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政治人物

潘润民

（1572—1641），字用霖，号朗陵，晚号味澹居士，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为贵州乡试第一名（解元），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成进士，改庶吉士，后为礼部主事、员外郎。慨然以气节自励，尝对人说“世人行己，须于服官之始脚跟立定，一或失足，即后来建树终难补”。

万历四十三年（1615）任广东提督粮道副使，因见赋税无籍可依，奸吏豪强相互勾结苛索，百姓受害，乃制订《赋役全书》，赋税征收有章可循，不准妄加苛税，人民称颂：“潘副使，润民不润己”。次年升四川布政使司参政兼建昌兵备道，不久辞官回到贵阳，居家半年。时值水西土官安邦彦反明，围贵阳城数月，城中粮绝，树皮草根吃尽，仅存千余人。潘润民输千金以助守城，巡抚王三善率军驰援，始解贵阳之围。

天启四年（1624），朝廷复起用潘润民为河南布政使司参政，分守河南道。到洛阳，见官府挥霍无度，乃叹息：“一官如此，民何以堪？”不久改任广东按察使，到任后即严惩贪污之弊，贪官污吏望风解绶而去。继而升云南右布政使，见官场勾心斗角，相互掣肘，不得已又辞官归里。崇祯十二年，再次起用为云南左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当时云南有二患：一患不产金而要贡金；二患鼓铸课税过重。潘润民奏请罢除，民困复苏。在任期间，政简而不扰，廉正清明，不妄取一介，不轻挞一人，有古大臣风。崇祯十四年（1641）卒于任，时年七十岁。

潘润民十四岁即能作诗，将数十年所写的诗辑为《味澹轩诗集》，但多毁于兵火，其子潘驯掇其残稿，得诗七十首，编为一卷。潘诗大都面对现实，抒写情怀，悲壮苍劲，气势逼人，明白如话，别具一格，后收入《黔诗纪略》。

周钟瑄

（1671—1763），字宣子，贵筑白纳长官司（今花溪黔陶乡）人。父母双亡，靠叔父抚养成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举，后为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顺天督学周起渭幕僚，补官福建邵武知县。

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归顺清朝，纳入版图，设福建省台湾府。当时，台湾府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诸罗县（县城即今嘉义市）地广人稀，约占全台湾土地的三分之二。康熙五十三年（1714），周钟瑄以邵武知县转迁诸罗知县。诸罗新辟，境域辽阔，南起新港，北至基隆、淡水、花莲等地，“南北延袤九百一十九里”，以诸罗山得名。土著民社会原始，以血缘关系结合为许多“番社”，大头目称“阿莫”，以下有“阿四”、“老加”‘“大宇”、“吞仔”等小头目。他们仍过着原始生活，“诸罗三十四社土番捕鹿为生”，“民不火食，以草蒙面，以鹿皮蔽身”，谓之“生番”。诸罗山、哆啰啯、新港军等六处，“番汉错居”。开化、善化、新化、安定四番，多是福建泉州、漳州、福州移民，“强者欺番，弱者媚番”。番社赋税二至二十两不等，各社岁派鹿筋、鹿皮、鹿茸、豹皮若干，“官以通事为纳贿之门，通事得借官为苛索之路”。周钟瑄上任后，一面奏请“酌减十分之二”，一面勒石禁止“一切科索”，减轻人民负担。康熙五十五年（1716），周钟瑄召见各番社“阿莫”，以酒肉款待，再三抚慰，“阿莫”大为感动，率三千余人归附。周择平地安置，授田土，给牛具，教以稼穑，人民安居乐业。土民感其恩德，为之立祠塑像，每逢生辰为之庆贺，盛赞“周公”。

台湾气候炎热，又多台风暴雨，“畏涝者秋涨骤怒，海潮汇之”，周钟瑄以为“所最宜加意者，莫如水利。”结合当地实际，兴修水利主要是筑堤蓄水以灌溉的“陂”和凿溪泉以灌田的“圳”。他查勘地形，悉心经画，捐俸助民筑陂圳三十二条，“创陂致圳百数十里”。当地所开大陂，有诸罗山、柳子林、八掌溪、马朝、三间厝、鸟树林、新营庄、哆啰啯、大脚腿、树林头、咬狗竹、双溪口、西势潭、马头潭、鹿场、打马辰等，长20公里的有4条，最长的新营庄大陂长30公里。陂、圳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改旱地为水田，种植稻谷，由一熟改为两熟，“三年之间，田谷倍收”，“民以富庶，地益丰腴”。这些水利工程，长期造福台湾人民，越三百年，人民不忘“周公”。诸罗原无县城，周公到任后，环设木栅六百八十丈，设东、西、南、北四门，城中建衙署、仓廪、馆驿、城隍庙。在诸罗至府城必经之路架设木桥，又建以水道西出澎湖，东出苯港。

“兴教淑士”是周钟瑄的一大建树。修文庙，建学宫，“乡皆建学”，置学田以养义学。在番社中建社学四所，“择熟番子弟之秀颖者入学读书”。倡导社学、义学和私塾，择师教诲，奖掖士人，文化日渐兴起。他认为诸罗施政缺乏要览，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开修《诸罗县志》，成为台湾重要的历史文献。又将所著《生番归化记》附入志中，是诸罗社会变化，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故“台郡之有邑志”始于此。

周钟瑄任满离去，继任官员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激起了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贵起义，义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波及台湾全境。清廷闻讯，急调闽、粤军渡海镇压。事平后，总督满宝、巡抚曹国材以周钟瑄在台湾有政声，保举他以吏部员外郞身份署台湾知县。到任后，平粜粮价，安定人心。满宝主张将朱一贵所部斩尽杀绝，周钟瑄再三劝阻，声称“俱属良民”，只因官府所逼才铤而走险。黄国材主张清查田土以增赋税，周称“台湾居海外，宜宽以之，不可操切”。在他的治理下，台湾社会安宁，人民颂声悦耳。

乾隆年间，重修诸罗县城隍庙时，人民感念周钟瑄的功德，在庙中为他塑像，成为当地的保护神，并成为地方官吏“保境安民，为民造福，兴利除蔽”的楷模，至今祀奉不绝，还建立周钟瑄纪念馆，举办“周钟瑄春祭拜水源”、“周钟瑄秋祭庆丰收”等活动。

曹维城

（1683—？），字价人，贵阳府城人。自幼喜欢读书习武，十九岁参加贵州乡试，以武艺超群选为武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曹维城二十岁，入京参加会试，内场考文，外场考武，中癸亥科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是为贵州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的一个武状元。

曹维城文武双全，为人豪爽，举止狂达，不慕功名，官至云南副将即止。他常与贵州名士吴中蕃、朱文、潘德微等交游，每有佳会，必以饮酒相招，谈诗论画，互为唱和，写有《初秋登黔灵山赠翟脉上人》等诗。风流潇洒，有奇士之风，时人作诗赞云：“我爱曹公子，风流多蕴藉。二十夺魁头，三十称诗伯。长剑倚青天，高门列画戟。叱咤生风云，六诏流惠泽。富贵不骄人，功名垂竹帛。玩世余青眼，襟怀原自白。广交天下士，美酒能招客。好景不独赏，良辰各须惜。”

曹维城故居在城南仓后街（今富水南路）西侧的粮道巷，及第后便将这条小巷命名为“状元巷”。民国年间改为青年路、市场路。为了表彰这位历史文化名人，贵阳市人民政府决定恢复状元街名称，为与其他两条状元街区别，命名为“曹状元街”。

郭超凡

（1799—1858），字希文，号小袁，嘉庆四年（1799）生于清镇县风子岩。少年时代文章出众，学者徐文见其文才不同凡响，给他取名“超凡”。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次年选任兴义府教授。他见兴义府（今安龙）试院破旧、狭小，便于城中修建新的试院，有座号一千二百个。任教六年，培养不少有学识有作为之士，礼部侍郎、内阁学士景其浚和洋务派重要人物张之洞皆出自其门下。

道光二十三年（1843），改任广东饶平知县，这里常有海盗出没，超凡设计擒杀大海盗“天公大王”，人民拍手称快。饶平诸大姓常因争夺田土，聚众械斗，超凡分清是非曲直，立碑定界，使多年积案冰释，人民安居乐业，称他为“郭青天”。离任时，饶平百姓为他建“去思德政碑”，哭送之人不绝于道。继任东莞知县，当地士风不正，童试多凭请托、贿赂，超凡坚持以文章取士，矫正前失，录取不少贫寒、有学之士，人民心悦诚服。道光二十七年考绩，被列入“卓异”，于是调任素称难治的香山县，打击地方势力的嚣张气焰，使豪强不敢再霸占民田。时属香山县的澳门，英国驻澳领事玛勒飞扬跋扈，强行侵占民间田土，坟茔修建跑马场，人民忍无可忍，暗中将其杀死。英国以此发兵，围攻前山，超凡连夜入城防守，调民团以作增援，二十日中连打七仗，使英军闻风丧胆，百姓扬眉吐气。

咸丰三年（1853），郭超凡升任广州知府，时值《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已满二十年，英、法要求修改条约，于是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蓄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六年（1856）十月二十三日，英军突然向广州发起攻击，将兵舰开入省河（珠江），轰击珠海、猎德炮台，南岸尽遭摧毁。两广总督叶名琛仓皇失措，而广州知府郭超凡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亲自率领广州军民日夜奋战，击退英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杀死英军千余人，最后将侵略者赶出省河。次年，郭超凡因病解职，英法联军再次来攻，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致使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郭超凡闻讯痛心疾首，连喊几声“可恨！可恨！”猝然晕倒。见清朝如此腐败，决心辞官还乡，抑郁成疾，于咸丰八年（1858）病故，终年五十九岁，死后追赠“太僕卿”。

石赞清

（1805—1869），字次臬，又字襄臣，贵阳人。父母双亡，靠伯父编竹笠为生，苦读成才。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在直隶（今河北）任阜城、献县、正定、卢龙等知县，以政声卓异升芦台抚民通判、永定河北岸同知、顺天府治中及通永道、霸昌道尹。咸丰六年（1856）任天津知府，为官清正廉洁，治水害、平物价、办书院、整治社会秩序、深得民心。民间有事诉于官府，能秉公判案、执法，被誉为“石一堂”。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十几艘战舰分三批北上，于八月攻陷大沽炮台，直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廷骧弃城逃跑，英、法占领天津城外望海楼一带。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敢与英、法交战，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为代表，与英、法使者在天津城南海光寺谈判，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时任天津知府的石赞清，在英、法联军进犯面前，挺身而出，临危不惧，在天津府大堂前，置两口大水缸于两旁，对天发誓：“如果夷人敢入府威逼，我与妻子一同死于此地。”他作为一个文官，手无兵权，在清军望风逃窜的情况下，只能坚守忠贞，以死报国。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法使者入京换约，取道天津，途经大沽口时，守将僧格林沁激于义愤，开炮轰击。英、法以此为口实，组织联军再次占领天津，总督以下各官纷纷逃散。石赞清傲然挺立，坚持不离府署，声称“取吾头以往，官舍不可让。”他不顾个人安危，乘车前往联军兵营，义正严词地警告侵略者，大义凛然，威不可犯。联军派五百名士兵闯入知府衙门，把他挟持到军营，石赞清毫无惧色，怒斥英、法侵略中国，绝食三日，以死相抗。天津民众闻讯，集十万之众围困英国轮船，高呼“还我石父母”。民情汹汹，英、法联军难以控制局面，怕事态扩大，只好将他释放。石赞清执意不依，对英军将领说：“我是怎样来的，就怎样回去。”英军迫于形势，仍以五百士兵将他护送回府。天津被占数月，石赞清始终不离府署，视死如归，高风亮节，以此名扬于天下，京、津一带盛传这样一首民谣：“为国为民天津府，刚毅不挠胸有主”。

五年后升任顺天府尹，是为管理京城的大员。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工部右侍郎，同治八年（1869）卒于京师，享年六十四岁，归葬贵阳城郊宅吉坝。

李端棻

（1833—1907），字苾园，贵阳人，家住城北长春巷（今四川巷）。幼年丧父，与母何氏相依为命。叔父李朝仪是个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好官，做过大名知府、永定河道、山东盐运使、顺天府尹（掌管京城）等官，视端棻如己出，关爱有加，故李端棻立身行事一如朝仪，大节凛然不可犯。舅父何中宪是个有学问的人，教以端棻古文诗词，称赞“苾园忠孝之枕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尽力”，端棻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同治二年（1863）进士，入翰林院。出任山西、顺天、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及全国会试副总裁，历官云南学政、监察御使、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在戊戌变法期间特拔为礼部尚书，加光禄大夫衔。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衔典试广东，端棻为主考官，王镇江为副考官。这年的乡试为恩科，考生云集，内有一英俊少年名梁启超，年方十七，气宇轩昂，才华横溢，文章颇能“熔经铸史”。阅梁启超考卷，端棻惊诧莫名，不觉拍案叫好，如此少年，竟有这般见识，将来必有大用，于是取为举人第八名。言谈中，知启超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甚为喜爱。叔父李朝仪有一淑女名李蕙仙，未曾婚配，便托王镇江做媒，将其堂妹许配梁启超。两年后在京完婚，自此以后，李与梁既是师生，又是姻亲，交往甚密。每聚首，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传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公愤，一片哗然。四月初七，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松筠庵召集在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名举人集会，请求朝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李端棻因其地位所致，不便公然出面支持，而李氏门中的李端、李端荣、李端蔇（李朝仪之子）、均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名，李端棻的继子李葆忠还参加了“保国会”。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侵略，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光绪皇帝有鉴于此，很想刷新政治，以图自强，唯恐办事无人，百废莫举，乃降旨求贤。诏下数月，大臣迁廷观望，不肯荐人。李端棻以国事为重，思贤如渴，保举了十六名维新之士，其中，有在贵州任提督学政、创办官书局和经世学堂、奏请开“经济特科”的严修；有在湖南创办《湘学报》、“独立军”的唐才常；有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的熊希龄；有最先用近代观点写中国历史的夏曾佑。

康有为一连六次上书皇帝，终因人微言轻，“大臣阻恪不能上达”。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蘸起热血写成了《上皇帝第一书》，满以为可请礼部尚书徐桐转呈，三诣门下，终未获见。继又请国子监祭酒盛昱递交，盛将此书交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歙，翁以为“语太讦直无益”，“恐以此获罪”，不肯代呈。又将此书转交御史祁世长，祁虽“急称其忠义”，但感到风险太大，称病在家，不予转达。按清朝制度，四品以下官吏不能面见皇帝，康有为、梁启超乃一介布衣，并无功名，根本不能面见皇帝，只能望门兴叹。若不是李端棻密为引荐，极力保举，“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维新派人士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圈，恐怕连那“百日维新”也未必出现。此事纯属机密，局外人很难知晓，致使李端棻保荐之功湮没无闻。事虽隐秘，当事者了解最深。康有为在《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写道“上（指光绪皇帝）之用谭嗣同与我，同为徐学士（徐致靖）及李苾园尚书所荐”，“时李端棻荐奏甚力”，又说“以上枢臣老耋守旧，面又无权弃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衔，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实表明，康、梁及谭嗣同等变法的中枢人物都是李端棻密为引荐，故慈禧“训政”后，李端棻则以“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获罪。

维新派以办学堂为要务，通过教育广开民智，树立新风，培养奇才异之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初二，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强调“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方略，以学校为“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除经史外，开设算学、英文、天文、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课程，大学堂“分斋讲习”，“各执一门”，“益加专精”，重普及而贵专精，讲“致用”而不空谈，重“试验”而不钻故纸堆，实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但人才的培养非学校一途，必须推面广之，设藏书楼（图书馆）广为传播知识，设仪器馆（科学实验室）推进科学技术发展，开译书局吸收西方文化，广立报馆以广见识，选派游学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接受先进文化知识，实际上是近代文化变革。他的主张得到皇帝采纳，成为政府决策，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纲领。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却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至今仍沿着这条道路滚滚向前。

变法一开始就拖着十分沉重、艰难的步履，尽管维新派满腔热情，光绪皇帝舍位忘身，但主宰朝廷的慈禧太后却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朝中大臣皆看“老佛爷”眼色行事，变法只能秘密进行，“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惟端棻一人而已”。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年），皇帝下“定国事诏”，“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在此关键时刻，李端棻挺身而出，于六月初六上《变法维新陈当务之急折》，不失时机地推动变法。为使新法得以推行，特提拔李端棻为礼部尚书，辅助光绪皇帝变法。

大祸终于来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公开“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瀛台，下令缉拿康、梁，下令将谭嗣同等六人“立即正法”，对支持变法的大臣“永远监禁”或“革职永不叙用”。李端棻以“滥保匪党”获罪，“发配新疆，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光绪二十七年（1901）遇赦回贵阳，古稀之年，毅志不衰，不忘“萌发新政要施行”。他主讲经世学堂，讲授“卢梭论”、“培根论”，“进化论”、“天演论”及“三权鼎立论”，虽遭到守旧派攻击而矢志不移。他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将原贵阳府学改为贵阳中学堂，继又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即贵阳一中的前身。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起组织贵州铁路矿产总公司，主张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端棻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葬于贵阳东郊大关口（今永乐乡大关村），墓志铭为梁启超所撰。

陈灿

（1847—1923），字昆山，贵阳人。同治八年（1869）贵州乡试，与其弟陈田一同应试，陈田取第一名，陈灿为二十七名，一时传为佳话。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光绪六年（1880）调任云南澄江知府，后改楚雄、顺宁、云南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任盐法道，光绪十八年（1892）署临广开道，光绪二十年（1894）任迤南道尹，光绪二十八年（1902）迁粮储道。光绪三十年（1904）升云南按察使，次年擢云南布政使。

陈灿在云南做官二十八年，建树颇多，士民称颂他“居官清慎勤能，故所至皆有循声”。他首重“兴学育材”，先后创办经正、道成、宏远三书院，“告以读书行文之法，教以立身致用之方”，后又任云南高等学堂总办，“网罗三迤俊彦，课以古学时务”，与广东的学海、浙江的诂经、四川的尊经等学堂并驾齐驱，故“清末滇中文化得先生之力为多”。参与编修《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主修《普洱府志稿》。筹款扩充敬节堂以恤孤老，建义仓积谷以备荒，种桑养蚕以利民，修东、西两大渠以除澂江水患，建铁索桥以利交通，整饬团练以靖地方，设兵营、关隘以卫边防，最值得表彰的莫过于他在中缅边界会勘中的功勋。

同治、光绪年间，英国侵占印度、缅甸，进而侵犯云南。制造边界纠纷。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滇缅边界条约》，划定中缅边界，明文规定孟连、车里土司属地为中国永远管理。次年又订立《中英滇缅商务续订附款》，规定“未经许可，外人不得进入内地”。但英方却多次声称边界线尚不明确，要求重新会勘，企图压迫清政府割让边地。清廷迫于形势，乃派甘肃西宁总兵刘万胜、云南迤南道尹陈灿为勘界大臣，与英方司格德前往边界会勘滇缅边界南段，起自南定河，循明公山、南卡江、孟连至车里（今西双版纳）。司格德至边界，趾高气扬，希图以威压迫使中国让步，刘、陈二人不负国家重托，不失民族尊严，寸土不让，双方形成僵局，断然宣布停止会勘。

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方再次提出会勘，改派觉罗智为英方会勘使者。会照至京，清廷仍以刘、陈二人为会勘大臣，带精兵数十名抵达南卡江，扎营江畔，与英使会于猛阿。会勘开始，觉罗智即提出“猛阿以下各寨不属中国”，陈灿据约详细分辨，拒绝这一无理要求。觉罗智见不能得手，乃以“停勘”、“抗议”、“交战”相威胁。陈灿理直气壮地说：“再四磋磨，舌敝唇焦，始获定议，仍以南永河为界。”踏勘至昂郎山东坡脚下的腊户寨，见有英人窜入强筑的一条小路，英方以此为口实，指路为界，认定路南不属中国.陈灿义正严词地通知英方：“路必须拆除，界不能混淆。”陈灿身穿短衣，脚穿布鞋，跋山涉水，逐一指明界线，终于勘定边界千余里，垒石竖标六十二处，寸土不让。双方争执不下，至孟马停止会勘。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方再次提出会勘滇缅边界北段，迤西道尹石鸿韶畏惧洋人，不顾国家利益，任凭英方指划，使边界错乱丢失，陈灿认为有辱国威，电请清廷拒绝承让。民国26年（1937）年中英勘界委员会委员到来孟马，立了一块“气壮山河”的石碑，表彰陈灿、刘万胜二公“赤心报国”、“寸土不让”的精神，“足以光耀昭百世”。

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灿调任甘肃按察使，宣统二年（1910）补授甘肃布政使。次年辛亥革命，陈灿解职回籍，不问世事。1923年陈灿在贵阳病逝，享年七十岁。有《宦滇存稿》五卷、《知不足斋文存》二卷传世。

陈夔龙

（1857—1948），字筱石、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贵阳人，家住铁局巷。八岁丧父，兄弟三人靠母亲织布抚养，在困境中苦读，同治十一年（1872）取秀才，光绪元年为贵州乡试解元。进京会试落第，入四川总督丁宝桢幕府。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得兵部尚书荣禄赏识，又得直隶总督李鸿章器重，不久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失败，奉庆亲王奕劻之命审理谭嗣同等六君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署理顺天府尹事，擢内阁侍读学士。六月中旬，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北京民众火烧大栅栏洋货店，焚烧京城最大的四恒钱庄，慈禧太后怕引起金融恐慌，急令陈夔龙筹款支持四恒钱庄，陈在三日内办妥，慈禧乃嘉奖陈夔龙“办事得力”，令其参加对八国联军宣战的会议。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陈夔龙知大事不妙，事先准备了二百辆马车，使慈安、慈禧二宫顺利逃离北京，以此更受重用。他知八国联军指名要庆亲王奕劻出面媾和，立即奏请慈禧派奕劻、李鸿章为谈判大臣，慈禧命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补陈为顺天府尹，陈修建太后回銮跸道，捐银万两修正阳门城楼。

光绪二十九年（1903）调任河南巡抚，三十一年（1905）改任江苏巡抚，三十三年（1907）升任四川总督，不久改任湖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从此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1912年陈夔龙离开北京，到上海做寓公，住孟德兰路寓所，不再过问政治，既不参加北洋政府，又不入伪满宫廷，也不为日本做事，与在上海的清朝遗老瞿鸿基、陈三立、马煦等组织“逸社”，饮酒听戏，诗词唱和，闭门著书。

陈夔龙得清廷恩宠，思想守旧、态度顽固。他反对变法，认为“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到四川上任时回贵阳扫墓，支持宪政派，反对自治学社，认为张百麟等“确系罪魁”，要贵州巡抚庞鸿书予以加害。武昌起义，力主袁世凯出兵剿杀革命党人，哀叹“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冯玉祥入北京，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他痛心疾首，“瞻望北庭，神魂飞越”。张勋复辟，他拍手称快。在上海做寓公，自定三条戒律，“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他的诗文，收入《松寿堂诗钞》、《花近楼诗存》、《鸣原集》、《五十三参楼吟草》、《丙子北游吟草》、《把芬庐存稿》、《梦蕉亭杂记》、《游庐纪程杂记》等。《梦蕉亭杂记》记述了他宦海沉浮五十年的经历，涉及清末及民国年间的许多历史事件，具有史料价值。

陈夔龙虽然官位显赫，但始终不忘贵州乡土之情，尝对人说“今日博取功名，确系由黔发迹。黔不负余，余亦不可负黔”。他捐银6000两资助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出资收集、刊印贵州文献，刊印了杨龙友的《洵美堂诗集》和《山水移》、郑珍的《巢经巢诗文集》、周起渭的《桐埜诗集》及《黔诗纪略后编》。1948年8月18日，陈夔龙在杭州逝世，葬于西湖畔右台山麓，终年九十一岁。

赵以炯

（1863—1906），字仲莹，贵筑青岩人。赵氏为青岩望族，其父赵国澍在咸丰年间为青岩团总，修筑青岩城垣。在“青岩教案”中，赵国澍杀了三个肇事教徒，法国要求严惩，谈判期间他突然死去，赵家衰落下来。光绪十二年（1886）次子赵以炯和四子赵以奎一同进京赴考，兄弟二人同中进士，赵以炯为丙戌科一甲第一名（状元）。两年后，大哥赵以焕亦成为进士，是为“一门三进士”。那时，云南、贵州皆属云贵总督所管，云南还没有状元，所以，赵以炯不但是贵州的第一个文状元，而且是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夺魁天下”第一人。时任工部侍郎的李端棻对此感到无比欣慰，作楹联一副刻于贵阳城东君子亭柱上。上联是“游钓纪芳踪，重看莲沼清波，君子高风同仰上”。下联是“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晚，状元及第正归来”。

殿试时，皇帝出上联“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谁能摘星汉？”，赵以炯对以“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愿作探花郎”。他博学多识，理密慎思，文笔流畅，其策对被列入《历代状元殿试策对观止》。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广西学政及全国会试同考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母病逝，丁忧回乡，主讲贵阳学古书院。三年后入京供职，因感仕途艰险，告假回家，在青岩教授生徒。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病故，葬于青岩摆早村。赵以炯故居在青岩镇北门下院街，为激励人们努力向学，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决定，将下院街改为“赵状元街”。

钟昌祚

（1870—1912），又名元黄，字锡周、山玉，开州（今开阳）两流泉人。家贫，随父读私塾，稍长入开阳书院，十五岁选为贡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提督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选四十名高材生入学，钟昌祚入选，有机会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投笔从戎，入贵州武备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奏请派留学生出国，钟昌祚以公费生资格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决心走富国强兵之路，尝对好友漆运钧、于德坤说：“他日为国，倘有可以舍命之处，吾决不惜此身以苟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回国，在北京警察厅西分区任警官，结识新任贵州巡警道员贺国昌，与之一同返黔。次年回开州，任劝学所总董，创办半日学堂，每逢赶场便手摇铜铃招集民众，劝将子弟送入学堂，半日劳作，半日读书。次年巡警道贺国昌拟疏通省城沟洫，指派钟昌祚组织黔垣疏通沟洫事务所，拨银三千两作工程费用。钟乃招收一批石工、木工及数十名无业游民，对内、外城沟洫进行整治，疏通了内城贯城河左侧十五条街道水沟三百四十丈，外城贯城河左侧十二条街道水沟三百一十三丈，又清除了内外城三十余处水沟的淤泥、潴水，工程结束后在甲秀楼侧立《黔垣疏通沟洫碑》。为了使无家可归的游民有业可就，开办警务工厂，教以制笔、制革、做鞋等技术，并组织水队、煤队、砖队和雇佣队，使他们自食其力，闲睱则“纵使歌嬉，以为娱乐”，人们称钟为“叫化头”。继又不顾世俗偏见，救助妓女，解救女婢，成立救护幼女所和劝业女工厂，创办省城慈善会，开启近代文明之风。不久任警务司法科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百麟、张鸿藻等组织“贵州自治学社”，钟昌祚表示“允许赞成，并疏通贺国昌批准成立。次年钟昌祚被选为自治学社社长，社务由张百麟筹划，钟昌祚执行。同年，自治学社创办公立法政学堂，钟昌祚任堂长，设有法官、律师、狱政、佐治、法政、统计等科及三个传习所。贵州咨议局成立，钟昌祚任书记员。宣统三年（1911）五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京成立，要求各省派代表参加，钟昌祚代表自治学社赴京，并”联络海内同志，共同大举“。武昌起义爆发，钟昌祚密电张百麟迅速筹备起义。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命钟昌祚为贵州代表，到南京、上海联络其他政党。

1912年，宪政派请滇军入黔，颠覆大汉贵州军政府。钟昌祚得知这一消息，便与安健、刘荣勋绕道越南至昆明，上《致滇都督蔡锷书》，要求云南军政府不要干预贵州党争，蔡锷口头答应，暗中派唐继尧率滇军入黔。钟昌祚等三人由昆明回贵阳，正月十八行至安顺东门，突然被一群兵将他抓住，声称“奉都督命索汝头”。钟昌祚盘地而坐，长叹：“恨不死于革命之前而死于革命之后”。门人宋元明收其遗骸，葬于开阳双流赖陵。1930年沉冤昭雪，国民政府颁题“成仁取义”匾额，贵州省政府立“钟先烈昌祚”墓碑。

平刚

（1878—1951），字少璜，贵筑县青岩余庆堡（今青岩镇歪脚村）人。自幼聪敏，性格倔强。八岁读私塾，十九岁取秀才。常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张忞、乐嘉藻、彭述文、蒲藏锋等谈论国事，切磋新学。读章太炎书，为明末抗清史迹所感染，愤激之情，油然而生，立志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光绪三十年（1904），与张忞等组织贵州最早的社会团体，“科学会”提倡科学，宣传民主。不久创办寻常小学堂（后改乐群小学），以学校为基地，“明宣排满之旨”。时值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朝廷下令全国各地举行“祝寿”活动。贵阳搭起了“万寿台”，张灯结彩，闹得乌烟瘴气。平刚见此荒唐情景，不觉义愤填膺，毅然剪去自己的辫子以示抗议，成为贵州第一个剪去发辫的人。他奋笔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万寿台”侧，上联是：“东观日本西观意，卅年来皆进化”；下联是：“北惩俄罗南贼党，七旬后我亦维新”。讽刺慈禧太后扼杀变法、镇压革命党，如今却大谈“新政”。

这一举动掀起了一场风波，思想进步的人认为这副对联犀利尖刻、痛快淋漓，钦佩他敢作敢为，不畏权势。官府则认为是“大逆不道”，贵阳知府严隽熙下令揖拿平刚，欲治重罪，幸得“科学会”成员于德楷、乐嘉藻等斡旋，最后责打四十大板，革去秀才身份，交父母严加管教。平刚气愤已极，决定离家出走，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流亡日本。正值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平刚踊跃参加。当时贵州有一批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成立贵州支部，平刚任支部长，于德坤任评议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州自治学社成立，平刚写信给张百麟，促成自治学社加入同盟会。

宣统二年（1910），平刚根据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的指示，回到贵阳。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平刚任枢密院密员，草拟《大汉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不久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代表，赴上海开会。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平刚任参议院秘书长。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寓居上海，与革命志士陈奋飞结婚。1915年，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平刚随章太炎到昆明支持起义。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他又随章太炎到广州，章太炎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平刚任秘书。1923年回贵州，先后任镇宁、赤水、古蔺县长。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聘平刚为顾问。1927年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商立文、李益之来贵州办理党务，遭到周西成抵制，杀了李益之，逮捕了张道藩，平刚将张保释。1937年贵州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平刚任议长。1944年日本进攻黔南，汤恩伯打算放弃贵阳，遭到平刚严厉指责。1945年正式建立贵州省参议会，仍以平刚为会长。

贵阳解放后，根据平刚的经历和社会地位，被任命为贵州人民政府委员，享受优厚待遇。1951年底，平刚在贵阳病逝，终年73岁，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素园写了“见义勇为，当年曾佐孙黄阵；博闻广识，遗恨未窥马列书”的挽联，对平刚一生作了恰当的评价。

张百麟

（1878—1919），字石麟。祖籍湖南长沙，祖父入黔做官，父亲张翰移居贵阳，光绪四年（1878）生百麟。少时为贵阳府诸生，后拜“仁学会”创始人吴嘉瑞为师，光绪三十二年（1907）入贵州官立法政学堂。百麟有侠气，性通脱，喜结纳，广交四方之士。先是与贞丰“仁学会”、“同济公”的钟振玉、钟振声、胡刚等人交往，在开州（今开阳）结识张忞、钟昌祚等人，又在贵阳与乐嘉藻、平刚、黄泽霖、彭述文、周素园等人往还过从，还结识了哥老会首领孔鹏、吴冠，“三教九流”，纳而不拒，尝言“宁可灶中无烟，不可座上无客”。

光绪末年，列强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国人痛心疾首，各种思潮兴起，力图挽救国家危亡。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省咨议局成立筹备处，官绅任可澄、华之鸿、唐尔镛、于德楷、何麟书、陈廷棻等人结为“宪政预备会”，（即宪政派），创办《黔报》宣传革新思想。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百麟约集张鸿藻、黄泽霖等数十人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开会，成立“自治学社”，旨在“共求自治之学理”，主张以“个人自治”为起点，进而推动“地方自治”，达到“国家自治”之目的。初以张鸿藻为社长，张百麟为副社长，后选钟昌祚为社长，而一切谋划皆出自张百麟。“自治学社”发展很快，在全省建立五十多个分社，社员遍及全省，主要成员是知识界。创办《自治学社杂志》作为机关刊物，又办《西南日报》宣传“救亡、立宪、自治”，团结贵州同志，联合西南各省，促进“自治”。“自治学社”创办“贵州公立法政学堂”培养人才，设立“司法讲习所”，又支持白铁肩办“光懿女子小学堂”。

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员平刚，经孙中山批准，吸收张百麟等为同盟会员，并将“自治学社”纳入“同盟会”组织，转向“革命”。宣统二年（1910），广州起义爆发，平刚致函张百麟，预备起事。百麟与哥老会首领聚会，确定李定鉴、孔鹏、陈南生、黎克荣、吴冠五人为北、西、南、东、中五路巡防分统，以黄泽霖为总统。又明确“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通过胡刚及同盟会员杨荩诚等在新军中活动，使之倾向革命。派人与“历史研究会”及“皇汉公”组织取得联系，发动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参加起义。

辛亥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民情激昂，张百麟成立“十人委员会”负责拟定起义计划，领导机关下设军事、民政、交涉三个委员会，以张百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起义后，风声日紧，“自治学社”加紧活动。为了调和“自治学社”与“宪政派”和矛盾，张百麟与任可澄、周培艺、蔡岳、乐嘉藻等会议，表示“牺牲成见，一致动作”。阴历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张百麟、任可澄、周培艺等冒死入巡抚衙门，要求独立，巡抚沈瑜表示“义不背畔”清政府。张百麟于次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九月十四日（11月4日），新军在南厂发难，陆军小学立即响应，然后列队入城。兵不血刃，宣告“反正”成功，贵州“光复”。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方组成。杨荩诚为都督，周培艺（周素园）为行政总理，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张百麟主张“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济时艰”，极力与“宪政派”妥协，认为“我以至诚待人，人必无害于我”。对沈瑜庆调入省城防守的刘显世，采取宽容态度，不但不加防范，反而任用为枢密员兼军政股长。虽然平刚、黄泽霖等反对，而张百麟仍书生气十足，不加提防。“宪政派”支持起义本为形势所迫，军政府建立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自治学社”，为了权力之争，两党斗争日趋激烈。

黄泽霖为了扩大“自治学社”势力，大量吸收会党，成立“光汉公”，以黄为正龙头，李定鉴为副龙头，孔鹏为香长。此风一开，“宪政派”、哥老会及各种社会势力纷纷建立“公口”，社会秩序混乱。“宪政派”以此为口实，宣称贵州“公口林立”、“匪患猖獗”，请滇军出兵平乱。1913年2月2日，刘显世派兵惨杀了黄泽霖，后又捕杀“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追杀副都督赵德全，张百麟被迫逃走，在滇军的支持下，“大汉贵州军政府”被颠覆，贵州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

张百麟逃出贵州后，辗转到达上海，经平刚推荐，晋见了孙中山和黄兴，陈述了贵州变乱的经过。袁世凯任总统后，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而以浙江省长一职敷衍张百麟，张拒不上任。百麟在上海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创办《惧报》、参与编《民权报》，制造舆论，抨击唐继虞、刘显世。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以张百麟为秘书长。继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召张百麟襄助，因病未行。黎元洪任大总统时，以张为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副校长，内务部参事。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委张为司法部长，亦因病未赴任。他在上海撰写《护法战争纪要》，1919年完稿后即病故于上海法租界，时年四十一岁。1944年，贵州各界在河滨公园右侧坡上建“张百麟记功碑”，由平刚撰写“张公墓志铭”。

文化震

（1902—1927），字雨龙，贵阳人。1918年考入贵阳模范中学，1922年入南京大学预科。后在南京大学学经济，参加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的读书报告会。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南京成立上海惨案后援会，文化震到下关英国工厂发动工人罢工，并为罢工工人募捐、办粥厂和安顿童工生活，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此间，青年党在南京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为了揭露青年党的反动本质，文化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南京之反动势力》一文。指出：“醒狮派者，法西斯蒂也，买办阶级及大富阶级的出面人也”。

1926年，文化震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又任中共上海区委、南京地委通讯员。1927年北伐军攻下南京，文化震任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兼总工会总务主任秘书，同时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任工人部长。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文化震被杀害于南京，年仅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