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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变法决不能忘记李端棻
所属图书：《华夏之裔：汉族》 出版日期：2014-06-01

维新变法决不能忘记李端棻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变法的宗旨是“革旧维新”，制宪法以“明立国之本”，设议院以“采天下舆论”，兴学堂以“广开民智”，求富强“以工商为先”。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然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谭嗣同等六君子为变法慷慨捐躯的故事也广为传颂，而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李端棻，却鲜为人知。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变法的台前活动，却忽略了在台后支持变法的李端棻。其实，李端棻是变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梁启超曾说：“李端棻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特拔为礼部尚书。”变法虽以“百日维新”而告终，然“兴学堂”却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便是近代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园，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生于贵阳的长春巷。幼年丧父，靠叔父抚养成人。叔父李朝仪是个清正廉洁的官吏，做过大名知府、顺天府尹等官，对端棻视如己出，关爱有加，故端棻立身行事一如朝仪，大节凛然不可犯。端棻弱冠补博士子弟员，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出任山西、顺天、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及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被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衔典试广东。考生中有一英俊少年，年方十七，气宇轩昂，才华横溢，文章颇能“熔经铸史”，他就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阅梁启超考卷，端棻不觉拍案叫好，如此少年，竟有这般学问、这般见识，将来必有大用，于是取为举人第八名。言谈中，李端棻知启超胸怀大志，忧国忧民，李端棻的叔父李朝仪有一女名李蕙仙，未曾婚配，李端棻欲将堂妹许配梁启超。但鉴于主考官的地位不便启齿，便托同考官王镇江做媒。王亦有一女，年方妙龄，也想许以梁启超，但已受端棻嘱托，不便再提。两年后，梁启超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从此与李端棻朝夕相处，他们有师生之谊，有姻亲之情，是挚友，又是忘年交。每聚首，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谈“维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梁启超回广东期间，值康有为在广州设馆于万木草堂研读中西学术，启超听其言论，深受感动，于是“请业南海之门”，“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追随康有为，自此，康、梁与李端棻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公愤。四月初七，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松筠庵召集在京应试的1300名举人集会，请求朝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一连六次上书皇帝，终因人微言轻，“大臣阻隔不能上达”。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血书《上皇帝第一书》，满以为可请礼部尚书徐桐转呈，三诣门下，终未获见。继又请国子监祭酒盛昱递交，盛昱将此书交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以为“语太汗直，无益”，“恐以此获罪”，不肯代呈。又将此书转交御史祁世长，祁虽“急称其忠义”，但感风险太大，称病在家，不予转呈。按清朝制度，四品以下官员不能面见皇帝，康有为、梁启超乃一介布衣，根本无法向皇帝陈述变法之事，若不是李端棻密为引见，极力保举，“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维新派人士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圈，恐怕连“百日维新”也未必出现。此事纯属机密，局外人很难知晓，致使李端棻保荐之功湮没无闻。

时虽隐秘，而当事者了解最深。康有为在《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写道：“上（指皇帝）之用谭嗣同与我，同为徐学士（徐致靖）及李苾园尚书所荐。”“时李端棻尚书荐奏甚力。”又说，“上以枢臣老耋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衔，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皇上因西太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我人所能知者。”

变法一开始就拖着十分沉重、艰难的步履，尽管维新派满腔热情，光绪帝舍位忘身，但主宰朝廷的慈禧太后却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朝中大臣皆看“老佛爷”眼色行事，变法只能秘密进行。但光绪帝决心已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李端棻挺身而出，于六月初六上《变法维新陈当务之急折》，不失时机地推动变法。七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实授李端棻为礼部尚书，辅佐皇帝变法。大祸终于来临，八月初八慈禧太后公开“训政”，下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将谭嗣同等六人“立即正法”，对支持变法的大臣“永远监禁”或“革职永不叙用”，将李端棻“发配边疆，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被解职离京时李端棻赋诗一首：“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离帝京。”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收入其中

变法虽然失败，但“废科举，兴学堂”则开启了近代教育，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此事源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二，李端棻所上的《请推广学校折》。李端棻强调“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人才之多募，系国家之强弱”。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方略，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科学实验室）、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为“纬”，“推而广之”，扩大文化教育。学校是根本，“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收12～20岁者入学，除学经史外，开设算学、英文、天文、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京师及各省设大学堂，“分斋讲习”、“各执一门”、“益加专精”，专攻算学、舆地、英文、格致、制造、兵事、矿冶、时事、交涉（外交）诸学，中国高等教育自此发端，于是孙家鼐奏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李端棻提倡“新学”，重普及而贵专精，讲“致用”而不空谈，重“试验”而不钻故纸堆，求“多士而不限功名一途”，实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他认为人才的培养非学校一途，要“推而广之”，设藏书楼以扩大知识传播，创仪器馆以推进科学技术，开译书局引进西学，广立报馆以知天下大事，选派游历者可得“绝域之士”。《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而又可行的文化教育改革的纲领，并得到皇帝认可，成为政府决策，从此全国各地办起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自此发端，影响极其深远。

李端棻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遇赦回贵阳。古稀之年，意志不衰，不忘“萌芽新政要施行”。他主讲经世学堂，宣扬“培根论”、“进化论”、“天演论”和“三权鼎立说”。又联合贵阳士绅创办贵州省公立中学（即贵阳一中前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卒于贵阳，享年75岁，葬于贵阳东郊大关口（今永乐乡大关村），墓志铭为梁启超所撰。

华夏之裔：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