛教和道教神仙系统中的原有的地位、神格，民间传说中，对道教的神仙们常常做出与仙谱不同的解释，给予不同的待遇，老百姓重视的是其神性，这种神性能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的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因此与自己生活关系不大的神仙，尽管地位很高，也不太去注意，与自己生活关系密切的，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抬高其地位，对其神格做出更能体现自己的感情的解释。
侗族信仰的心理机制是既具开放性又有保守性，无论是本土的或是异域的，均兼容并蓄。“开放”是指有灵必拜，不问来自何方，“保守”指其在包容诸路神灵时，并不放弃其本土宗教信仰。侗族宗教信仰虽然没有系统的宗教理念经和严密的组织，但却有着融合儒道释三教的内容丰富的宗教道德，以儒家的忠孝为主，兼收并蓄佛教的因果轮回、道教的承负报应等等宗教伦理，逐渐形成了尚巫、重道、敬神、礼佛、事鬼的多元复合信仰。
这种多元复合信仰表现在很多具体的信仰仪式上，如在许多丧礼葬仪、架房建屋等祭礼中，时常有“南无阿弥陀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与本民族款词等交相出现的场面，“天地君亲师”与家祖共处一神龛上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二、天主教、基督教
“天主教”即罗马公教，约于明末清初进入贵州，天主教传入贵州后，最初是由传教士和教徒秘密进行。因民众入天主教后，不拜天地、不敬祖宗、男女齐聚，不合中国传统习俗，故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和民众的敌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天主教获得在华传教特权。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皇帝被迫下令对天主教开放“教禁”。随着“教禁”开放，天主教在贵州快速传播，逐渐形成由贵阳而渐向黔北、黔东北、黔西南传播的态势。
道光三十年（1850）进入铜仁、石阡传教的是天主教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战争伤亡过重，巴黎外方传教会向外大量派遣教士已有困难。贵州的法籍传教士遂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出申请，拟将教徒少、资金缺的镇远、余庆、黄平、凤冈以东一带分让给美国苦难会传教士。民国10年（1921），2名加拿大籍苦难会传教士到了石阡，居住半年后离去。一年后，传信部将石阡等地划给伊苏登圣心会德国分会传教士。民国13年（1924），孙恒宝、文德海、包美德3名德国圣心会会士先后来到石阡，居住半年后文德海为主教。民国17年（1928）文德海在铜仁被杀，孙恒宝在石阡河淹死，包美德继任了主教。同年，步和施、贝兰德、高侯伯也相继来到石阡。民国21年（1932），经罗马教廷批准成立石阡监牧区，教区范围有石阡、德江、务川、凤冈、黄平旧州、三穗、铜仁、余庆、镇远、思南等县，共有24个堂区。以步和施、高侯伯、金沃朴、吴稚、邓博爱、毛汉东组成咨议会。民国26年（1937），经教区选举后，罗马教廷任命德国传教士步和施为石阡教区监牧。下设主教府、小修院、修女院等机构。教区经费由罗马传信部提供。外籍传教士共26人，发三愿修士3人，修女8人，中国神父10人，教徒约8000人，教堂28座。在石阡、德江、黄平旧州、凤冈荆竹园设有医馆，配备专职神父，招收新生20余名，后因经费困难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神职人员蒋智谦、包太华、雷维哲相继成为代监牧。从1980年起，先后开放石阡县城、雷家屯、坟嘴，思南胡家寨、倒流水、王家沟，德江县城、火石坡、王家林、奋阡，务川毛田、余庆、黄平旧州、镇远、铜仁等几座天主教堂。1994年，石阡监牧区有神职人员2人。1999年12月，与安龙教区、贵阳教区合并为贵州教区。
基督教亦称新教或耶稣教。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光绪三年（1877）传入贵州。有内地公会、笔直道公会、基督复临安自日会、女执事会、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等20多个差会。传入侗族地区的基督教差会有中华内地会、中华遵循道会、立本责信义会、宣道会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美国福音会传教士白道启、柯茂林到湘西传教。先后在沅陵、辰溪建立教会（沅陵教会为福音会在华总会）。民国元年（1912），2人到贵州铜仁传教，先住铜仁北门杨家巷杨某家，在城关传教、行医、散发福音单，并借用杨某家一栋旧房设教堂，进行聚会。后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买得土地。民国7年（1918）建成北门福音堂和下南门医院，发展教徒200多人。民国8年（1919），福音会将在华总会最高权力机构“年议会”从沅陵移至铜仁，铜仁教会遂成为福音会在华总部。民国14年（1925），福音会将湖南沅陵和贵州铜仁一带教会并入遵道会，统归长沙遵道会总会管辖，铜仁教会遂改称“中华遵道会湘西、黔东教区”。同年，在江口县也建立教会。民国36年（1947）有教徒2811人。民国37年（1948），长沙中华遵道会行政委员会会议决议，中华遵道会全体加入中华基督教会。铜仁教会再次改称“铜仁中华基督教会”。年议会为该教会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行政委员会”，由福音会总监督、各区区监督、各地堂会牧师、教士和信徒代表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决定经费预算、人事安排、工作布置等事宜；年议会决议须得到美国“差会”负责人批准方生效。下辖三个教区，铜仁教会属其中之一的湘西黔东教区，其负责人先后为美国传教士富仁凯、卫理、秦模、德太姒（女）和华籍牧师冯菊云、甘炳轩。遵道会主要宗教活动为：办医院、布道；推行“五年奋进运动”；组织妇女布道队、青年团契、主日学校、农村布道队等。曾传教到松桃苗族地区。在铜仁办有中学1所、男子小学和女子小学各1所、医院1所。
立本责信义会又称“内地会系统立本责信义会”，属德国差会，立本责为德国地名，该会组织上参加内地会，教制上赞成信义（路德）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湖南长沙设宣教站。民国7年（1918），到贵州锦屏三江镇开堂传教，主持教堂工作的为德国传教士都士德、和韵芳。民国10年（1921），该会包格非牧师（德国籍）到玉屏县租房传教。民国12年（1923）教徒为30余人，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晃县区堂会玉屏分会。之后，又有郁德凯（德国籍）、安耐（德国籍）2人至黎平县传教，在县城建教堂，后又在敖市、潘老、水口等地设分堂。抗日战争胜利后，该会在黔传点移交内地会镇远总堂管辖，该会传教士也自行撤离。
基督教宣道会是一个跨宗派传教的“差会”组织。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美国人宣信博士创立。次年传入中国。中国基督教宣道会全国总会设在武汉市。总会下辖华南部、华中部、华西部、川黔部4个传道。清光绪十八年（1892），宣道会由美籍传教士李富枝夫妇传入广西，建立“华南宣道会”。民国10年（1921）传入贵州榕江县，并于古州镇中河街建立教会。传入者是华籍牧师赵柳堂、林达荣和美籍传教士刘福群、丁惠民。数年间仅发展教徒20余户。民国28年（1039），当地牧师黄克夫主持教会工作，将教会发展到平永、平由、洞里、乐里、本里等农村，教徒也增加了数百人。信徒中，有一些是当地的侗族群众。黄克夫病故后，华南宣道会又派遣郭良夫妇、阮希真夫妇、舒道平夫妇和袁秀芬到榕江主持教会工作。民国33年（1944），广西大学、汉民中学、儿童教育院、德智中学等单位内迁至榕江避战乱。其中有宣教会教徒约60人（负责人为周志禹、余尚志）参加榕江宣道会福音堂聚会等活动。民国37年（1948），负责榕江宣道会的舒道平牧师离去，教会无人主持，此后榕江宣道会名存实亡。
天主教和基督教由于传入侗区的时间较短，其影响范围及规模也较小。加之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在侗族地区影响较深。因此天主教、基督教在侗族地区的信奉者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