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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花灯传贵州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文章字数：0字

四路花灯传贵州

花灯是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舞活动，起源相当古远，唐代已经大盛，故有“唐朝花灯宋朝戏，元朝世人看杂剧”之说。这种民间歌舞，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并与上元节（正月十五，即元宵节）玩灯的活动结合，既有载歌载舞庆丰收之意，又预祝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在农村特别盛行。花灯最先是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兴起，以后在南方各地广泛流传，明清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贵州。因江南各地盛产茶叶，茶歌、茶舞颇为兴盛，人们在田野就地围场演出，故俗称“茶灯”或“地灯”。玩灯，如祝寿时的“寿灯”，办喜事的“喜灯”，还愿时的“愿灯”。清康熙二年（1663年）编纂的《平越直隶州志·风俗篇》写道：“黎峨（指今福泉）风俗，正月十三日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双鬓低坠，翠翘金钗，服鲜衣半臂，拖绣裙，手提花篮灯，联袂缓步，委蛇而行，盖假为采花女，以灯作茶筐也。每至一处，辄绕庭而唱，为‘十二月采茶’之歌，歌如‘竹枝’，俯仰抑扬，漫声幽怨，亦可听也。”

花灯的演出特点

花灯随地皆可演出，角色为一旦一丑，旦角称为“幺妹”，丑角称为“唐二”，在贵州有的将幺妹称“干妹子”或“妈妹子”，称唐二为“干哥哥”、“妈哥哥”。虽为旦角，但并非女子，都是以俊俏男童扮演，男扮女装，涂脂抹粉，服装艳丽，头戴纸花，身穿大花布衣裙，有的还以红辣椒戴在耳上，山野风味极浓。丑角也是男子，能歌善舞，活泼机灵，临场随机应变，插科打诨，逗人发笑。幺妹手持一把扇子，唐二手拿一巾，来回走动，与北方的“二人转”颇为相似。花灯的歌和舞是分离的，唱时不跳，跳时不唱。一人领唱，众人附和，和歌时演员和观众一起参与，融成一片，伴以锣鼓唢呐，气氛十分热烈。谚曰：“花灯、花灯，喧闹高唱，欢喜若狂。”

各村寨多有自发组成的“灯班”，由“灯头”主持，在秋后农闲时排练，正月初九出灯，称为“上灯”。

花灯的音乐曲调多为民间小调，即玩灯人所说的“五音声阶，五声调试”。曲调通俗流畅，挥洒自如，高亢婉转，节奏自由，随各地口音、声调差异而有变化，曲调的中间和末尾多加衬字和衬句，称为“飘带”。伴奏主要用锣、鼓和唢呐，也有丝弦乐出现。花灯的舞步，有“二步半”、“四方步”、“快三步”、“慢三步”、“野鸡步”、“碎米步”、“矮桩步”、“梭步”、“栏杆步”、“妇母步”、“快上步”、“风摆柳”等。身段有“犀牛望月”、“膝上栽花”、“黄龙缠腰”、“懒龙翻身”、“海底捞月”、“雪花盖顶”、“岩鹰展翅”、“边鱼上水”、“门斗转”等。扇子的耍法，有“小花扇”、“大花扇”、“交扇”、“盖扇”、“羞扇”和“扑蝶扇”。

花灯在演变过程中插入一些有故事情节的小戏，如《上茶山》、《采茶》、《放牛栏妻》、《望妈娘》之类，民间称之为“灯夹戏”，由歌舞向戏剧转化。

贵州的花灯，按地域分为四路，东路花灯流行于铜仁地区，以思南、印江为代表；南路花灯流行于黔南地区，以独山为代表；西路花灯流行于贵州中西部，以贵阳、安顺为代表；北路花灯流行于遵义地区，以遵义为代表。四路花灯不但地域分布不同，语言不同，而且曲调结构、器乐演奏及风貌各不相同，深受周边各省的花灯、戏剧及风土人情的影响。东路花灯受楚文化的影响，南路花灯受粤文化的影响，西路花灯受滇文化的影响，北路花灯受巴蜀文化的影响。

东路花灯在清乾隆年间兴起，出现“自初十至十六日止，龙马各灯络绎于市”、“伴舞歌唱十二月采茶”的盛况。花灯调词丰富多彩，仅《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铜仁分卷》所搜集的就有400余首，实际流传的肯定有千首以上。花灯的演出形式，在“二人花灯”的基础上，演变为“三小”（二丑一旦、二旦一丑或一旦一丑一生），石阡一带流行的“茶灯”演员多达12人，“旦”分男旦、女旦，“生”分小生、老生、须生、娃娃生、皇生，还有“杂角”12人，乐队12～20人，灯队14人，举火把的30～80人。东路花灯受湖南辰河戏的影响很深，常有辰河戏班在这一地区演出，并有辰河戏艺人来此传艺和搭花灯班子，移植了不少辰河戏剧目，如《功夫戒赌》、《王婆骂鸡》、《柳荫记》、《秦香莲》、《穆桂英挂帅》、《乾隆皇帝下江南》等，由灯夹戏演变为高台戏，有大本戏和折子戏两三百个。花灯音乐曲调丰富，丝弦调称“丝弦灯”、“筒筒腔”。

南路花灯以独山的最为典型，与江西的“采茶”和“阳戏”有密切关系，又深受广西“彩调”和“桂戏”影响，还渗入苗族、布依族歌舞的一些因素，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独山花灯流传了几百年，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千班锣鼓百班戏”的盛况。独山花灯以花灯戏见长，清代咸丰年间已出现“灯夹戏”《打头台》，它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幽默诙谐的语言、轻快优美的音乐、生动活泼的舞姿，充满纯朴的乡土味。独山花灯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如《包公铡国舅》、《五鼠闹东京》、《槐荫记》、《安安送米》、《蟒蛇记》、《蒋三哥下南京》等。它由地灯发展为台灯后，剧目不断创新，20世纪50年代的《七妹与蛇郎》、《借罗衣》声名鹊起，60年代又产生《宝锄》、《龙江颂》等新戏，70～80年代创作了《春归校园》、《哥笑了》和《金鸡常鸣》，90年代又有《追鸡》、《乡村教师》、《地灯秧歌》获奖剧目，“创新”一直是独山花灯的主线，并涌现出一批民间艺人，2008年独山花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灯《七妹与蛇郎》

花灯《七妹与蛇郎》剧照

独山花灯

独山花灯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

独山花灯的音乐，以朴实、优美、活泼和流畅的旋律见长，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已收集的300多首乐曲，分为地灯和台灯两类。地灯音乐较单一、朴实，曲调明亮、欢快，音乐语言近似于讲话，如《倒采茶》、《划船调》、《送寿灯》等。台灯音乐从地灯中的民歌体裁脱颖而出，不但能表现有情节的歌舞，还能表达复杂多变的剧情和人物个性。表演上也有发展，丑角走矮桩步，旦角走梭步，老旦走“鸡啄米”，老生走“狗舂碓”，娃儿走“蛤蟆步”，其他角色走八字步，并分大八字、小八字、内八字、外八字等。身段有“岩鹰展翅”、“观音坐莲花”、“双龙出洞”、“金鸡独立”、“膝上裁花”等30多个动作。扇子动作，有“梅花扇”、“叉扇”、“丢扇”、“飞扇”、“穿花扇”等。已有化装和简单戏服，还有舞台美术。

西路花灯传入时间较早，长期保持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一人唱众和之”的特点。《续安顺府志》记载：“唱花灯，演唱者化妆男女若干对，男持扇，女执帕，相对边唱边舞，以月琴、二胡伴奏。词极俚俗，甚得一般民众欢迎。各对依次演完后，全班合演一场。演唱完，接待之家酬以喜封。”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西路花灯多为“散打”形式，或为以吉祥庆贺为内容的歌舞地灯，或为带有戏剧情节的“地灯夹戏”，但地灯夹戏的班子不多，普定石头堡演出的《干妈问病》、《五更望郎》和安顺何绍寨演出的《刘三妹挑水》等生活小戏，都比较粗糙。抗日战争期间，在话剧、曲艺的影响下，方德升兄弟在安顺二铺曹家屯，把花灯搬上舞台，演出了大型古装花灯戏《洪江渡》，改变了“一旦一丑，扇帕歌舞”的格局，产生了台灯夹戏。与当地风俗习尚、宗教影响有关，西路花灯形成一套严格的演出程序，即“亮灯”、“散帖子”、“出灯”、“开寨门”、“开山门”、“开财门”、“下敝”、“搭上咐”、“参家神”、“参桌子”、“参果碟”、“测盘子”、“参门神”。台灯夹戏剧目有30多个，如《洪江渡》、《芦花训子》、《破碗记》、《金陵记》、《九件衣》、《杀狗劝夫》等。西路花灯的音乐，大量吸收了民歌和唢呐调，以《英台调》和《高调》最为普遍，产生了数百首常用的花灯曲调，除《高腔》、《吹板》、《哭板》、《笑板》、《南悲板》、《女悲板》等板腔体外，绝大部分是民歌体。这一地区，因地戏较盛，花灯不如其他三路突出。

安顺西路花灯

普定花灯

盛行于遵义地区的北路花灯，就相当繁荣了。《遵义府志》记载：“正月以姣童扮男女，一执扇，一执手帕，边歌边唱‘采茶’。”这一路花灯“采茶”灯最为突出，正如《竹枝词》所称：“声声低唤赛兰花，曾记春灯唱采茶”，“等闲四月乡人少，争比元宵唱采茶”，故曲词有《正采茶》、《倒采茶》、《古老人采茶》等。绥阳、正安、务川等地的花灯，还有一段专门的“采茶”程式。在黔北，每当春节即将到来时，到处张灯结彩，纷纷成立“上九会灯”、“龙灯会”、“花灯会”，每县至少几十个，多则百个。灯的形式多样，有龙灯、狮子灯、麒麟灯、牛灯、马灯、蚌壳灯等，还有赛灯活动。这里的花灯，除了演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外，还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闻灯”，如清末的《光绪驾崩》，民国初年的《水打狮子桥》、《王家烈打仗》、《拉夫灯》、《修路灯》、《鸦片烟歌》等。

北路花灯，除了源于茶歌、茶舞外，又受川戏、阳戏、庆坛戏影响。因遵义话与四川话接近，移植川戏剧目最为便捷，不少剧本由川戏直接移植过来，只是演出时使用遵义话罢了，并按花灯调进行演唱，自然而然变成花灯剧，遵义大桥一带的“唢呐腔”，几乎跟川戏的“唢呐昆腔”一模一样。在黔北，以祭祀川主、土主、药王、文昌为特点的“阳戏”常与花灯同台演出，造成相互渗透、交融的情况。以“庆坛”为主的“端公戏”，常常夹有花灯，借以增加欢乐气氛，招徕观众，谓之“坛夹戏”。黔北花灯还大量吸收当地的民歌、山歌、号子、薅秧歌、打闹歌等音乐演唱形式，造成“兼收并蓄”的格局，因而曲调丰富，婉转悠扬，“辞情多而声情少”，节奏平缓，自由叙述强于抒情，接近朗诵风格。舞蹈占有重要地位，身段有“蜘蛛牵丝”、“苏秦背剑”、“大圆台”、“半边月”等十多种。步伐多样，耍扇子有“半云扇”、“仰云扇”、“高花扇”、“逗扇”“扑蝶扇”等。耍帕有“前帕”、“后帕”、“转帕”、“双帕”、“怀中丢帕”等动作，很有特色。余庆花灯、仁怀花灯、务川花灯各具特点。

黔北花灯

黔北花灯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