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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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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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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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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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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令诗坛对贵州刮目相看的吴中蕃
孔尚任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对同时代人的诗多有点评，根本瞧不起贵州诗人。他在《官梅堂诗集序》中写道：“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粤、滇得其一，而黔贵（指贵州）则全无。虽天生之才，其聚散多寡之数不可得知。大抵诗之所在，即人才之所在也。”他以诗来衡量一方人才之盛衰，认为江浙最盛，山东、河北、河南次之，山西、陕西、四川及福建、广东、云南再次之，而贵州完全没有，于是以为“黔阳无人”。
其后，友人唐卿九从贵州来，“盛言其地人才辈出，诗文多有可观者”。孔尚任听了半信半疑，漫不经心地翻起吴中蕃的《敝帚集》，渐为诗情打动，竟至爱不释手。读完之后，欣然提起笔来为《敝帚集》作序，深感抱愧贵州。他写道：“先生为人，余无从悉其概。观其诗，则身隐焉文之流，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兹果得敝帚一集，杂体千余首，即中原名硕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乃知其中未尝无人。”他与吴中蕃素不相识，但从诗中感受到吴中蕃是一个忧世愤时的人，其人品、节操、诗风似屈原而近杜甫，即使是中原的“名硕夙老”，也未必超过他。《敝帚集》一扫诗坛对贵州的偏见，“使天下知黔中有诗”，对贵州诗人刮目相看。
吴中蕃
吴中蕃《敝帚集》
吴中蕃，字兹大，又字大身，晚年自号“今是山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吴中蕃生于贵阳城郊石板哨的芦荻寨。吴氏世代书香门第，祖父吴淮是贵州乡试“解元”，父亲吴子骥任兴宁知县，与贵阳名门越氏（越其杰）、杨氏（杨师孔、杨龙友）、潘氏（潘润民、潘驯）为世交。他生活在一个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离乱之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永历王朝覆灭，三藩之乱又起，“一身戎马内，毕世乱离间”。他早年远游燕赵、吴越、江淮，登滕王阁，看“雄城迫巨浸，帆落众烟起”，临金山寺赏“江心呈岛屿，疑是蜃嘘楼”，观大海见“孤屿似随潮起落，微风能起海波澜”，陶醉山水之间，悠然而有气概。
明末天下纷乱，诗风为之一变。眼见纷乱之后的情景，他写道：“乱后人家少，三两便成村。似闻山有虎，停午已关门。”清兵入关后，他由江南返回贵州，在《丁亥纪乱》诗中写道：“贼去兵来梳与箆，饥成疫作滤而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满目疮痍”，“江流宛转鹤盘旋，荒坟野鬼啾啾哭。”他投靠永历王朝后，任遵义知县、重庆知府、吏部郎中，与遗民诗人郑逢元、钱邦芑、方以智等唱和。然永历王朝内部倾轧，朝政昏暗，他因言事触怒永历皇帝，几乎被斩，于是奉母逃入山中隐居。“十八先生”遇难，使他痛心疾首，他奋笔写道：“崎岖万里欲何求，一死难言万事休。有骨不归同远鸟，虚名犹在胜清流。”
吴中蕃隐居之地——天河潭
清军占领贵州，曾召吴中蕃到云南做官，吴拒而不从，隐居贵阳梦草池。他误以为吴三桂有“反清复明”之志，入吴幕府方知其有“自借帝号”的野心，于是拂衣而归，再入山林。吴三桂之孙吴世蕃败至贵阳，因闻吴中蕃有经世之才，逼其出山相助。吴被逼无奈，只好装疯卖傻，竟将方以智赠他的那方端砚砸得粉碎，痛心之余，写下《断砚草》。晚年，将一生所写的杂吟诗千余首编为《敝帚集》。“敝帚”二字，寓有深意，他自己说：“俯仰人群，千古一遇，又安得入梵天以质藏婆竭以永寿哉？是帚也，微独人敝之矣。”他深感“黔故天末，风采之所不及，顾欲以扈言绪论忘意千秋，其谁许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知其宝也”，“何敢恨人之不知我？天下以人知己，足以不恨”。
吴中蕃生活在风雷激荡、世事多变的时代，颠沛流离，漂泊一生，他不愿与世浮沉，与时俯仰，“愿为江上独立之青峰，不愿为天边弄影之明月”，写出了许多沉郁、幽怨、愤慨的作品，故“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叹息与悲哀，使人心灵为之震动，故孔尚任惊呼：“使天下知黔中有诗，自兹大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