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贵州封疆大吏为何难觅-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起，中央王朝就常常为了选派主持贵州工作的封疆大吏而伤脑筋。物色第一任贵州布政使，史书记载说“上难其人”，皇上为选人犯难，挑来选去才提拔了一位三品副布政使为二品布政使来贵州主政。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贵州用兵始定，设巡抚，又出现“廷臣应推者皆畏避”的局面，幸好有翰林院修撰王恂“独毅然请往”，他来贵州也才干了两年便被召回京去了。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贵州新设程番府（今惠水），地处万山之中，民族杂居，“吏部难其人”，特别破格提拔了一个知县来程番府任知府，这个知县名邓廷瓒，在贵州呆了9年提拔到山东担任参政；5年后（明弘治二年，1489年）又调回贵州，升为巡抚。他是京官中来贵州干得最久的一个。史书对他有不少好评，说“廷瓒有雅量，待人不疑，时多称其长者”“军中号令严明，将校畏威，贵州平苗功为尤伟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贵州巡抚江东之因战事失利被罢官，朝廷找接替人选时，又是“帝难其人”。廷臣乃推荐郭子章出任。这个郭子章是贵州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巡抚，因为他写了一部60卷的《黔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大量贵州历史文献资料。他在贵州10年，也是干得最长的一个巡抚。9次向皇帝上书请示调走回乡“终养”，终于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得到批准离开贵州。

为什么古代贵州官难找？这固然因为贵州太偏远、太穷。人们都知道柳宗元编造的“黔驴技穷”的故事，但许多人不知道，柳宗元还有一句更难听的话：“播州非人所居”。原来唐元和年间，刘禹锡、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唐宪宗决定把刘禹锡贬到播州，柳宗元贬到柳州。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惊呼贵州不是人住的地方，怎么去得？当时，还有一个叫裴度的宰相说“播极远，猿猴所宅”，把贵州说成是猿类住的地方。

明末清初写《桃花扇》的那个大名鼎鼎的戏剧家孔尚任还说过：外人不愿来贵州，是因为“轮蹄之徙来，疲于险阻（极言交通不便），怵于猛暴（极言野蛮得可怕），惟恐过此不速（快快走开）”“官司其地者，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过路都觉得那么恐怖，何况呆下来做官！

其实，不少人不愿意来贵州当官，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那就是明清两朝，贵州几乎是战事连年，中间有几年间歇，往往也是新一轮战乱的酝酿期。这样的特殊环境，带来了一个特殊要求：派到贵州的封疆大吏，既要懂政治，又要懂军事。许多文官来贵州后都成了武将，成年调兵遣将，东征西讨，甚至连命也搭上了。明清两朝，战死或战败自刎在任上的贵州省一级大官就有七八个：

据郭沫若在《芭蕉花》中自述，他的外祖父杜琢章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代理贵州黄平知州，在农民起义中城池失守，亲手杀死了四岁的女儿后自尽于公堂，其妾和另一七岁女儿也跳水自尽，连随从的男工女婢也都殉死，只有日后成了郭沫若母亲的当时幼女，被一位奶妈背出逃生，回四川后长大嫁给郭沫若父亲郭朝沛，才有了郭沫若。

这样的地方，封疆大吏为调兵遣将、筹粮筹饷疲于奔命，哪有精力去抓经济文教建设，而经济上不去，社会也难稳定，处于如此两难境地，当官的视为畏途，也就不奇怪了。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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