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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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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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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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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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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北平、天津陷落，南京、上海失守，我国的文化教育中心，遭到灭顶之灾。为了保卫文化尊严，不让学校遭受敌人的破坏、践踏，大批学校纷纷内迁，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八千里路云和月”，数十万上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含着眼泪，扛着行李，带着家眷，搬运大量图书、仪器，风尘仆仆地向西南、西北转移，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悲壮而又充满奋发、不屈精神的文化大搬迁。
贵州是西南抗战大后方，也是战乱之中可以安放书桌的一片乐土，许多大学、中学、军事院校都迁到贵州。私立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华北乡政学院由济南迁到惠水，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由河北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浙江大学由杭州迁到遵义、湄潭，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由杭州迁贵阳，国立湘雅医学院由长沙迁贵阳，国立中正医学院由南昌迁镇宁，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由桂林迁榕江，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也在抗战中建立。由南京、福州、广州迁来的军事院校13所，陆军大学、军训部军官外语班、中央陆军步兵学校迁遵义，中国海军学校迁桐梓，防空学校、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迁贵阳，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院迁安顺，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迁独山，陆军炮兵学校迁都匀，陆军辎重兵学校迁龙里，陆军通信兵学校迁麻江，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迁镇宁。迁入和新建的国立中学21所，分布在贵阳及铜仁、安顺、桐梓、黔西、兴仁、惠水、都匀、榕江等地。
“西迁”历尽千辛万苦，浙江大学历时两年的西迁就是一个缩影。1937年抗战爆发，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考虑到学校的安全，便与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商谈借用房屋安置一年级新生，由杭州向郊外转移，9月在天目山上课。凇沪战争扩大，天目山已不是安全之地，竺可桢决定把学校迁到离杭州40公里的建德。三批师生到达建德后，苏州陷落，又于12月组织搬迁，将学生分成若干队，每队由导师带领，拟迁江西泰和。但行至浙江金华又遭日机轰炸，师生们搭军车、煤车、难民车抵达玉山，好不容易才将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到江西吉安，1938年2月在吉安中学和吉安师范继续上课。继而分水陆两路向泰和进发，在泰和城西的上田村安顿下来，以大原、华阳两书院为校址。竺可桢的妻子和次子，先后在泰和染病去世。本以为泰和是个办学的好地方，不料战事紧急，江西省政府由南昌撤到泰和，占用了浙江大学校址，浙江大学不得不继续西迁。根据教育部“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的指令，浙江大学决定先迁到广西宜山看形势发展再作决定。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于1938年11月抵达宜山，在宜山上了一年的课。竺可桢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之事，得到大力支持，决定迁往“风景幽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的遵义和湄潭。辗转四次西迁，行程约2500公里，1940年2月才在遵义、湄潭落脚。浙江大学西迁的路线大体与红军长征相同，人们把它称为“文军长征”。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
贵州确实是个“福地”，在8年抗战中相对比较安宁，40多所学校到了贵州就不再走了，并在贵州得到发展，创造“奇迹”，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浙江大学在贵州7年，迁来时只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随迁学生460人，到贵州后发展为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学、医学7个学院的综合大学，1946年迁回浙江时在校学生已有2243人。师资阵容庞大，校长竺可桢是著名的科学家，先后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教授70多人，内有部聘教授18人，著名的如文学家梅光迪，史地学家张其昀、谭其骧，电机工程学家王国松，数学家苏步青，化学家卢嘉锡，生物学家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物理学家王淦昌，农学家卢守耕，画家丰子恺等。浙江大学以“求是”为校训，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科学成果，创办了《机械工程》、《电工通讯》、《土木通讯》、《浙大工程》、《航空通讯》、《农经通讯》、《中国桑蚕研究所汇报》、《浙大文学院集刊》、《史地部丛刊》等20多种刊物，在微分几何、三角级数、中微子研究、量子力学、细胞重建、遗传学、有机药物、工业自动化等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被英国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在贵州期间共毕业1857人，此间的师生后来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及工程院院士的共有51人，教师中有王淦昌、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等27人，学生中有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等24人。
大夏大学是贵州人王伯群创办，它由厦门大学脱胎而来，1937年由上海迁来，在贵州9年。大夏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共22个系，还设有师范、教育2个专修科，社会、文史、政治3个研究所及大夏附中，拥有一批知名教授，数理化方面有夏元憟、陈景琪、谢仲武，政治学有谌志远、钟跃天，经济学有赵少坪、刘行骅、金企渊，社会学有吴泽霖、陆德音，文学有谢六逸、李青崖，外语有黄奎元、关彩琪、刘行骅夫人（美国人），史地有翦伯赞、周谷城，教育学有马宗荣等。大夏大学在贵州期间共毕业1576人，贵州各中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及各科教师多是大夏大学毕业生，县长、科长、法院院长及工商、金融人才也多出自大夏大学。吴泽霖、陈国钧等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出版了《苗夷丛书》、《贵州苗夷研究》、《贵州苗族歌谣》。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后，1951年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
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西迁尤为艰难、曲折，唐山沦陷时正值学校放假，院长重病在京，无人负责，学校只好互相通知师生分别向上海、南昌、武汉、湘潭集中，公推桥梁专家茅以升为院长。上海失守、南昌告急，学校只好在湘潭复课，经费无着，便向各地校友募集复课基金，勉强维持教学。1938年1月，学院才得到教育部批准复课，正式任命茅以升为院长，并与迁来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5月学院迁湘乡，11月经桂林、柳州步行2000余公里，于1939年2月到达平越（今福泉）。学院设有土木工程、矿冶工程、铁道管理三系，有学生500多人，茅以升上任后，四处奔走，招揽人才，聘请一批专家学者为教授，如数学教授黄寿恒、力学教授罗忠忱、化学教授林炳光、建筑教授林炳贤、英文教授李斐英、冶金教授王钧豪、金相学教授王绍源、土木教授罗河，以及铁道管理教授胡立猷、许炳汉等。交通大学保持“严谨、刻苦、求实、奋进”的优良校风和团结奋进的光荣传统，培养出不少科技精英。在贵州毕业的874人中，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桥梁专家、冶金专家的有张沛霖、林秉南等20多人，杨裕球、张馥葵等是美国著名的建筑、桥梁专家，贵州省原副省长、中科院院士、冶金专家徐采东就是当年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毕业生。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平越（今福泉）旧址
湘雅医学院原为中美合办，后改为国立，1939年10月迁贵阳，在太慈桥附近征得一块土地修建学校，贵阳从此有了一个“湘雅村”。院长张孝骞是著名的内科专家，后来兼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湘雅医学院有教授14名，副教授5名，著名公共卫生学专家朱章赓、热病学家李宗恩等都是兼职教授，并与在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密切合作，医疗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湘雅医学院办学宗旨，是把学生培养成医德高尚、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合格医生，在贵州6年，培养出许多既是好公民又是好医生的人才，仅第一期就招收160名学生，其中有女生55名。
迁到贵州的军事院校都是军事教育的高端，不但有各兵种的学校，连当时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和海军学校也迁到贵州。军医学校是当时五大医学中心之一，设有研究部、大学部、专科部、职业部，大学部设有医科、药科、牙科等20多个系以及牙科医院，职业部设有护理、药剂、牙医、检验、放射、理疗等中等技术班，研究部有植物、药品制造、血清疫苗等研究及附属医院，还有一个军医预备团。教官多是留德、日、英、美的医学专家，设备在当时堪称一流。对学生的要求很高，教材都是外文，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要求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校把学术研究放在重要位置，办有《军医通讯》、《军医杂志》、《药学季刊》、《营养研究杂志》、《卫生勤务》等刊物。校本部在安顺、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设有分校，在安顺毕业的医科学生有500多人，药科150人、牙科100人、专科数百人。1946年迁上海，改组为国防医学院。
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如此众多的高等学校在贵州保存下来，免遭敌人破坏，而且还出奇的发展壮大，造就许多精英，应当说是贵州对抗日战争作出的最宝贵贡献。几十年后，当这些人回忆起抗战期间在贵州的日子，都感到特别珍贵，特别的动情，虽然回到千里之外的故乡，仍念念不忘贵州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贵州人民也忘不掉这段峥嵘岁月，想起当年文化教育的盛况。在抗战以前，周西成办的省立贵州大学只是昙花一现，仅两年便消失了，要上大学只有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抗战时期骤然来了这么多大学，人们不用再外出求学，可以就地报考名牌大学，真可谓是“天赐良机”。大学从无到有，内迁的9所大学，13所军事院校，还新办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
其实，这3所贵州本土大学也是在“文化西迁”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北平危急，协和医学院被迫南迁。1937年底，教育部委派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李宗恩，公医专家朱章赓等筹备新建一所医学院，招收流亡学生，解决后方医务人员紧缺问题。初拟设在武昌，后因武汉吃紧，决定将武昌医学院改为贵阳医学院，将协和医学院撤退人员和拨给武昌医学院的经费转给贵阳医学院，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招收第一批学生，于1938年3月1日在贵阳正式成立。贵阳医学院云集了一批医学院教授和著名医师，从建院到1949年共毕业医学系学生239人，护士班、助产班、卫生工程专修科、药学科178人。抗战胜利后，李宗恩奉命回北平接办协和医学院，带走一些师生，但仍留下许多教授、名医。贵州大学1940年7月在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设有文理、法商、工、农4个学院，16个系，还办有电机专修科、大学先修班及工业职业学校，有专职教授76人、副教授37人，兼职教授、副教授25人，学生1156人。贵阳师范学院1941年6月成立，设有教育、国文、英语、数学4个系及史地、理化2个专修科，有教授39人、副教授16人，学生483人。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的师资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抗战返乡的贵州籍教授，如地质学家丁道衡、乐森
上世纪40年代的贵州大学
国立贵阳医学院临时校舍
抗战期间迁入和新建的国立中学有23所。国立十四中的前身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原设南京，抗战爆发后，一迁安徽屯溪，二迁湖南长沙，三迁贵阳后改名国立十四中，坚持“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校风，号召学生“爱做工”、“爱耕种”、“爱运动”，强调“科学的理无穷”、“音乐的兴味浓”、“美术的意态工”，教学认真，升留级制严格，在全国会考中贵州的前10名都是十四中学生，在贵阳8年，1946年改为省立独山中学。1937年教育部令贵州省教育厅利用江浙皖中学优秀教师办一所中学，先称国立贵州中学，在汉口、南昌、长沙招收教员110人、流亡学生1000余人，分2个大队到达铜仁，1939年改为国立二中，设有高中部、女中部、师范部、实验部、初中部、农职部、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学生达1600人，是当时贵州规模最大的中学，成绩名列前茅，1946年改为省立铜仁中学，师范部改为松桃师范学校。国立中山中学主要是招收流亡贵州的学生，教师也是来自沦陷区，设有清镇、桐梓、兴仁、黔西、都匀、平越中学，使原来没有中学的地区有了中学。榕江是少数民族地区，抗战期间办起了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又迁来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国立汉民中学、桂林师范学院附中，教育兴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