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安顺

带纪念意义的年份，逢五逢十的好说；逢百的年份，百年才一遇，就不是很多人能赶上的了。今天说起纪念贵州建省六百周年这个话题，我想起学者诗人王萼华先生，有一次在市志办讨论一个什么项目时，他说这件事作为建省六百周年纪念很理想，但一算时间还差好几年，都感遗憾。想不到连萼华先生本人也遽然谢世，没有等到这个有意义的年份。

《贵阳日报》要设置一个“口谈城记”的方式纪念建省六百周年，这想法有点意思。按我的理解，这种方式似乎意味着允许随意一些、片段一些、个人化一些，而不求全面、系统和学术性。具体到我，想谈说我的故乡安顺，就只能局限在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个范围里。

我的童年时代，好像被分成了两段。前一段比较缓慢、安静、寂寞，后一段急促、喧嚣、热闹。把它砍成两段的钢刀，是日寇侵占我江淮地区后，向大西南逃亡的难民洪流。不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安顺这座小城，它都像一股狂风，不由分说地冲开窗户，吹进众多的新气息。当时笼罩全城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悲愤氛围，以及远征军戴安澜将军（第五军第二百师师长）在缅甸野人山殉国后，遗体从云南运回，经过安顺时，从西郊到东郊，男女老少夹道路祭的悲壮情景，伴我终生，从未淡忘。

安顺建制早于贵州建省。这是由于它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位置。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解决云南梁王这最后一个蒙元地方政权，朝廷设普定卫于号称“黔之腹、滇之喉”的现安顺一带，从江淮地区大量移民于此，驻军屯田，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灌溉、养殖、建筑、工艺和商业技术，迅速发展起来。《滇行纪程》这本书说：“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议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今移提督驻此，以镇盘江。”明初中央政府这一次屯田移民的政府行为，还形成了安顺最有特色的、引起海内外学术界极大兴趣的“屯堡文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为开辟东南亚战场，抢修“史迪威公路”，安顺也是必经之地和重要指挥所。这条公路上晴隆境内的险隘“二十四道拐”，至今还是二战史上的重要地名。明初的屯兵移民，建造出一个小农经济型的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封闭式城镇安顺；抗日战争的难民潮破门而入，带来五光十色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让小城居民窥见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是安顺六百年历史进程上的两个重大节点。

十九世纪中叶安顺全景

我小时候见到的安顺，是一座闭合得很严实的石头城，一座大四合院。城里居民一生一世，每时每刻，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石头。

住是住在石础石阶石院的木屋里，临街往往有一座石柜台。盐巴用石钵擂，米面用石碓舂，糍粑用石臼打，豆腐用石磨推。身上穿的，新布用石磙砑，洗衣服放大石头上捣。

出门走石街，过石巷，穿越城中央的钟鼓楼石洞门。东西南北十字交叉的石甬道，永远被挑水夫们溅得湿漉漉的。成人们宁愿绕楼而过，小孩却特意要踩过阴凉沁人、石壁长满厚苔的门洞，还要冷不防大叫一声，让整个门洞嗡嗡震响。颤巍巍的卖水扁担挑来的水，汲自城内的大龙井、双眼井、五眼井等十多个石井，井们都罩着石盖，刻着精粗不一的图案花纹，石沿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数百年磨出来的绳槽。甜水叫大井水，供饮用；苦水叫小井水，供浣洗杂用。苦水每担比甜水便宜一个铜板。最甘甜的好水出在东郊一个窄而长的石罅里，名如其形，叫马槽龙井。讲究吃喝的人家推豆腐待贵客，让水夫专门去挑马槽龙井的水，要多给一倍的脚力钱。我和姐姐妹妹们清明节上外婆的坟，总要特意绕到马槽龙井，折一根青麦杆，伸进井水深吸几口，清凉得喘不过气来，额头要隐隐疼上半分钟。

城里城外的石牌坊，多得数不过来。连我家所住的东大街，短短里许长，据府志记载就有三座石牌坊。但在我出生前就因扩建马路拆了。小城的标志性建筑，是西秀山的石塔。

府文庙的牌坊、龙柱、小桥、院子，全是莹白的石雕。大成殿前的那对透雕龙柱，至今是镇城之宝，传说錾刻此柱的潘石匠，其报酬是按凿下来的石屑石粉重量，一两石屑一两银子计算的。

出城必经东西南北四座石头城门洞。出了城门，满眼是山。金钟山、凤凰山、飞虹山、盔甲山、小金山、观音山、武当山，等等，多是一座座小巧玲珑的孤山，所以俗话说安顺有桂林的山，无桂林的水。甚至有金斗不移、天鹅抱蛋、交椅大坡这些奇怪的山名。近郊金钟、观音二山，高树茂密，遮天蔽日；别的山多是浅草灌木，露出斑驳的石骨，好像满天星斗。有一座螺蛳山，满山是青色的田螺化石，小学的男孩们大多要互相邀约，前去朝拜一次，带上小钉锤，把石螺乱敲一气。绝难得到一枚完整的。稍稍成形的，就带回学校向同学炫耀。

石山多洞。常年游客不断的是城南近郊的华严洞。端午玩此洞，是一项传统。洞口几只长满绿苔的大石缸，长年贮着岩浆水，供和尚食用，平时无人一顾，端午节就要论杯卖钱了。玩家们就在大殿里打围鼓唱川戏，办酒席。“七七事变”后，日寇逼近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国宝级藏品内迁，辗转运到安顺，就藏在华严洞里。城东二十里的清凉洞，“天开一窍，前后通明，中有古刹，下有内外二城”，老百姓叫它粮仓洞，说是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屯粮的洞窟。城南五十里有两个洞合称二仙洞，传说当地山民办红白喜事，可以去洞口求借仙家的锅瓢碗盏，后来一户贪心人家没有全数归还，仙家生气，从此再也借不出来了。我没去过此洞，传说却听母亲说过。此外无数的山洞，多是山民躲避兵灾匪乱的处所；太平年月，则在洞里熬硝。

小城的居民们，就在这个石头世界里，经历每人一份的生老病死，苦辣酸甜。到了“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就退居一块石碑之后，消声匿迹。环城众山，密布层层匝匝的墓碑。记得刚上小学，第一次排队出东门，一走出城门洞，隔着低洼的牛场坝，撞到眼前是满天星斗般的白石墓碑。一位高班同学脱口得句：“一出东门坟摞坟，老远看见摆家屯。”

旧时安顺的政治文化地标，是城中央的钟鼓楼。三层飞檐，塔形，宝顶，一层比一层大，底下是几丈高的石门洞。据府志记载，此楼元时建，明末毁，乾隆三十三年知府吕正清重建。道光元年副榜杨春发等补修。光绪中，知府汪仙圃更名为“鼎甲楼”。楼上中间两层祀文昌、魁星像。我小时候，石阶上站着荷枪的兵，想是作了军政机关。高石墙上经常满布招贴，从政府公告到京戏海报：“青衣花衫劈纺皇后曹丽君莅安露演”，乃至“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的小黄纸条。门洞上挂过被袅首的土匪头的脑袋。还挂砍下来的匪首人头。有一次，我已上学，听说钟鼓楼上挂了土匪头子的脑袋，路过楼下，早已把头扭向一侧，避免眼光接触。然而终于抑制不住诱惑，匆匆瞟了一眼，看见的是黑、白、紫三段混作一团的东西。蓬乱的黑发，煞白的脸，血肉模糊的脖子。后来听说，有个小孩跟着大孩子们去看了一眼，吓得哭叫不能入睡，闹了一夜。他奶奶老年人有经验，次日带他再去钟鼓楼下，押着他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熟视无睹，再不害怕，这才好了。石门洞正上方，有一段时间挂出一只圆形的“标准钟”，指钟所标，比未挂前提前一个小时。也就是今天说的“夏时制”。居民称为新钟。凡说到时间，要说“新钟三点，老钟两点”。

历史上的安顺贯城河

钟鼓楼东西南北四个门洞，是小城与世界相通的象征。但南北两向只通向本城的乡镇。真正的气孔是东西两方。西门通云南，东门通省城贵阳，经贵阳而与全国相通。石城出的人物，如国民党的“一门三中委”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共产党的王若飞、陈曾固，共产党的诤友黄齐生，等等，都是从这条路出去，而成为杰出的历史人物。

小城计时，沿古习定时放炮。正午的“午时炮”最重要，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一天平分两半。经常是我放学走近城中央的钟鼓楼，就听得北兵营的午时炮响起来。晚上母亲催寝，总是说：二炮都过半天了，二炮即二更。小城打更，只用锣，没有柝。一更不打，二更是“当当”连打，三更是“当，当当”，四更是“当、当、当当”，五更时睡得正酣，没听见过。正是苏东坡说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三更前后，市声俱寂，独有“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不时响起，格外凄凉。我奇怪半夜三更喝什么炒米糖开水，母亲告诉我，这是幌子，实际上卖的是“膏精”。膏精又称“梭梭”，白面，就是海洛因类的麻醉药品。深夜寒风中神出鬼没的瘾君子们，肯定乐意喝一碗滚烫的炒米糖开水添些温暖。深夜还常有猫头鹰啼叫，“呜吴”一声，隔许久又一声，冷冰冰的，听得人发毛。小城人认为这是鬼叫。一听见，就会说：又是哪家老人要上路了。

北兵营还不时传来军号声。石城墙上，黄昏时分常见小号兵练习吹号。号声单调悠远，拖多长也不带颤声，苍劲寥廓。身后衬着火烧云。这似乎是所有小城的一道风景。沈从文先生笔下和不少电影里都描写过。电影《小城春秋》中的主妇在城墙上来来去去，我看了很觉亲切。号声一传到街上，小孩们就来劲了，跟着那调子，拖声曳声地，参差不齐地合唱：“死猪起床！起床死猪！猪在——床上——”青春年少的一代，学逃难来的“下江人”，偷偷谈自由恋爱，幽会也往往选择最偏僻的废城墙。

数百年自足自乐的生活方式，形成安顺重人情、讲礼仪的传统。老亲老戚老街坊，几代人交往不绝。虽贫家小户，也恪守“忍嘴待客”的传统。重礼仪当然就顾脸面，有“愿输脑壳不输耳朵”之谚，也就是可杀而不可辱。更涵养出大量聪明人、超脱者、幽默家。百艺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随之而来的是不讲究办事效率，处事从容日月长。半天可办之事，无妨置之半月；一周可成之事，何不放它一年。终于不了了之，最为息事宁人；实在一旦提起，“忙，搞忘了！”便是天大理由。谁若再较真，就是不会做人，大众嫌弃了。再有就是善于将境外的新玩艺改造为漫画。例如当着英文教师的面把英文称为：“鸡肠子、横起爬。”把妇女新发型叫作“包包莴苣菜”。还流传一封杜撰的中学生家信：“发惹妈惹（父母）敬禀者：儿在校中读簸克（书），门门功课都古得（好），只有英格里昔（英文）不及格。先生举起司的克（手杖），我骂先生是朵格（狗）。”

鬼神在石城人的生活中，像油盐柴米一样普通。三姑六婆不用说了，读书人也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某家某家有时常恶作剧的“小神菩萨”（类似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宅神），是众所周知，主人也坦然承认的。一位知书达理，沉着稳重的老辈夫人郑重告诉我一件亲历之事：夜阑客去，她独自坐在客室里，眼看着身边的茶几向前倾斜如鞠躬状，几乎成直角了，几上的茶杯兀自放得稳稳的。这类奇谈怪事，是小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如油盐柴米。所以多年以后读《百年孤独》，自然就明白马尔克斯为什么不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再三说那就是如实写下来的生活现象。

一九四〇年代，大江南北不甘作亡国奴的日占区同胞陆续流亡到这个大西南腹地小城，又一次带来一片惨烈的繁荣和多方位的外来文化。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经此入缅甸，更令石城的咽喉位置一时间举足轻重起来。云南和江南，是我小时候最神往的地方。云帆表舅家，常给我们带来云南的黑大头菜、山柳红、韭菜花、昭通梨和宣威火腿，还有篾斗笠。江南带给我的，则是大姐唱的许多凄婉低回的思乡歌曲。我听多了，也会唱了，至今还没忘记。久而久之，素昧平生的云南和江南变得非常亲切，用时尚名词来说，简直成了我的精神家园。多年以后，真的到了江南和云南，还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云南的标志是马帮。小时候遇见云南马帮过街，一定要驻足而观。马帮规模不一。通常三五匹即为一帮。如果哪一次数到十匹上下了，就精神一振：碰上大帮了！那些马们总是显得疲乏冷漠，负着很大的驮子，低眉顺眼地走起。蹄铁踏在石街上的声音很迟钝。连那马颈上的铃铛，也只在甩鬃毛驱赶苍蝇时，才懒洋洋响两声。我看着这些从西门来往东门去的马队在暮色中踽踽走远，常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憧憬，好像跟着它们会走进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似的。有一次，过了一支特别壮观的大马帮，引得市民夹道围观。带头马已过了东门坡，大十字钟鼓楼门洞里还在一匹接一匹出来亮相。想想总有七八十罢。那带头马项扎红绸双飘带，绒绣球垂下两耳，鞍上斜插一大面锯齿旗，铃铛项圈中央吊着一只特大的铜铃，在无数小铃铛的细碎清脆响声里，发出威武的低音。一只穿红衣服的猴子，在马队背上窜前窜后发人来疯，引起观众哄笑。听大人们说，这种猴子是马哥头的得力助手，帮引维持出发、行路和宿营的秩序。早晨出发前，马哥头们吃了饭，赶马上路；它把饭锅巴抠吃了，把锅顶在脑袋上，再从容追上马队。那天真像过节一样。

安顺汪公庙

旧时安顺的庆习俗，与各地差不多。寒假临近，见母亲带着人满屋子“打扬尘”，就知道快过年了。接着是腌腊肉、灌香肠、熏血豆腐，年关的氛围越来越浓，高潮是三十夜（除夕）祭祖宗吃年饭给祖母磕头领压岁钱。初一以后，反而平淡了。初三过后，开始耍龙灯，又才热闹起来。那时候耍龙，要燃放多种烟火（爆竹、嘘花、黄烟等），那龙在烟雾火光中隐现翻腾，很能引起真龙在天的感觉。清明上坟，上自家的坟、别家的坟，放风筝吃野炊，是小时候一大乐事。端午似乎更是女孩子的节，早早就开始准备丝线、五色绸缎碎片，缠菱角，缝香包，做猴子，给弟妹佩戴。男孩则提着雄黄酒，用艾枝沾着洒内外角落辟蛇虫。中饭小孩也舔舔雄黄酒，在额头上画个王字。饭后上街乱逛，叫“游百病”，大街两侧摆满草药摊。民谚端午百草都是药。记得有一个农民用草拴着一只大得像壮汉拳头的癞蛤蟆叫卖：“来买宝，来买宝！”俗谚癞格宝躲端午，这只没躲，被他捉住，所以说它是宝。七月半很隆重，不叫“鬼节”或盂兰盆会，叫“接老祖公”。悬挂彩绘的祖宗牌，供香蜡纸烛、水果糕点和两缽青苗，一缽是麦苗，一缽是谷苗，这是为老祖宗坐骑预备的马草。每顿供新鲜菜饭，小孩经过要磕头。七月半“送老祖公”，不是一般的烧钱纸（冥帀），而是烧“包”。把钱纸用特定方法镶成扁盒状，内装金银锞，用木版印刷的封皮包起来，并填写受包亡灵和献包子孙双方的姓名。烧包大多聚集在李家花园小河边进行，顺便看放河灯。李家花园是个遗址，残留着些石栏石础，平时很寂静，这个晚上却是火光簇簇，青烟阵阵，河面一片荧荧光斑缓缓飘浮，为亡灵照亮归路。重阳主要是农村的节日。农民认这天为牛王菩萨生日，打粢粑饷牛。市民也有从这习惯，家里打粢粑吃的。文人重阳登高的古俗，在安顺没有影响。但我和两个姐姐也有一次跟随父亲与两位父执实行过一次。十月冬月很平淡。过到腊月中下旬，年节准备工程又周而复始了。旧时过节与今天过节，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是动手，现在是花钱。吃的玩的，什么都买得到，又方便又省事。但乐趣也就因之少了。弃之过节还是次要的，我认为现在不教孩子动手做玩具，一概花钱买，成箱累椟，精美豪华，头一天是宝，第二天如草。这对儿童智力、技能和习惯的发育形成都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小时候上手工课，自己动手做风车、竹蜻蜓、九连环、七巧板、水枪、风筝、文具盒，虽然技术简陋，却是终生受益。因为再细微的创造性劳作，也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今日世界，不论是创业或是守成，都是靠头脑比智慧，只知道钱可易万物的脑袋，一定是竞争的败北者。

马帮

旧时安顺人的生活方式，我成年后回忆起来，似乎与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时代鸦片泛滥于民间这一现象，有很大关系。瘾君子人数虽少，却多是一家之主。几代人百余年的烟榻生涯，影响了整个小城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例如晚睡晚起。中午饭叫早饭，吃晚饭已掌灯，午后和深夜吃点心叫“过午”和“消夜”。例如重吃不重穿。烟客胃口不佳，非美食难以激发食欲。流风所被，虽小户人家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传统的风味小吃多样而精致，但只管自享，从不宣传。

安顺人衡量烹调技艺的标尺，不在能做何派名肴，而是做的家常菜天天吃不厌。如今不少人都知道安顺菜和风味小吃好吃，有的专门开了车去吃。但我的乡友们仍不以为然，要寻找那种店面简陋而手艺地道的小馆，甚至寻到镇宁、旧州等邻近县区去。安顺菜式中的一锅香，甜食中的锅炸、水晶凉糕，面食中的鸡丁干粉、红烧牛肉粉，小吃中的油炸粑稀饭、油炸鸡蛋糕、荞凉粉、肉饼、裹卷、酸菜粑、冲冲糕等，都很有特色。有几种我小时候很常见的美味小吃：贼蛛粑、白糖酥饺、厚壳肉饼、开花鸡蛋糕等，现在市上都见不着了。

安顺地方话中，熟语是其精华。妙语隽句，碰嘴即来，洞察世态，一针见血。诸如“冬瓜有毛，茄子有刺，汉子有钱，婆娘有势”之类。贪婪者叫“大嘴老鸹”。吝啬鬼叫“夹壳核桃”。不负责任百事推卸的人叫“褪脱大天尊”，好似菩萨名号。妖娆轻狂女子叫“风摆柳”，媚态如见。是非不辨叫“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经常捅娄子的人叫“包整烂”。势利鬼是“捧红踏黑”。厚脸皮叫“城墙转角”，城墙转角处比墙面更厚。量小好面子是“赢得起输不起”。处事圆滑面面俱到叫“大菩萨一对蜡，小菩萨一炷香”。顺水推舟叫“歪歪坡，斜斜下”。两边讨好是“快刀切豆腐，两面讨光生”。法制黑暗是“有钱偏打正，无钱正打偏”。光说“倒霉”不足，要说“霉起冬瓜灰”。训诫为父母者不可溺爱护短，说是“不要护脓成疖子”！对屡教不改、不可救药者，叹曰：“随他成龙上天，成蛇钻土吧。”这些土话，一生动二简练三传神，精彩纷呈。

“卢沟桥事变”前，南京博物院库房中存放着一批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藏品，是在伦敦展览后运送回国，暂存在这里的。还未及发运北平，抗日战争爆发，这批文物决定内迁。辗转运入贵州，先是存在贵阳郊区，不久日寇飞机轰炸贵阳，就立即转移到安顺，藏在南郊华严洞中。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根据省艺术馆馆长陈恒安先生的建议，商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同意，从中挑选出二百件历代书画作品，在贵阳科学路省艺术馆举办了一次展览。这是贵州文化史上的一件空前盛事。前年过贵阳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部负责人看到这份展览目录，说了两句话，一是“全部是一级以上藏品”；一句是“本院职工从未有过集中看到这么多藏品的机会”。当时安顺也有些人专诚赶往贵阳观展；但更多观众限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有心而无力，只能望“阳”兴叹，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失之交臂。在那战争时期，车辆之稀缺，交通之艰难，今人很难想象。故宫博物院安顺工作组的负责人庄严（字慕陵）先生，后来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海内外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哲嗣庄灵先生在贵阳出生后，就随父母到安顺生活了五年。家住东门坡，生活很清苦。近些年他曾两次重踏国宝内迁之路，到安顺华严洞等地访旧。他以安顺为第二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安顺旧城楼

从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成了可以用在任何城市头上的溢美之词。安顺像其他城市一样，当然也出过一些出色人物。但旧时的贵州，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开发远较中原、江淮等地区为迟，黔人能走出山门看世界的人很少，因而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杰出人物不多，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像晚清的遵义诗人郑珍（子尹），研究清诗的专家学者对他评价极高，甚至称之为“清诗之冠冕”，然而广大的诗歌读者几乎十之有九不知道他。甚至把他的诗当作仿效秘籍的人，也绝口讳言。这是贵州人的历史宿命。安顺的知名人物，政治方面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若飞、民主人士黄齐生，国民党的“谷氏三弟兄”（正伦、正纲、正鼎，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学术方面有先后担任《贵州通志》总纂的任可澄、杨覃生（两位又是出色的诗人），美学家刘纲纪。艺术方面有画家、雕塑家袁晓岑。清末出了个出身贫寒的奇才何威凤，诗文书画，一学就通。后来到京师，光绪的老师翁同龢非常赏识他，认为是经国之材，推荐给庆亲王。庆亲王准备召见他，翁说：此人性情耿介，召见恐怕他不来，索性折节下访，显得郑重。于是庆亲王步行去寓所见他，当时正是大热天，何威凤穿件汗褡在读书，仓促之间来不及换衣服，就这样迎接王爷。亲王询以治国图强之道，何威凤提出欲国安必积其德，图国强必选贤任能。庸才在位，于国无益。刘备三顾而得诸葛亮，得成帝业；诸葛一死，后继无人，蜀也就亡了。如得今日之诸葛亮，再加贤能之士，集思广益，共议国是，当兴则兴，当革则革。内政自修，外侮自平；国家富强，则百姓安居乐业矣。又提出当权者要指挥得法，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事事秉公，重视科学，多派留学生深研造机械、制武器之学，归为国用。又历数鸦片战争以来，一再丧权辱国的事实，都是奸佞用事之过。这些话对着庆亲王讲，无异乎对着和尚骂贼禿。庆亲王坐不安，悻悻而去，对翁同龢说：你推荐的大才不过是个狂生！再不把他当回事。何威凤自己也不当回事。他看穿官场弊病，不抱幻想，任性度日。翁同龢始终惜他怀才不遇，又推荐给岑春煊当幕宾。岑很尊重他，在四川共事几年。后来岑调两广总督，何威凤不愿跟去，岑苦留不住，只好放他回贵州。临别赠他一张“盐引”，每年可收入白银三千两。何威凤回来，日以琴书自嬉，不修边幅，放浪形骸。几年后，连那张盐引也被盐商哄骗去了，断了经济来源，日益贫困。但他不改其乐，依靠鬻书卖画，终于潦倒终身。晚年只与清泰庵诗僧虚轩交好，经常去庵里与虚轩和尚谈诗唱和，吃庵里芋头为餐，自号“啖芋轩”。光绪三十四年，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创办《自治学会》刊物，请何威凤题封面，他慨然答允说：就应该这样，才能摆脱专制枷锁。只可惜我老而衰，不堪为用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他极感欣慰；但不久又遇到袁世凯称帝，举国混乱。他于1918年郁郁而死，才活了六十五岁，葬于安顺南郊的洋海。遗文中有一篇《上粤督张鸣岐团防联络法》，论用兵之策略，中分辨五方、立五阵、选游兵、分阵勇、号令、应敌、选人才等篇，可略见他的见识抱负。张鸣岐是与何威风同受岑春煊器重的幕僚。岑调广东，张鸣岐跟着去了，因缘际遇，官至总督。我觉得何威凤这只“七癖之凤”（他别号七癖）很可爱，是“安顺性格”最典型的标本。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安顺熙春公园

安顺静乐庵

早在明代，徐霞客就夸赞过安顺的宏大繁荣，但府志上却赫然有清光绪年间虎狼白昼噬人的恐怖纪载。我第一次读到时惊诧不已。

民国续修府志说：“吾郡虎患，莫过于光绪中年。或见于山，或见于洞，或捕人于村，或截人于路，传闻纷纷，几于随地皆有。”庚子年大饥荒，从归化购米，运送必经凤凰山，每天往来者络绎不绝，而老虎就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袭击行人。某日，有一乘轿子经过，老虎从后侧扑出，咬住后面轿夫，轿子堕地，把轿中人簸将出来。某乡粮食熟了，乡人集体看守，有三人露宿屋外，老虎把屋里单睡的人叼走了。又有一个农夫，为了堵水治田，必得野宿一夜，在田边找到一个岩石夹缝，刚好能挤在里面，以为牢靠无虞，谁知还是被老虎硬生生拖出来，咬死在田边。志书说，老虎为患之初，老百姓用火铳（土枪）打，用毒药闹，都无效，敌不过它。后来干脆遇着老虎就下跪惊拜，伏地喊菩萨。这个办法能否奏效，志书含糊其辞，说是“久亦自消失”，似乎老虎菩萨尚有怜悯之心。也可能是灾荒过去，百兽渐渐增殖，老虎在深山觅得到物，也就不必犯险。但与勇夫挺身相抗，必定也有关系。志书记载，城三里的西王山，有一位苟姓守备，有拳勇，使一人多高的铁棍。一次西王山来了老虎，山民狂奔远避，恐惧战栗。苟守备闻讯，脱衣露体，手持铁棍，与老虎搏斗。最后他把老虎打死，自己也被咬成重伤，抬回来就死了。苟狗同音，民间传为“狗打虎”；还惋惜说如他不姓这苟字，就不会被老虎所克，就会胜而不死了。后来乡民感戴，塑他的像陪祀于关帝行营，塑像着盔甲，长尺余，侧坐在关老爷旁边。

据志书，安顺闹虎患的历史很久。明初郡人王亚，家中只有老父阳他。性好游荡，不大料理家事，吃过饭就出来找朋友嬉游。但每夜回家都很早，侍候父亲入寝。有一晚偶然回去晚了些，敲不开门。从园翻墙进去，见地上有父亲的一只鞋，大惊，进屋连声呼唤，也无回答。连忙点灯到处找，发现几步之外有一段血肉模糊的东西，竟是老的一只脚，又惊又悲，昏倒地上。第二天，请朋友分头寻找，收得一些残骨，买口棺木葬了。从此不再出外嬉游。过了些日子，忽又招邀友来家喝酒。喝到酒酣耳热时，对大家说：“老虎伤我老父，我与它不两立。现在已经置备了大刀，一定要找它报仇！”众人一看，那刀重十三斤，磨得锋利无比。王亚说：明天早晨我就去找老虎。如果被它吃掉，今日就与弟兄们永别了。如果我能杀了它来祭奠老父，要请大家帮助料理。大家应诺散去。次日天才蒙蒙亮，王亚就提刀出门寻虎，果然远远看见老虎睡在对河岸的岩石下面，河面有两丈来宽。王亚站在河边，向老虎扔石子。老虎被激怒，一纵跳过小河，向王亚扑来。王亚一闪，两手紧紧抓住老虎尾巴，虎头向右咬，他向左躲，向左咬就向右躲，死不放手，得便就猛推虎头去撞石头。人虎相持两三个小时，力气使尽。那老虎舌头吐出几寸长，口水吊起一尺多；王亚也累得僵在那里不能动弹。有朋友记起他昨夜的话，到他家不见人，就约起许多人，扛着刀矛出村寻找，发现了王亚和老虎僵持不动。走近用石头掷老虎，一动不动。众人提刀矛一阵砍刺，有一枪刺进虎眼，老虎大叫一声死了。王亚也奄奄一息，仍不松手。朋友们把他抬回家，帮着安排了祭奠死者的事。

安顺清泰庙

志书又载，安顺城高数丈，从未发生过狼入城的事。光绪丙申年七月，有一晚初更以后，督署的佣工老太婆忽然被狼蹿入咬伤，幸而呼救及时，没有死。此后狼就经常乘夜进城咬人，闹得满城风雨，传闻不绝，有说吃掉一人的，有说吃掉两人的，有说吃得尸骨无存的，有说剩下—肢半体的，传说不一，无日不有。于是必须夜行者，都结伴持械，一路防范。有个八岁小乞丐，跟着母亲在王氏祠堂中烧火做饭，忽然一只狼冲进来把他衔了就跑。其母边追边呼救，附近居民闻声赶来，一起追到黉学坝，那狼才丢下小孩逃掉。狼患闹了一个多月，渐渐又无事了。石城人不辨豺狼，一律只叫“豺狗”。虎字也尽量避免，叫“猫”，紫云有地名曰“猫营”，许多地方有“猫场”，本意都是“虎”。

这类史实，有如好莱坞恐怖片，但它也是安顺建制六百四十周年的真实一页。遵义郑子尹晚年遭遇咸同之乱，不仅连年战乱使得农工凋敝，民不聊生，虎狼也公然肆虐于人境，诗中的描写，比安顺府志更加怵目惊心。这是历史的另一副面孔，它警示我们，如果国力积弱、政府无能，必定外患内忧一齐发作。古语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应当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