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热-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05年10月，林绍年先后又上《秋冬两季资送学生出洋折》《高等学堂设立预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两折，说明“本年春夏，前赴日本游学各生六十四名，又派知府吴嘉瑞等十四名前往考察洋务诸事”，但贵州财政困难，地偏俗陋，应选无人，选派留学生遇到种种困难，表示以后有可挪之款，即酌量加派，以期教育普及，不辜负朝廷推广教育之至意。文中抄录留日学员详细名单，通共全年已由黔资送151名赴日。这就是近代史上贵州第一次出洋热。

林绍年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上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朝廷即另派岑春萱为贵州巡抚。林绍年继续在贵州一段时间，临走前写了一个《筹办黔省事宜》奏折，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治黔的治本、治标、标本兼治的意见，把派学生留洋道为“本中尚有其本者”。看来林绍年对于培养贵州人才是非常执着的。

贵州这股留洋热，事非偶然。戊戌变法失败后，国事日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亡西安。为了挽救危局，维持封建王朝统治，清廷不得不重提“变法”“新政”，教育改革理当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在西安时就下令各省选派留学生，并许诺学成回国后赏给进士、举人等身份。第二年回京后，又督促各省督抚选派留学生。对于留学的国家，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选派留日。早在《劝学篇》中，他就曾说过：“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日本路近费省，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中日情势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因此，从清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留日高潮，留学人数年年激增。1901年仅280人，1903年1000人，1904年1300人，1905年增至8000—10000人。

贵州以西南封闭之奥区，也赶上了这股潮流。尽管省财政窘绌，一年内也资送留日151人，一时称为盛举。不过，与全国当时近万人留日相比，贵州留日人数仅占全国同期留日学生总数的1.8%，仍属于挂末地位。

贵州这批留学生中，学习师范的76人，考察学务的16人，学习实业以及自费留学不明学科的59人。学师范和考察教育的占贵州留学人员总数的61%（《贵州省志·教育志》）。这些人回国后，大多成为贵州近代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坚，不少人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贵州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当时率领留学生赴日的教员周恭寿，从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毕业，回贵州，先后出任贵州咨议局代理议长，第一任贵州教育厅厅长，创办贵州大学（预科）兼任校长。其弟周昌寿在日本攻读物理学达13年，回国后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物理学家。黄干夫、吴嘉瑞、钟昌祚、漆运钧等人，有的成为贵州著名实业家，有的致力贵州民主革命。在官派留学生之外，游学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平刚、于德坤、安健等，他们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骨干。

在贵州留学高潮中，兴义下五屯刘氏家族奠基人刘官礼及其子刘显世，得风气之先，率先资助兴义青年40多人出洋，其中有刘显治、王伯群、王聘贤、何应钦等，日后多成就为一代著名人物。在贵州第一次留洋高潮之后，不同年代出国留学者代不乏人。著名的如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周达文；民主革命先驱黄齐生；贵州文教科技界先贤乐森碍、丁道衡、谢六逸、刘薰宇、姚华；彝族诗人余达父；等等。留俄、留法学生中还有黔籍国民党重要人物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等人。

行文至此，我很想知道，在林绍年之后，贵州百年来还出现过多少次留洋高潮；查了一下《贵州省志·教育志》，才知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贵州官费生出国留学只有41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之后，无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全省公派留学生共23人；20世纪60年代中断了10年。改革开放后，高潮再起。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贵州省以“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两种方式共选派出国留学生200余人，自费留学未计，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者空前增多，但《教育志》未及收录人数。从1905年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到改革开放之前，贵州从留学生人数看，似乎未超越林绍年那个年代。20世纪80—90年代后，终于出现了出国留学深造的新高潮，贵州留学生人数激增，回国或回黔报效祖国，报效桑梓者日众。但与全国留学生的规模相比，也实在不成比例，100年时间过去了，仍居全国挂末地位。振兴贵州，全赖人才！“人才是本中之本”，百年沧桑，说明这些话是颠扑不破的至理。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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