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青铜
一、新石器时代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除了有城市的建立、文字的发明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金属的冶炼。这也是人类社会发明起源的三大要素。如果说文字代表了人类智力文化发达的水平，城市意味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程度，那么铜器的冶炼、铸造无疑象征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巨大飞跃。
西安半坡博物馆
金属的冶炼和使用以铜的冶炼和铸造为最早，这是世界金属冶炼史上的普遍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众多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发现资料表明，中国的青铜冶铸是相当早的。
各地出土的原始社会铜器主要分如下几类。
1.仰韶文化铜制品。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约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仰韶文化的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1956年在陕西西安半坡和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内，各发现一个薄铜片，分别为长条形和圆形。通过对其成分测定，前者为含镍20%的白铜，后者为含锌25%的黄铜。依据14C测年法，分别距今6000多年和5000多年。
马家窑彩陶鸭形壶
2.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的青铜制品。马家窑文化集中反映了甘肃、青海地区的原始文化，延续了仰韶文化的一支。1977年在甘肃马家窑、马厂遗址各出土了一件铜刀，前者完整，后者仅存刀体前半部。经过对铜刀合金成分测定，两件均为锡青铜，距今3000～2300年。这两件青铜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3.齐家文化铜制品。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们已经认识了金属的性质并运用锻造和铸造技术制作出了各种铜器。齐家文化中冶炼技术的普遍应用，为商、周时代的青铜文化奠定了基础。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广河齐家坪遗址和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及墓葬出土的红铜和青铜制品主要是小型工具和装饰品，即细长棒形铜锥扁平刃的凿、凸背凹刃的长条形刀和斧。斧长13厘米，一端有长方孔，便于安柄。装饰品类则有由扁条铜片卷合而成的圆形指环和弓形小钮圆形铜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铜镜为素面，直径6厘米；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一面铜镜直径为9厘米，背上有两个同心圆，同心圆面饰凸起的人字形弦纹和直线纹。经过科学测定，两面铜镜均为锡青铜所制，尕马台铜镜中锡的成分占10%。它们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铜镜。
制造工艺如此复杂的铜镜在史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已经产生并开始使用，表明我国齐家文化时期的冶炼技术尤其是冶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齐家文化遗址人骨
4.龙山文化铜制品。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1955年，河北唐山大城遗址出土了两件大小相似的梯形铜片，含铜量99.33%、97.97%。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龙山文化3296号墓内出土了1件铜铃，器表有丝麻织物痕迹，表明随葬时外面包裹有丝麻织品。器体横断面呈菱形，口部较大，顶部略小。高2.65厘米。顶端有一圆孔穿。该铃通过科学测定，铅占97.86%，铜占1.54%，锌占0.16%。该墓经14C测年法测定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该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金属乐器。它表明了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铜器的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
龙山文化陶寺村落遗址
5.龙山文化黄铜制品。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含锌23%的黄铜质的铜锥。冶炼金属锌要比冶炼铜、铁、锡困难得多。
上述青铜制品的发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制品的发展状况及主要特征。
二、夏代
夏禹王像
公元前21世纪，相传禹治水成功，奠定了夏族在中原文化区的中心地位，禹死后，其子启继承了王位，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先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夏自禹至桀，共传16王，13代，统治时间约500年。
夏代是青铜时代的开始，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二里头文化处于青铜时代初期，但青铜制品中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乐器和容器。从青铜的种类看，这时已较铜石并用时代极大地丰富了。
工具主要有锛、凿、锥、刀、鱼钩等。铜锛仅二里头出土1件，扁平体，横剖面呈梯形，弧形刃，长11.4厘米，厚0.5厘米，刃宽2.9厘米。铜凿在二里头发现两件，夏县东下冯1件，均为一面刃，横剖面呈梯形和矩形。二里头凿长为9.2厘米、刃宽0.6厘米；东下冯的凿长11.4厘米。
兵器有铜镞、戈、戚。镞有双翼形、圆叶形和四棱形。戈有曲内和直内式两种。铜戚是钺的一种，窄长身，刃部略外侈，身中部凸起，内与身间有阑。
出土的容器重要的有铜爵、斝和鼎。爵的特征是形体单薄、束腰、平底，有的为细三尖锥状足，微向外弯曲，也有的为三棱柱形足。流与尾部较长，有的流与尾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有的在靠近流折处有二短柱。宽形鋬，鋬与流几呈直角。
铜铃形体不大，圆形，素面，顶上铸一鼻，鼻上有一孔穿系。铃的一侧有半圆形的扉棱。此外，该时期的铜器绝少有铭文。从发现的铜爵的铸痕看，当时已能采用合范法了，尽管这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形体都较小，粗糙、单薄，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在生产、生活以及战争中表现出的优点，远远超过石、木、蚌、骨器等，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总的来说，二里头遗址不仅出土工具、兵器、装饰品，而且还有乐器和容器。但是却没有发现农具，这说明其他质地的器具在生产、生活中仍占主导地位。可是无论如何，二里头青铜文化表明，夏代青铜铸造技术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发明。
三、商代
夏朝末年，居于黄河下游的商族，其势力发展至黄河中游，渗入夏的统治地区。公元前16世纪，汤灭夏建立了商朝。商初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大量的考古材料，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商代，国家机器不断强化，经济和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活动地域的影响远远超过夏代，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商告宁鼎
商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是青铜器趋于成熟、发展、鼎盛的阶段。当时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商代的青铜铸造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传统，并在商代后期达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
商代前期，开始在器上铸图形、文字，但字数较少，大多是1～2个字，多为作器者先人的庙号。商代末年，出现40余字的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的战事、王室与贵族的关系及王室祭祀。铭文字体象形意味较浓，大小参差，笔画分明。
云雷纹
商代后期，青铜器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主题则采用高浮雕形式表现，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有些浮雕还分成几个层次。器类大量增加，器形复杂多样，造型注重平衡、对称，并融入自觉而生动的艺术创作。
商代的青铜器装饰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题材众多，其中兽面纹（饕餮纹）是装饰主题，肃穆神秘。
商代青铜的成分主要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成，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锡铅青铜，为商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类。铸造一件青铜器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工序。
《考古图》书影
商代青铜器的表面除了有装饰纹样外，还出现了镶嵌玉或绿松石的“铜镶玉”技术，在商代，这种技术主要用在兵器和小件装饰品上。商代铜器的发现和著录始于北宋时期，《考古图》中著录的青铜器，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开始，才有了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可以确认属于商代，从而成为研究商代铜器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商代早期、中期遗址的发现，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建立起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序列。
现在已发现的商代铜器分布范围，包括北自内蒙古、南至湖南、东起山东、西到陕西的广大地区。其中以河南发现最多，也最重要。
商嵌绿松石兽面纹方罍
一般来说，商代铜器可以分为早、中、晚3期。
早期以二里冈遗址所出铜器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铜器发现数量较少，食器有鼎、鬲、甗、簋；酒器有爵、斝、觚、尊、罍、盉、卣；水器有盘、盂；兵器与工具有戈、刀、镞、矛、钺、戟、斧、锛、凿、鱼钩等。铜礼器仅一两件，胎质很薄，铸造较粗糙，但是青铜器铸造已有花纹和铭纹。有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纹饰，显示出较高的技术水平。
纹饰题材主要有兽面纹、乳钉纹、弦纹、浮雕牛首纹；容器形制主要是斗形、方形。这时各器物有一定的组合形式。器形特征表明商代早期铜礼器只发现爵和斝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三足短小，无柱，一般也无花纹。
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中期的铜器发现较多，礼器的种类增加了，主要有食器鼎、甗、簋、盂、三联甗；酒器方彝、觚、尊、爵、方罍、壶、瓿、兕觥、斝、盉、觯、卣；水器盘；乐器铙。
商代中期铜礼器数量有很大增长，酒器以觚、爵、斝为核心，爵的形状与早期有所不同，没有明显的束腰，三足也较长。食器中鼎有几种形式，郑州发现的方鼎为方斗形，与后来的长方形的方鼎不同，颇具特色。中期的铜礼器普遍有带状的纹饰，大都是单线条的兽面纹，或在上下夹以圆圈纹等。另外，还有乳丁纹、圆涡纹、夔纹、鱼纹、龟纹、虎纹、蛇纹、弦纹等。综合来看，其花纹线条简单粗疏，圆转流畅。器上除有平雕装饰外，开始出现了浮雕，为商后期青铜器物的装饰继续创新奠定了基础。
此期的铜礼器胎体一般仍较薄，花纹也简单，只有单线条和花纹带，但是已经能够铸造出像郑州发现的1米的鼎那样的大型器物，表现出相当高的铸造技术水平。
商龙纹觥
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铜器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这是商代铜器发展的极盛时期，发现的铜器很多，年代也较可靠。因此晚期还可划分为三期。殷墟第一期的铜器和郑州商代中期铜器比较接近，第三期的铜器和西周早期铜器很相似。但第二期的铜器最具特点，如妇好墓所出铜器即为代表，这个时期铜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有明显的变化。铜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也较繁复，不但有主纹，还有衬托花纹，甚至在主纹上再填以花纹，形成三层花，并开始出现铭文。
商代铜器按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又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食器有鼎、甗、簋、盂、三联甗等；酒器有觚、爵、觯、斝、尊、卣、壶、兕觥、罍、盉、方彝、缶；水器有盘；乐器有铙。纹饰流行兽面纹、夔纹、弦纹、叶脉纹、乳钉纹、鸟纹、蚕纹、蝉纹、象纹、鱼纹、龟纹、龙纹、云雷纹、涡纹、圈带纹、人面纹。
商晚期青铜礼器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妇好墓出土的三连甗、偶方彝都是以前所未见的，这个时期还盛行以鸟兽形象铸成铜器，如妇好墓的鸮尊、湖南的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石楼出土的铜觥也是极罕见的器形。晚期铜礼器中酒器仍占绝大多数，最主要的是觚和爵。爵的形状有较大的变化，多为圜底、高柱、三棱形足，很少再有平底的。晚期的铜器一般都较厚重，最著名的是安阳西北冈出土的后母戊鼎，重达875千克。铜器花纹趋于繁缛，普遍以雷纹为地纹，主体花纹及式样除饕餮纹外，还有夔纹、龙纹、蝉纹、鸟纹、蚕纹、龟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花纹往往布满全器，很多铜器的器身还有凸起的扉棱和牺首等装饰。乐器有铙和鼓。铙是三件一组大小递减的乐器，湖南出土的大铙不见于中原地区，可能是南方特有的。鼓发现较少，鼓面上有鼍皮纹，表明是仿照木铸造的，兵器有铖、戈、矛、刀、镞、盔和方形器等。戈的数量最多，形式上也有不少变化，有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几种，晚期还出现有胡、有穿的戈。大型的钺往往出于较大的墓中，是权力的象征。刀的式样也较多，有凹刃直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环形的，也有兽头形的。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车、辖套、踵、轭、镳等。在妇好墓中还发现4面铜镜，镜为圆形，背面有半环形钮，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镜子，此外，城固铜器群中的铜面具和牛头形面具，也都很有特点。晚期还有铜镶玉的技术。
商妇好三联甗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已见有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墓出土的铜器。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30～40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而为父辈作器。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的戊嗣子鼎有铭文30字，是科学发掘所获商代铜器中铭文最长者。
总之，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制造的顶峰阶段，因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魅力无限。
四、西周时期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史称西周。西周传11世12王，统治时间约357年。周族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省、甘肃省一带的古老部落。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许多方国部落，大败商军于牧野，建立了周朝。
西周时代由于礼乐制的发展，青铜器铸造业较商代更为兴旺发达，这时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青铜器铸造业上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更高水平。西周时期，不同等级贵族所使用青铜礼器的数量、组合各不相同，形成等级秩序森严的用鼎制度。
从青铜器本身特点看，西周初年多沿袭商代后期特征，而中后期更多地出现了本时代的特色。这时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等，是周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西周铜器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时期青铜冶铸技术日趋成熟，铜器种类和数量均有较大增长，有许多铸工精湛的艺术珍品传世，并且这时期的铜器多有长篇铭文，因此，西周铜器对于研究西周社会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均有重要意义。
西周铜器的出土地点，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江西、湖南、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其中以王畿所在的陕西、河南出土最多。周朝贵族大臣铸作的器物，在西周铜器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是周王朝政治经济力量较强的反映，各侯国的器物，以姬姓、姜姓国的发现较多，如鲁国、齐国、燕国等，其他诸侯国的铜器数量少，边远地区的西周铜器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一般来说，这种地区的礼、乐器多受中原地区影响，有些是由中原传入的，有些则模仿中原器物的形制。兵器、工具等具有更多的特色，如有特殊的器形或纹饰，南方的西周铜器比北方的更多地表现了地方特点，例如江苏、安徽的西周器物，多用鸟形装饰和几何形花纹装饰，四川的西周兵器多见三角形援的戈等。
西周铜器一般分为三期，早期相当武王至穆王时，中期相当共王至夷王时，晚期相当厉王至幽王时，也有人将穆王划归中期、夷王划为晚期。
总的来说，西周青铜器是商代青铜器的继续和发展，周初器物虽出现若干新的因素，但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
周朝疆域示意图
西周早期青铜礼器有食器、鼎、鬲、甗、盂。酒器类别较齐全，但数量大为减少，这与西周王朝吸取了商纣“酒池肉林”最后导致灭亡的教训有关，西周王朝禁止贵族饮酒。《尚书·酒诰》和康王时代的大盂鼎铭文都有这方面的记载。酒器主要有觚、爵、角、斝、觥、尊、卣、方彝、罍及陈设器用的禁。如1925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夔纹禁，呈长方扁形，四周有镂孔，禁面上有三个椭圆孔，可能是放置青铜卣用的。水器有盘等，少见的还有乐器编钟、铙及铜镜。陕西宝鸡茹家庄和长安张家坡出土的3件1组的甬编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钟。
西周追簋
这时青铜礼器的组合，有爵与觯、鼎与簋的配合。鼎制上开始出现列鼎制度，反映了礼制之加强。鼎在形制上为直耳立于口沿上，腹较浅，柱足与蹄足并存。有方座簋、四耳簋之类，这是商器中没有见到的式样，即在形制上均有别于商后期的同种器物。器物的铸造皆通用合范法，胎体多较厚重。如珍贵的大盂鼎重153.5千克，古朴厚重、宏伟。1979年在陕西淳化县发现的淳化大鼎，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千克，非常罕见。
西周来父盉
纹饰方面崇尚繁缛富丽，喜饰饕餮纹、夔纹、环带纹、窃曲纹、鳞纹、重环纹、瓦纹、蚕纹、直线纹、乳丁纹、长身分尾或长尾高冠的凤鸟纹等，并且，长身分尾或长尾高冠的凤鸟纹常常装饰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格外华丽。此外，不少器物有突起较多的扉棱和大角的兽角形附加装饰，到本期后半段，鼎、尊、卣、方彝等器腹部下垂，即所谓倾垂的特点。
西周人面匕首
兵器常见戈、短剑等，戈多为短胡。戟为浑铸，又有上端作刃形的勾戟。短剑多有鞘。另外，还有不少异形兵器。商代出现的方形器，这时也有遗留。
在铭文方面，书体排列均匀整齐，字体严谨，书法娴熟，竖笔呈上下等粗的柱状，被称为“玉箸体”。大克鼎还采用在方格内填字的方法。虢季子白盘铭文内容自然、流畅，书体秀美雅致，有小篆的韵味。同时还出现了长篇铭文，如小盂鼎文约390字，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总之，本期铜器制作凝重结实，花纹造型异常华丽庄重，仍属青铜器的鼎盛阶段。
西周中期铜器有简朴的趋势，早期常见的方鼎、觚、爵、角、觥、卣、方彝等，已减少甚至消失，壶、罍、盂、尊仍继续保留。列鼎和编钟开始出现，簠、盨、匜等新器种出现于本期，器形也有明显变化，鼎的柱足向蹄足过渡，鼎腹长方扁形。有盖簋渐多。援未作三角形的戈开始出现。纹饰带状的花纹增多，流行顾首的疵纹，分尾的鸟纹、窃曲纹、变形疵文瓦纹开始盛行。族氏铭文已罕见，长篇铭文更多，内容多格式化。字体波磔渐少，较早的书写谨饬，较晚的趋于疏散，此时期铜器有明显过渡性的特点。
西周虢季子白盘
西周晚期铜器以简朴为主，在铸造上也有粗随苟简的迹象，常见的食器有鼎、鬲、簋；酒器有尊、罍等；水器有盘。新器种有浅盘铺。列鼎、编钟数量增多。兵器流行中胡、援未三角形的戈。器形方面，鼎足几乎都为马蹄形足，簋多鼓腹有盖，有的在圈足下另加三足。这时，夔纹、鸟纹已经绝迹，最常见的纹饰是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瓦纹等。铭文多长篇，如毛公鼎铭文有497字，是已知铜器中铭文最长的。由于铭文长，有的鼎、殷、盨、钟往往以盖、器连铭或数器连铭，行款排列较整齐，字体没有波磔，笔画起迄粗细如一。
西周铜器多铭文，且多长篇，有些铜器可据铭文内容推究属于某王而成为标准器。如武王的利簋、大丰簋，康王成王时的方鼎，康王时的盂鼎，昭王时的过伯簋等。
西周伯丰爵
五、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即位，并把都城从镐京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至此，西周结束，东周建立。自这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期。这时王室之器日益减少，而列国青铜器铸造很多。
春秋早期的青铜器，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器型，但总体依然类似西周晚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铸造有着显著的进步，商代就已发明而西周继续沿用的分铸法，这时从过去在制范时作整模，变成器身与耳、足腹附件单体作模。与分铸法相联系的焊接法得到普遍应用，虽未能排除掉附件铸好后再嵌入器身范上进行一次浑铸的嵌入法，但分铸法技术的改进有着很大的意义，它适宜于处理部分复杂的器物的制作，创造出那些结构复杂、优美动人的艺术品，例如，春秋莲鹤方壶器底与器身的卧兽、爬兽，盖顶上展翅欲飞的仙鹤，都采用了分铸法。
春秋王子午鼎
铸造工艺上的另一个进步是拍印法印模花纹技术的发明，可节约不少人力物力，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时在商代就发明的嵌玉石和见于兵器戈上的嵌铜技术又复兴和盛行起来了。铜器种类上，大体继承了西周后期以来的器类，主要变化在于，食器和乐器的种类数量很多，食器中的鼎、簋、簠、豆、甗、鬲都有发展，盨基本绝迹，新出现的有扁圆体、矮足或球形体的敦、豆形铺；酒器有缶；水器有盆、鉴；乐器有
春秋蟠虺纹鉴
据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最早的铜质货币应早到春秋时代，形式是镈形的空首布，在山西侯马和河南洛阳、孟津等地都有发现，其主要形式有平肩布、斜肩布、耸肩肩足布等。这时的空首布主要属周、晋。
作为官方书信往来和私人交往凭证的玺印，这时也开始萌芽，目前所知传世的春秋时代玺有“连尹之玺”、“上场行邑大夫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这时期铜质建筑构件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1973～1974年，在陕西凤翔姚家岗先秦宫殿遗址发现的铜质建筑构件，主要形状有曲尺形、单齿形、双齿形。据学者研究，一般认为这些构件主要用于梁枋或门窗上，对建筑物起着加固和装饰的作用。
春秋中期，由于考古资料不够充分，尤其是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标准器太少，因此难于严格地标定分期的年限，而且，各国青铜器的发展也未必平衡。虽然如此，仍有少量的标准器或接近标准器的资料。
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
传世的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秦公钟，铭记其先世有十二公，此十二公从秦仲算起，到十三世作器者为秦康公（前620～前609年），秦公簋的形制尚是春秋早期式样，而其纹饰已是较为繁缛而重叠的卷龙纹或交龙纹了。河南光山黄君夫妇墓和山东沂水刘家店墓中所出的黄大子白克盘，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标准器的作用，黄国之灭在前648年，这些器物大都比春秋早期的要精美，因而是春秋中期的器物。
春秋三轮盘
传世的青铜器有宋公戍钟，式样近于秦公钟，为宋平公器（前575～532年）。这时，前6世纪中叶的楚王子午鼎，前6世纪后半期的寿县蔡侯墓青铜器群（前530～前522年），已是极其精湛漂亮。
春秋中期青铜器和西周中期有某些类似之处，即具有早期到晚期的过渡特点。
盂、鼎器这时较盛行，除了沿用圜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等常见的式样，还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双耳有盖的簋和簠仍然继续使用，但簠的形制有所变化，在口上另竖一道宽阔的边。铜盨已经消失了。食器中敦已多次出现，其形制为球形有三小足和圈耳，盖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短颈壶开始流行，个别地方还发现了一种酒器甗形盉。
楚王问鼎
青铜乐器在国君级的墓中既出现了成组的甬钟，也有平口的钮钟和铃钟，
春秋中期青铜器纹饰也存在着新旧交替的情形。变形动物纹和波曲纹继续沿用，但逐渐地改变了粗犷的风格，颇显规矩和精丽之态。原来抽象的动物纹这时重新恢复龙或兽的具体形象。首、角、目等各部分愈来愈清晰。但是，变形的动物纹并未完全消失，又出现了更为复杂繁缛的四方连续动物纹，如秦公簋上的纹饰就是如此表现的。
春秋中期的纹饰在结构上虽然有新的式样，但在技巧上还不够精工细作，仍然是有粗犷的风格。
春秋蟠虺纹尊
春秋中叶以后出现了鸟虫书美术字及光彩夺目的错金书。这是书法艺术史上的发明与杰作。
总的来说，春秋中期开始，青铜器的装饰风格逐渐精细、繁缛，细密的蟠螭纹成为主题，出现嵌铜龙、凤、鸟、兽及反映狩猎的题材。
春秋晚期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得到政治优势而进行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从当时各种遗存诸如玉雕、漆器、原始青瓷、纺织品等制造工艺的水平看，的确有着极大的提高，青铜铸造业并未由于青铜时代的终结而衰疲，反而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注入了勃勃的生机，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和器物种类等许多方面，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了第二次高峰。
这一时期的标准器物在山东的有齐子孟姜壶、邾公钟；在安徽和江浙地区的有蔡侯产剑、徐王庚儿钟、吴王光鉴、吴王光戈、吴王夫差御鉴、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在江汉地区的有楚王领钟，昭王諻簋；在中原地区的有句敔夫人簠；在山西地区的有浑源李峪寸器群、赵孟介壶等。
这一时期或与这一时期有联系的重要考古发掘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固始侯古堆1号墓，山西万荣庙前村春秋大墓，山东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莒墓，以上皆为较完整的大墓；中小型墓，如山西侯马上马村11号墓、15号墓，长子县东周墓之1、2、7、11号墓，河北邯郸百家村57号墓，山东莒南大店镇莒国殉人墓的编钟，长沙楚墓和江陵楚墓群中这一时期的墓葬等。
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形制比较复杂，各个地区的器物之功用也不尽相同，有的地区发现甚少，情况不明。但总的来看，春秋晚期各地区的青铜器，其形制与纹饰的共同点很多，不同之点较少。
鼎在形制上继续保持着无盖、立耳，还有深腹。附耳有盖，盖有圆形捉手或上有三小兽或三环小钮的鼎流行，流行马蹄形足多呈外侈的瘦长形，尤以南方楚国的鼎最为突出。带方座，盖上有莲瓣装饰应是这一时代的新特征。
注水器匜有的已经变成了平底。鉴有圆形和方形，多大口，深腹，有两耳或四耳，有的耳上还有套环。作为盛酒器或盛水器的缶，圆腹、有盖、器肩上有环耳。
侧悬的甬钟、直悬的钮钟、平口的镈钟同时并举。编钟的数量一般都是8～9件。
食用器中的簋，传统的式样已很少见，但是在诸侯的礼器中还可以看到旧式的方座簋，总之，簋的数量是减少了很多。
敦甚为流行，这种体似圜底浅腹鼎，两侧有圈耳，下承三小足和高盖上有三圈钮可却置的器形，实际上是敦的雏形，始见于中期，至晚期中原三晋地区普遍使用。敦在南方则发展为“西瓜敦”，器形上似西瓜，中剖为二，下器承三足，上盖有三环形兽钮。也有的上下如一，皆为三足。这两种敦寿县蔡侯墓中皆有出土。
簠仍然在流行着，其口沿的一周边往往很宽，圈足中凹处常做成无花果叶缘状。蔡侯墓簠和传世的徐子妆簠，都是同一形制。自此以后，簠的形制很少变化。
酒器壶一般多高颈且方，腹或方或椭圆，兽耳衔环，有的圈足用龙或瑞兽来替代。壶多出于中型或大型的墓葬中，墓中有壶，显示了墓主的身份。
这时酒器的新式样尊缶和提梁盉出现。而尊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都没有出现，而在晚期出现较多。
盥器发展为鉴、盥缶、盘、匜、盥鼎等，大型水器鉴在此时出现，智君子鉴、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等都是典型器。匜初见于此时。
青铜乐器编钟仍为甬钟、钮钟、铃钟和平口钮钟。
由于战争的需要，戈的穿加多了，常在3穿以上，使其与柲的缚结更加牢固，援部同时也开始向上微翘。矛向细长发展，戟常是戈与矛分铸。
春秋晚期青铜器纹饰种类甚多，风格总的倾向是追求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交缠的各种龙蛇纹占有支配的地位。西周后期出现的简朴奔放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鳞纹等逐渐被细密谨严、镂雕工整的单层的蟠螭纹和蟠虺纹代替。
春秋晚期另一种新的纹饰是红铜镶的图案，包括龙、凤、兽、鸟，以及表现狩猎的各种题材等。
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铜禁，设计巧妙，工艺极其精致，造型奇特生动。这件青铜艺术杰作表明了春秋时期的青铜铸造水平已发挥到了极致。
狩猎纹
线刻画像工艺这种装饰艺术上的新技术，更是打破了商周以来传统的纹饰装饰种类，是很新颖的纹饰装饰手段。例如江苏六合程桥发现的残铜片上刻有人物、动物和树木的形象，线条简洁，显示出初期的朴拙风采。1923年，在山西浑源出土的狩猎纹豆上有嵌纯铜的狩猎形象，图案写实，且细腻生动。线刻画像和嵌纯铜图案，构成了这一时期装饰艺术的新风格，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春秋中晚期之后，各地区青铜器在形制、装饰、铸造工艺及器物组合方面，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面貌。
春秋晚期，描绘人们生活场景的图样，如宴饮、乐舞、射箭，跃然展现在器物上，构图生动自然。
在铭文上，各诸侯国铸造的青铜器的字体丰富多彩，有的作瘦体，如吴王光鉴铭文；有的作肥体，如鲁大司徒圃、公平侯鼎等器铭，意仿商周时的波磔体，有意求工，加强了字体的风采和装饰性。反之，中原和三晋地区的青铜器铭文却反而少见。这时，遗存的铭文内容，以自作用器的为多，铭辞或长或短，但大体上皆有一定的格式，内容总是彰显器主的家世、地位和身份，也有自诩品德之美的，而记载婚媵的铭文则较少了。总之，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在造型、装饰、铭文、制造技术上表现出活泼的时代气息。这是社会变革的反映。
六、战国时期
战国七雄方位简图
战国，公元前475至前221年。以田氏代齐和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兼并战争空前激烈，也是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封建制已占据愈来愈明显的地位，新的生产力方式处于上升阶段。列国诸侯为在兼并战争中抗衡和发展，不断地变法图新，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的发展，促使变革需要的新思想、新学术纷纷涌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艺术领域生机盎然，自然科学、金属冶炼和铸造、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发明居于世界前列。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各族人民的交往，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形成时期，由于封建制度生产关系的确立和生产力的发展，铜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青铜器而言，无论是其形制和纹饰，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共同的特点很多，但是，由于器物的自然演变，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征象。
战国中山国王陵
这个时期，由于礼乐制度进一步衰落，先前的传统礼乐器逐渐减少，青铜日常生活用器逐渐增多，钟鼎之器占的比例很大，钟必成编，鼎必成列，反映了贵族宴飨的奢侈生活，但同时亦反映了这个时期青铜器发展的卓越成就。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组编钟计13件；四川涪陵出土的错金编钟1组14件；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的3层8组65件钟；1981年发掘的擂鼓墩2号墓，也出土编钟36件。
战国曾侯钟
河南汲县山彪镇1号墓、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这批代表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物达140多件，纹饰多为蟠螭纹和蟠虺纹，普遍运用了嵌错、浮雕、透雕等艺术技法。其间有不少的大型器物，如大缶、下有承盘的圆壶、冰鉴等。冰鉴是匠心独具的用器。鉴为方形，内贮1件方壶，壶底用钩固定在鉴的内底上，然后有镂空的鉴盖套覆于壶颈。又如有细高足的鼎，也设计得十分巧妙，足间嵌入盛食物的盒，成为便于携带的旅行食器。常见的青铜容器有鼎、鬲、簋、盘、鉴、盂、匜、甗、罍、豆、敦、壶、缶、盘等。在青铜容器的组合中更多地出现了小件的附件，如匕、勺、鼎、勾等。灯、炉、箕的铜饰件也有发展。
轻便实用的青铜器主要有西瓜敦和螭梁盉。敦的使用相当普遍，一般为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盖上有钮。有的盖与器均呈半球形，合起来成为球形，也有的上下合起来呈长圆形。曾侯乙墓还出现了形体不大的长足敦。
壶的形制丰富多彩，有圆形、椭圆形、方形、扁形、瓢形。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壶，一般都有盖，盖为平板式或中心隆起式，盖上置钮，有的钮与梁、耳之间系链，形成链梁壶。
战国错金银云纹鼎
盉变成圆腹式，有盖，有流，流长作兽首或龙首。商周时候的鋬，在这时已改变成提梁式的了。鉴有圆形和方形两种，腹颈一般为4耳。盘有圆形、长方形和方形的。
战国曾侯尊盘
此外，玺印、符节、货币也是这时期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兵器变化最大，主要有戈、矛、剑、镞、弩机等，数量颇多。
青铜制货币形式，主要有似农具镈的布币、似刀削的刀币、方孔或圆孔的圜钱，以及仿海贝的铜贝币。由于国别不同而使用的货币形式也常有不同，但同是一种形式的货币不同诸侯国也同时使用，例如刀币主要流行在齐、燕和赵国。铜币上常标明地名、货币单位名称等。
战国早期的纹饰，从题材而言，仍是交龙、卷龙或蟠龙等龙的图案。山彪镇1号墓的龙纹钟、随县擂鼓墩曾侯编钟上都是新颖而又复杂的交龙图案。当然，这些交龙的装饰手法有省略和变形，也有纯粹的几何纹装饰。战国早期描绘水陆攻战、燕乐、采桑等画像不断发展，山彪镇1号墓的水陆攻战纹鉴、狩猎纹钫，成都百花潭镶嵌燕乐纹壶及陕西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的镶嵌射燕壶等，都是这种纯粹的几何纹装饰，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纹饰。
战国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内容较之商、周和春秋时代更加简略，但也有例外，如中山国王器铭。
总之，战国早期，青铜器的使用相当广泛，与春秋时期的共同点很多，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分界是因大国政治斗争的影响，而主要不是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但由于器物的自然演变，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新式样的分体式的甗开始出现。
战国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衰退，其铸造工艺和艺术装饰均逊色于东周兴盛时期，但是在少数的大墓中出现了精美的器群。由于战国中晚期铜器发展的前后区别不甚显著，故我们把战国中晚期并为一期。这时铜器在造型上承袭了战国早期的风格，这时的墓中所出的许多青铜器大概都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遗留物。地区不同所形成的器物特点也不同。如鼎的三蹄足向低矮发展，但也有高足鼎，如楚式鼎。有盖、腹耳，盖上常有三环、三牲、三鸟钮，也有的盖中心有圆形捉手。而三晋器与楚器风格迥异。
战国杜虎符
这时鬲偶有发现，而甗已不甚流行。敦仍是圆形的和扁圆形的上下对称的两种。方座簋还见于寿县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豆类器长柄的，燕晋皆有，寿县楚王陵所出的长柄豆，故柄有节，盖有三钮，可以却置，方豆仍有所发现，如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有长柄方豆。
酒器类中变化较为显著的是壶，有方壶、扁壶、环耳圆壶等。中山王墓出土的镶嵌方壶，甚为精致。
另一种称之为罍的，实际是尊缶之类的器形，有做成方形的，或称方罍。
战国中晚期壶的个别新型式样还有多种，如细长颈多钮壶、小口短颈大圆腹壶、蛋形壶等。
水器的基本器形仍然是盘、匜、鉴。
装饰纹饰的变化最为明显。这时出现了大量的镶嵌金、银、红铜或绿松石及其他物品的器物。纹饰多为几何变形图案，如云纹、菱纹、弦纹、贝纹、绳纹、勾连纹、三角云纹等，这些有规律的变形几何纹富于变幻的效果，令人目不暇接，起到了极好的装饰效果。
到了战国末期，开始出现大量的素面铜器。特别是铜镜和带钩普遍发展起来了，最令人瞩目的物品有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和螺钿镜等，铸造精巧、漂亮，带钩形制千变万化，其中有许多错金或错银的，十分华丽，且数量较大。考古发掘中，不但这时期大墓有这类物品，就是在平民墓中也常见。铜镜在南方，特别是楚国最发达，而带钩则在中原地区多见。
七、秦代
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的10年间，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诸侯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秦王嬴政自称为“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徭役繁重，刑罚严酷，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发动了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反秦风暴席卷全国。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的起义队伍攻占秦都咸阳，煊赫一时的秦王朝灭亡。
秦灭六国示意图
秦统一政权的建立，使得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这时，秦代青铜礼乐制比战国时期更加衰落。秦代在历史上虽然仅存在了15年，但秦始皇提倡新工艺，另辟蹊径，发明了在铜器上镶嵌东西的方法，如镶嵌金银丝、金银片、金银块、大小珍珠、各色宝石及孔雀石等，设计还算精巧，图案也极自然，做工也很精致。在款识方面，和周朝末年相同，也是大小篆参用，但此时以小篆为多。隶书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以之作款的。铜器镶嵌之法属于创制，能取得如此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秦都咸阳布局示意图
而这时期的青铜器日用生活器皿继续得以发展。如1950年河南洛阳西宫发现了一座秦代墓，墓内出土了4件青铜容器，即1件鼎、1件簋、两件壶。鼎的形体略小，附耳，马蹄短足。簋盖饰变形的蟠螭纹；壶腹作长圆形，肩腹无明显分界，颈较长，有较高的圈足。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和大坟头两地发现秦汉墓葬23座，从第11号墓出土的竹简文可知，墓主是秦狱吏喜，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在随葬的70余件质地不同的器物中，包括青铜器10件，类别有鼎、钫、匜、鍪、勺、镜、剑和削刀。从这里可以看出秦代对青铜制造业的重视和铸铜的发展水平。
秦乐府钟
陕西临潼始皇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和收获。这里出土各类文物上万件。尤其是三个兵马俑坑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武士俑、陶马俑、木质战车、青铜质与铁质武器等。武器大部分为青铜质，箭镞有铁质的或铁铤铜镞的。青铜质实用器主要有刀、剑、戈、矛、镞、铍、弩机。
“铍”被认为是近年青铜兵器考古收获中的重要一项。铍形似短剑，以往称之为短剑是错误的。铍有茎而无首，窄薄身，有六个面，没有中脊，格呈菱形，柄作长方形。用时在器身后部缚一长木柄，是一种长兵器。俑坑出土的铜铍有的全长达35.2厘米，最宽处3.16厘米，厚仅0.91厘米。铜铍实物的发现与文献和云梦秦简的有关记载得到了相互的印证。文献中谈到“铍”这种兵器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夹之以铍”；《秦律杂抄》：“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殴，论比剑。”铍的发现与认识，对于检验传世和出土的“铜剑”，是剑抑或是铍，提供了实证的实物资料，并丰富了中国古代兵器的种类。此外，有的铍上刻有“寺工”铭，此名应为秦汉时中央所设管理百工的官所或官名。
秦俑坑内出土的铜镞，经有关部门化验其成分，证明镞的刃部与铤部所含铜、锡的成分比例不相同。刃部含锡量较高，增强了镞的硬度，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1980年冬，秦始皇陵1号铜车马的发现极为重要。铜车马和车上的驭官俑大小是真车马、真人的1/2，车、马与人皆是青铜铸造，每辆车马都是两服、两骖。车、马、人俑均施彩绘。车马的附件如当卢、节约、軎、辖等均为金银所制作。这组车马的结构非常复杂，集嵌铸、铆接、焊接、销钉固定于一体，且制作工艺极为精细，代表了秦代青铜器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不仅是卓绝的艺术品，更对研究古代车制有着极重要的价值。中国过去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商周等时代的车马坑的车大都为木质，因而不易保存至今。
上海博物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和统一货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直接刻或铸在官定的量器或衡器上；有的先刻在一块铜版上，此铜版称为诏版，然后再将诏版嵌在量或衡器上。现传世和出土的秦代量或衡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例如，上海博物馆珍藏的战国商鞅方升的底部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的诏文，量的形状呈长方体，有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秦权上也刻有二十六年诏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谦疑者皆明壹之”。小篆字体。秦代还有一种体呈八棱状，顶上铸一圆形钮的铜权。
在秦始皇时期，货币和度量衡最发达。在圆形铜质币中，有一种直径约3厘米，中心部分为方孔，方孔两侧有小篆“半两”二字的铜币，《史记·平准书》曰：“重如其文。”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这种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推广起来，因使用方便，从此被固定下来，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甚至影响到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秦朝货币的统一，可视为中国古代的最早的一次货币立法，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和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代，青铜器纹饰主要为单、双层旋纹，变形蟠螭纹，变形鸟纹。
总之，秦代的铜器发现数量少，但货币、度量衡较多，是一个过渡时期，虽然其仅存在了15年，却是很重要的历史阶段。
八、汉代
西汉初期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打击各地诸侯割据势力，国家进一步统一。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通西域，大规模反击匈奴的侵犯；实行盐铁官营，货币专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发展。
汉代兴起后在青铜器制作上一改秦制，效仿先朝，取法前代，对于夏、商、周三代的规章典制极力恢复，不仅将三代铜器重新置于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其基础上又多创新意。如在铜器上鎏金、鎏银、包金、包银、错金、添漆、雕刻等，这些创作手法始于秦汉，且都取得了成功，因此十分值得称道。
汉代用青铜器制成的器物，包括各种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用具、兵器、乐器、度量衡器等。总的说来，和商周时代相比，礼器的比重大减，生活用器种类和数量增多，而铜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匈奴、东胡、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铜器，在种类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风格，与一般的汉代铜器不同，传世的铜器，在宋代至20世纪前期的许多金石学书籍中，颇有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考古调查中又有了大量的新发现，为研究汉代铜器提供了更为丰富可靠的资料。
西汉彩绘木俑
汉代铜制的容器在种类和器形上与前代相比有许多变化，流行的豆、缶、敦、簠等食器已经绝迹。鼎、釜、甑、鍪、樽、耳杯、盉、壶、钫是最主要的食器和酒器，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其中钫只流行于西汉，其他盘、杯、樽、鉴、锅、洗等容器，在形制上都有汉代的特点。烹饪器如釜、鍪、
西汉朱雀灯
《西京杂记》书影
两汉时期的薰炉是一种焚香的器具，不少薰炉在制作上非常考究，外表鎏金或错金银，显得异常华丽。《西京杂记》中记载西汉成帝时的工匠丁缓可以造“九层博山炉”，被当时的人们誉为美谈。熏炉亦有各种样式，博山炉是主要的一种，其形制一般是半圆形腹，尖状盖，盖呈山峦起伏状，山上有镂孔及浮雕的人物、鸟兽。下面有盘。有的博山炉底座为力士骑龙，力士一手作托举博山炉状，圆雕塑造得生动、形象。陕西茂陵1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银铜竹节薰炉，作竹节形长把，长把底端自龙口伸出，炉高58厘米。整体造型高贵典雅。
其他铜制的用具，如案和熨斗这类，使用甚普遍。有的熨斗上还有“熨斗直衣”铭文。熨斗形为圆腹，宽口沿，腹一侧有一长柄。熨斗上常常有纪年铭文。文具有铜书刀，偶尔也有铜砚盒。计时用的铜漏壶亦有发现。河北满城刘胜墓、陕西兴平汉墓和1976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的汉代铜漏壶，体呈长筒形，上有提梁，下有三短足，壶体近底部伸出一筒状流，提梁与壶盖中心处各开一相对长方形小孔。在使用漏壶时，两小孔插一刻有度数的竹或木片，该片称“刻箭”。使用漏壶计时时，将壶内盛水，水上浮一称作“舟”的木片，使“箭刻”的下端在壶内立于“舟”上，由于壶内的水由壶下边的管不断外滴，因此，“刻箭”也随“舟”不断下移，从而指示出不同的时刻。“刻箭”上一般有100个刻度，代表一昼夜的时间。漏壶的发明和使用代表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计时方面的伟大成就。
西汉竹节薰炉
两汉时期边远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异于中原地区的特点和风格。首先是北方匈奴和东胡族使用的透雕各类动物铜牌饰，即“鄂尔多斯式”或“北方式”铜牌饰，这种牌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等许多地方都出土不少，陕西省的一座匈奴墓中也有出土。牌饰上多饰镂空的人形和各类动物形状，其布局富于丰富的想象和无穷变幻，故动物之塑造或动或静或动静结合，极尽意趣。总之，各种动物牌饰反映了两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的一个侧面，亦反映了该地区的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之水平。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地区少数民族铸造的乐器铜鼓。面圆，中空，无底，鼓面中心饰太阳纹，面沿有圆雕的人形塑像和各类动物塑像，内容丰富，鼓面常饰云雷纹、翔鹭纹、竞渡船纹、羽人舞蹈纹等，它的形状有8种类型。目前所见的铜鼓的时代大多为两汉时期及其后，一直到清末，可见时间的延续性之长。
此外，岭南地区出土的羊角钮钟、铜筒、铜棺、贮贝器等较有特色。
在西汉时期，铜剑逐渐被铁剑所代替，铜戈亦在西汉中后期为铁矛和铁戟所取代。汉代铜制的兵器，主要是弩机和矢镞。弩机始创于战国时代，汉代在设计上颇有改进。矢镞主要流行于西汉，其铤部多为铁质，到东汉则被铁镞所取代。
度量衡器中有尺、量、衡、权。铜尺的长度一般为当时的一尺，铜量分斛、斗、升、合、龠几种，量的形体以圆形和椭圆形的为多，方形的甚少，铜权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乐器有钟、钲、铎、铃等。但是，和前代相比，钟的铸造量大减，在考古发掘中，铎和铃等的出土亦不多。汉代有时还用铜制的俑和车马的模型随葬。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铜戈、铜马及骑马武士，在造型和铸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
总之，汉代铜器的造型，已摆脱了商周铜器那种庄严、厚重、古朴的作风，显得比较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崇尚实用。一方面，纹饰相当简素，除了少数弦纹和铺首以外，各种容器纹饰都是素面的，朴素轻巧，但另一方面，华贵的则施以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技术相当发达，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错金银博山炉代表了这种工艺的最高水平，此外，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出土的铜器，多有用细线镂刻花纹的，纹样有各种兽类、鸟类及几何图案等，显得甚为细致、流畅。
在汉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比战国时代更为普遍，西汉前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保留着战国时代的作风，常见的是带有地纹的蟠螭纹镜。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有些镜上已经有了铭文，西汉中期开始出现汉式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镜上的地纹都已消失。西汉后期有四螭镜、圈纹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等，其特点是花纹规整而简洁，铭文加长，镜钮普遍为半球状。
西汉角形玉杯
到了晚期，阴阳五行的思想反映到铜镜上，便大量制作有青龙、雀虎等“四神”纹样和子、丑、寅、卯等“十二表”文字的所谓方格规矩镜，流行于东汉前期乃至中后期。从新莽开始，在铜镜的铭文中出现了纪年。东汉中后期，又开始有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双头龙凤纹镜等，都以图案化的动物为花纹。长江流域还出现神兽镜和画像镜，前者以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为纹饰，后者除神像和兽形以外，还有车马、歌舞、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等图像。汉代铜镜的花纹，纹样的设计多对称于镜面的圆心，可称“心对称”。
到了东汉后期，有些铜镜，如有“君宜□官”、“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头龙图纹直镜，可称“轴对称”。被称为“魔镜”的透光镜，则是利用铸造过程中镜面花纹和厚薄的不同，形成相应曲率，而产生透光效应，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汉以后，青铜器的制作主要是一些小型的生活用具，如铜镜、带钩、漏，大型铜器基本绝迹，而且逐步为新兴的瓷器所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