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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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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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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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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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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黎庶昌
黎庶昌
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国正式派出驻外使节，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登上英国“塔拉万阔”号海轮，驶过东南亚，进入印度洋，然后过苏伊士运河，横穿地中海，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入大西洋，抵达英国伦敦。他在欧洲住了六个年头，做过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使馆参赞，游历了英、法、德、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诸国，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西洋杂志》，向国人展示西方文明。光绪七年（1881年）和光绪十三年（1887年），黎庶昌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在复杂的环境中与日本官方交涉、周旋，以其学养同日本朝野文士友好交往，出色地开展外交活动，被誉为“全才之君子”。他是中国首批派出的外交官之一，是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
黎庶昌，字莼斋，别号“黔男子”，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遵义的沙滩。黎氏一门，以“耕读为业”、“诗礼传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和传统文化熏陶。祖父黎安理、伯父黎恂、父亲黎恺都是有学识的人，他们辞官后在沙滩设馆教授族中及邻里子弟。兄长黎庶焘、黎庶蕃、黎兆勋及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都是诗人、学者。咸同战乱，贵州科举停考，黎庶昌远赴顺天府参加乡试，两次落榜后滞留京师。同治元年（1862年），皇帝下“求言诏”，黎庶昌不揣冒昧，以布衣之身上了一道《上皇帝书》。他披肝沥胆，直陈利害，痛斥时弊“三大害”，提出“四大变”，旨在“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人生振气节”。朝廷为了表示奖励，特“加恩以知县用”，发往曾国藩大营差遣，在思想上多得曾公教诲，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他在江南做了十几年小官，最高为江苏候补知州。封疆大臣丁宝桢发现黎庶昌是一个“通识之士”、“任事之人”，于光绪元年（1875年）以“志节坚毅，抱负甚伟”保举他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黎庶昌故居
《西洋杂志》中《巴黎大会记略》
《西洋杂志》中《巴黎大会记略》
《西洋杂志》中《巴黎大会记略》
这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期，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侵略，国势危艰，一连串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危险的边缘。当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初，人们从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直观感觉，首先是西方国家“船坚炮利”，要自强必须“师夷长技”，“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奕
他去到伦敦，看到西方国家的繁荣，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伦敦有大小街道万条，房屋41万幢，居民约400万人，“大于上海二十倍”，他惊呼，“伦敦为地球上第一大城，无论何国莫之与竞。”泰晤士河上架有数座大桥，岸边有火轮码头。这里有火轮车（火车）行驶，街上有双马和三马的载客马车，道路铺以白石，房屋多是四五层楼的建筑，临街面有大玻璃窗，城内设有电报局、信局、银行、教堂、救火局和各种商店，街上安装36万盏煤气灯，夜晚光照如昼，“富庶为天下冠”。他盛赞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宽广的道路两旁“悉皆种树”，树林中有咖啡馆、油画院、马戏馆，树荫下安设木凳小憩，夜间灯火通明，杂以车马往来之灯，“如贯珠，如游龙”，人道是“地球上街道第一”。使他最感新奇的是巴黎的地下水道和伦敦的地下火车，是为欧洲城市的“两绝”。
他遍游欧洲各国，景慕之情油然而生，写道：“二十日间，游行一万余里，非有轮船、火车，能如何是乎？”联想起国内的驿道，人挑马驮，骑马坐轿，不觉有“天渊之别”。他参观了伦敦电报局和地下电缆，数千里可以互相通报，神速异常。尤感惊奇的是，欧洲又发明了电气，电灯取代了煤气灯，他深有所感地写道：“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他特别关注军火制造，认真考察了英国的乌里冶制炮厂、阿姆斯汤制炮厂和德国的克鲁特钢炮厂等，深知“彼国枪炮强于我”的缘由。使他感触最深的是，造纸本是中国发明，而西方造纸，两部机器日产纸万丈，“可为速矣”。中国的瓷器先于欧洲，而“西洋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中国沿用木版印刷，而西方已采用铅印、影印，他深刻认识到西方经济优于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以人工，西方用机器，西人能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
他深入生活，全面考察西方社会，感受西方文明。他参加了一些国家的宴会、茶会、舞会、诗会，观看了巴黎灯会、伦敦赛马、西班牙斗牛及伦敦的赛船、溜冰、马戏、摸鱼馆、油画院、戏馆、报馆，感触良多。西人虽然“嗜利无厌”，但“官无贪墨，好善乐施”。监狱无死刑，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用兵服而后止，不残虐百姓”。婚姻立约，男女同座，尊重女权为中国所不及。开设报馆，发布消息，注重公共舆论。设公园供人游览，不像中国的御花园、私家园林只供少数人享乐。西方人重科学，讲教养，“都会乡镇各有义塾，自数所至数十所”，经费共捐或独捐，年满五岁即入学，大学专习天文、机器、画工、医术、光学、化学、电学、气学、力学。这一切使他感到“国之致富，盖本于此”。
在《西洋杂志》中，他看见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突破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意识到，要使中国富强，不唯要“变器”，而且要“变法”，改良政治制度。他考察了英、德、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国家大事由议会讨论，国王签押而行，“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同”。法国实行“共和制”，总统由民选举，党派在议会中争论激烈，遇事举手表决，“此民政之效也”。瑞士不设总统，由议会共推七人执政，这种制度“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是为“民政之国”。他以《俄皇遇刺》为题，抨击君主专制。他对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后说：“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话虽委婉而倾向却很明显，摒弃了洋务派“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错误理论，实为维新变法的先声。在驻日公使任上，见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日强，他上《敬陈管见折》，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指出：“今日所宜加意讲求者，专在整饬内政矣！”“如今时事，诚宜恢长圣量，稍稍酌用西法。”“若徒因循旧贯，意气相高，授汉家法度以自解，臣虑后悔仍未已也。”
此时日本正向外扩张，对中国虎视眈眈，制造事端，企图侵占台湾等。黎庶昌洞察形势，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日本外相井上馨反复辩论，不失泱泱大国使者的风度。他以深厚的学养开展民间外交，广交东瀛文士，以道德文章为人景仰，日本朝野各界称他为“全才君子”。在使馆西边，有座可登高临远的山冈名为芝山，秋高气爽时节，红叶满山，层林尽染，冈上有楼，名为“芝山红叶馆”。这里是黎庶昌与日本友人聚会唱和的地方，春日踏青时，重九登高日，楼中高朋满座，谈笑风生，觥筹交错，即席赋诗，正是“小楼一角露孱颜，洒落风霜夕照间”。与黎公交游的文士多至七八十人，每当聚会，“团座胶肠，欢如一家”，一人赋诗，众人唱和，这些酬唱之作，后来收入《黎星使宴集合编》，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文士中有一君子，仰慕华风，他就是正六位史官藤野正启。两人相见，如同故人。光绪十年（1884年）黎庶昌丁忧回籍，返回日本时藤野君已溘然长逝，黎庶昌百感交集，情思飞动，挥洒而成《日本正六位藤野君墓志铭》，三四百字，处处见情。故人已去，留下孤儿寡母，黎氏夫妇收其女藤野真子为养女。光绪十六（1890年）年黎庶昌夫人赵氏病故，真子一字一泪写成《清国钦差大臣黎氏公夫人赵氏墓志铭》，遥寄贵州遵义。两块情深意真的墓志铭，牵动着两国人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