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 红崖天书
民国时期的红崖碑
红崖古迹，俗称“红岩碑”“红崖天书”，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关岭自治县县城东15千米处的龙朝寨红岩山上，距安顺50千米，距黄果树大瀑布7千米，是黄果树风景名胜区主要景点之一。
红岩山临坝陵河大峡谷东岸，山脚下即是穿越坝陵河大峡谷的滇黔要冲——关索岭古驿道，相传诸葛亮南征曾驻兵于红岩山，在山上晾晒盔甲，故又名晒甲山。山上西侧有一壁石崖，红似火焰，在石崖北端一处宽10米、高6米的崖面上，有一些形似古文字的赭红色遗迹，非镌非刻，非阴非阳，若字若图，如篆如隶，大者如斗，小者如升，横不成列，竖不成行，排列不整，错落参差，其笔画古拙，结构奇特，不可辨认。这就是被誉为“上侪禹碑，下陋秦石”的“南中第一奇迹”红崖古迹，因其诡异难释被人们称为“天书”而列为“中国八大神秘文字”（曾疑为伪作传世的《仓颉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岩天书、夜郎天书，四川的巴蜀符号和福建仙居的蝌蚪文，云南的东巴文书，浙江绍兴禹庙的峋嵝碑）之一。
红崖古迹与黄果树大瀑布并誉为“黔中两大名胜”。古人撰有一联：“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岩似火，未得薪烘焰自高。”将两大景融入一联，珠联璧合，得到曾为“颐和园”题写匾额的书法家严寅亮赏识，亲自挥毫书写此联置于黄果树观瀑亭上。
红崖古迹产生于何时，何人所为，所作何为，无人知晓。在当地民间流传一首歌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要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此说虽荒诞，却渲染了红崖古迹的神秘气氛。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贵州举人邵元善游红岩山，写有《红崖》诗一首：
《红崖》诗认为红崖古迹与诸葛南征教夷人图谱有关，导致以后300年人们都认为此遗迹为“诸葛公碑”。虽是一家之言，但此诗最早将红崖古迹昭示天下，由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同时也拉开了红崖研究的序幕。
至清道光中期，宦黔官吏首倡考证红崖古迹，文士大儒群起响应，掀起了一股红崖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其间，清代著名金石家赵之谦、叶易炽将红崖摹本收入全国碑刻著录。邹汉勋、刘心源、沈毓兰、莫友芝、冯志清、瞿鸿禨、姚华、任可澄均有摹本并加以考证、分辨，民间也有不少热衷于红崖天书的摹本收藏者，出现的摹本、复刻本、复制拓本以及木刻、石刻和民国时期古迹照片等不下数十种。在人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红崖天书的神秘气氛越演越烈，外国人也走进了红崖研究的行列。清光绪年间陈炬精印刘心源释本，日本驻重庆领事德丸作藏和学者鸟居龙藏获悉，先后来黔索书，将其带回藏于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及学校古寺中，引起日本学术界极大兴趣。法国汉学家雷柏茹和弗岚海尔两中尉受考察队长指派，也不辞辛劳进行实地考察。近代和当代学者丁文江、姚华、郭沫若、田汉、徐特立、裴文中、王静如等也投注极大兴趣潜心研究。清末民初可以说是近代红崖古迹研究的第一个热潮。
20世纪80年代初，安顺旅游业兴起，一批久负盛名的自然、人文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红崖古迹因其名声和临近黄果树的区位优势，而成为最具旅游开发价值的人文资源纳入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中，并列为重点开发和保护项目。伴随着大瀑布的开发，80年代新修车道直抵红岩山腰，并修建了红崖亭；90年代又在历代红崖古迹摹本中选出6种影响较大的摹本镌刻在原迹附近的岩石上，形成摹崖廊。从此，沉寂多年的红崖古迹与大瀑布并驾齐驱，同时展现在世人面前，自然与人文两大名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安顺地区借景造势，“悬赏百万破译红崖天书”，又一次掀起了红崖古迹研究热潮。一些专家、学者的目光又投向数百年来考察未果的“红崖天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参与到红崖研究中来，其中不乏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文物古迹鉴定专家、地质学家乃至外国汉学家等等，他们实地考察，撰文著述，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省内出版了数本红崖研究专辑，各地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讨文章，虽然研究结果五花八门，但红崖古迹已经进入了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领域，走进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
在全国各大媒体的参与下，红崖研究热潮几乎波及整个中国、东南亚一带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汉学界。1995年以来，除数以万计的普通游客外，专程前来红崖古迹进行实地考察的中外专家、学者达300余人。
自明代以来数百年，对于红崖古迹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其主要有以下几说。
“三危禹迹”说。史称禹导黑水至三危，莫友芝谓“南北盘江即黑水”，红岩山“适近二盘之会”，此“碑”系大禹治水至此所留遗迹。瞿鸿禨称之为“红崖禹碑”，“可与衡岳禹碑、太学石鼓鼎足而三，横绝古今”。
“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安顺府志》总修邹汉勋对遗迹进行考证后提出“考其文义，当为殷高宗伐鬼方还，经其地记功以刻石。土人以其在诸葛营旁称之为诸葛碑，非也”，“殷高宗伐荆楚，深入其阻，遂西伐鬼方，三年克之。自荆楚入鬼方必经南中，故纪功之刻在斯也”。邹汉勋释文曰：“维踣秋，尊齿威虐，王逎还卣方，卣旅竭，东蹈义皤，南鬼（fú鬼）。”此说刘心源、陈炬等人附和之，称其“造语质朴简古”，“书法雄强奇肆”，“非秦汉石刻所能仿佛”。
“诸葛碑”说。此说源于当地土人。因红岩山临古驿道，这一带地名及传说故事多与三国诸葛亮相关，如关索岭、孟获屯、诸葛营、孔明塘等等，故当地人自然而然将这世人不识的“天书”与“超凡入圣”的诸葛亮联系起来，谓之“诸葛武侯碑”。又有《华阳国志》“诸葛为夷人作图谱”故事佐证，当地文人邵元善、张世雄、谢庭熏等以“碑”文类似牛马樽酒幡盖之形，则认为是“诸葛武侯教夷人图谱之遗迹”。
“少数民族文字”说。主要有赵之谦、任可澄“苗文古书”“爨文先声”两说，前者无具体论例，后者推测“较其结体字势，颇类爨文”，而关岭一带自汉以来久为“卢鹿族之居地”，故该碑“或竟出于此族”。今人又有“古彝文”之说，认为是彝族先民打了胜仗，打牛庆功时留下的遗迹。也有人根据彝文《济火纪功碑》的出土，考证为六祖时代（225年前后）济火联结部族留下的遗迹，谓之“彝汉结盟修好碑”。
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平面设计草图
关索岭、红崖碑坐落地势、交通略图
红崖露天崖壁画博物馆远视设想图
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正面设计草图
“自然石花”说。此说以丁文江为代表，姚华持类似观点，认为该碑不能以书籍读之，“意者石质中若含朱砂水银之属，故字青石赤，其地脉之潜籀乎”？法国人雷柏茹和弗岚海尔实地考察后，对红崖是否是文字也表示怀疑，认为“文字非镌刻而成，乃书于石上者，不受风霜雨露之侵袭，而谓石上文字出于远古，历久不没，使人不能无疑”。
此外，近年一些学者考证为“汉字隐语”，认为是为了表达某种隐蔽的含意，采取添加、省减、移位、图释等方法书写的汉字，且“书写年代与明建文皇帝遁踪云贵大有关联”。有人则认为是明永乐年间蒋廷瓒所为；有人认为是清初吴三桂藏宝图；还有人认为与清慈禧发动的宫廷政变有关，系百余年前的遗迹。其他神秘杂说也不少，如“道家符篆”说、“菩萨显现”说、“巫师古书”说、“外星人遗迹”说、“天界碑”说、“金符志”说等。有人称，根据“宇宙信息”和碑文所示，可发掘古代超前科技和超前文明的实物遗存。又有人说是“藏宝图”，也有人释为“夜郎卦经”，还有人谓此“天书”可提示人间祸福。
在众多的说法中，有依据考究的“正说”，也有臆猜断想的无稽之谈，终究未有哪一家之说得到过公认。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这一“千古之谜”，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然而，又—个更大的谜团遮住了所有研究者的目光，这个谜，即是红崖古迹原迹之谜。
红崖原迹早已不复存在，有自然风化的原因，更有人为破坏的因素，后者是罪魁祸首。
咸丰年间，已经在崖壁上保留了不知多少年的碑文仍“文若朱画，并非镌刻，岩原剥寸许，笔画如新”（《永宁州志》），而在此后百余年崖上遗迹几乎消失殆尽，专家认为自然风化不至于此，那么是谁作的孽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受上级之命拓取红崖碑文，即令团练罗光堂办理此事。因红崖碑非镌刻无法捶拓，罗光堂便采用桐油拌石灰勾勒字体，待凝固后再拓取碑文。此举引起了黔中乡绅学子的极大愤慨，扬言要以破坏古迹罪联名上告罗光堂，后涂步衢惧怕，一边压制舆论，一边派人抹去石灰。桐油石灰凝固后坚硬如石，不易抹去，不得已又采用最愚钝也是破坏性最强的办法，用沸水浇淋，用金属器具铲凿。经过一番折腾，岩面斑驳，原迹面目全非，字迹难辨。自此，红崖古迹再也经不住风雨，渐渐退去。此案后不久，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千古留名，在红崖碑文中央书一草体“虎”字，又致红崖变得不伦不类。鱼目混珠也罢，画蛇添足也罢，其名留下了，却是骂名。
今天，再也看不到红崖古迹原貌，崖壁上几点淡淡的红色，印迹若有若无，能看到的只是历代相传的各种红崖古迹摹刻版本。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省文化部门拟以红崖古迹为依托，在红岩山上筹建“崖文化博物馆”，将省内有代表性的岩画、崖书和摩崖石刻乃至摩崖造像等崖壁上的文化遗存，集中在此复制展出，供人观赏和研究，同时也为关岭旅游增加一道迷人的人文景观。建成“贵州崖文化博物馆”。
世界上已发现岩画5万多幅，最早绘于四五万年前。云南沧源岩画有图像1000个，广西花山岩画有图像1900多个，贵州全省各地共有岩画图像1000多个。将全国岩画、崖书、摩崖各种版本复制出来，在红崖碑下面修建红崖露天崖壁画博物馆。我县文化馆曾方镛在1988年5月18日完成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正立面设计草图，以及关索岭、红崖碑坐落地势、交通略图，对关岭红崖天书、关索岭修复起着重要作用。重点打造“旅游兴县”，提升关岭文化魅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建成坝陵河生态100个旅游景区，建成全国唯一的以红崖古迹命名的“红崖崖壁画露天博物馆”，以供人观赏和研究，同时也为黄果树风景区增加一道迷人的文化旅游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