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故土：苗岭山脉的岩洞葬

在一座座不能叫出名字的山坡半腰，在树木掩映的、不易察觉的洞口，走进宽敞、干燥、通风的纵深约几十米或百余米的天然溶洞，当你借助从洞口射进来的强弱不均的光线，目睹排列有序、层层累叠的数百具棺柩时，那样的气势、那样的莫测、那样的目眩……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禁不住有些恍惚。而洞外也许是连绵起伏的苍莽山峰，层峦叠嶂，刀削斧劈般峭直；抑或是青山绿水环绕，桃花绽放、炊烟袅袅……生长与死亡，就以这样的方式在苗岭地区共存着。

横亘贵州中部的苗岭，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我国岩洞葬与悬棺葬的分野之地。流行于珠江上游黔桂山地的岩洞葬习俗，不见于苗岭以北地区。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造就了绚烂多姿的各民族墓葬文化。苗岭以苗族多而得名。由于“无山不洞”，溶洞众多，为岩洞葬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同时，在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下，在洞内安葬死者是一种最经济简便的安葬方式。岩洞葬利用村寨附近的天然洞穴安置死者遗体，不占耕地、不占山林。由于岩洞多在离地数米至数十米的崖壁间，洞厅宽敞、通风，因此尸体在腐烂过程中，不会污染空气、土壤和水体。这在古代环保史上无疑是积极而科学的一种处置尸体的方式。

文献对贵州崖葬（悬棺葬和岩洞葬）的记载，早可至唐、宋，明代有之，清代较多。崖葬是将死者葬在悬崖之上的一种特殊丧葬形式。其特点是“葬在崖上”，有葬无坟，包括岩洞葬和悬棺葬两种类型。岩洞葬又称洞葬，是将死者遗骸置于天然溶洞内的一类特殊葬俗，主要流行于黔桂山地。

排列有序、层层累叠的数百具棺柩（龙里果里岩洞葬）

唐代张鷟所著的《朝野佥载·卷十四》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合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宴饮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祭祀。”

宋朱辅《溪蛮丛笑·葬堂》：“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处定穴，穴中藉以木。贫则矣；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枷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九·镇宁州·风俗》：“康佐苗者……男则束发不冠，女则服花衣，杂以五色细珠为饰……有丧则举家以杵击臼，更迭唱和，三五日方置尸岩穴间，藏固深閟，人莫知其处。”

明嘉靖《思南府志·拾遗志》：“府南四十里许，有家亲殿者，在一大岩穴中，岩高百余丈，下临大河，行舟者往往遥见之。其规制如今之船然，上下依岩，不施蔽盖，雨日不及之。正统间，居民避苗者，曾至其处，见有木主数道，字迹已不可辨。又旁有棺柩数具，启视之，无见者。大抵棺柩自家亲殿而下岩穴中处处有之，岂昔仡佬之制不土葬欤？”

明嘉靖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犵狫，一曰犵獠，其种有五，……各有族属，不通婚姻。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曰家亲殿。……人死以杵击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舁之幽岩，秘而无识。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

《乾隆独山州志·卷三·苗蛮》：“黑苗，衣服尚黑故曰黑苗。……人死亦哭泣椎牛、敲铜鼓，名曰闹尸。葬或以棺置洞中，亦有以火焚化瘗埋者。”

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第二编：“瑶族，丧葬与他族不同。十岁以下死者埋之；十岁以上死者，殓以棺抬至洞中，任其腐烂。”

以上所记，涉及当时的思南府、沿河司、石阡府、龙里卫、独山州、荔波县诸地的五溪蛮、峒人、冉家蛮、康佐苗（或作尨家、龙家）、短裙苗、黑苗、犵狫、花仡佬、瑶族等族群。其葬法，或于临江石崖凿龛而葬，或直接置天然山洞间，而未必临水，反映出文献所载的贵州崖葬中既有悬棺葬，又有岩洞葬。

贵州境内目前已发现岩洞葬逾80处，主要分布在黔中和黔南苗岭山地的开阳、花溪、平坝、紫云、望谟、长顺、惠水、罗甸、平塘、龙里、贵定、福泉、都匀、独山、荔波、三都、榕江等县市。在80多处岩洞葬遗存中，规模较大、内容丰富、保存较好的主要有平坝棺材洞、惠水仙人桥和龙里果里岩洞葬。

惠水仙人桥岩洞葬

惠水仙人桥岩洞葬位于惠水县城东南27公里处的摆金镇新寨村石头寨。洞呈东西向，高约30米、宽10～40米、深约200米，是一个天然穿洞。沫阳河自西而东穿洞而过，因洞顶山体如天然桥梁，当地百姓称其为“仙人桥”。

层层叠放的棺木（惠水仙人桥岩洞葬）

仙人桥岩洞葬规模宏大，洞内现存棺木650余具，用井字形棺架固定，直接置于地面，地不平处用石块稍加垒砌。因场地受限，棺木层层累叠，少则一两层，多则六七层。根据洞内的自然地形，棺木分四个区域放置。棺木结构均为板式木棺，均未髹漆。且用井字形木架固定，层层累置。棺木大多以整块木料按“两墙两挡一底一盖”的形制扣合而成，且多使用较厚的板材，极少数用弧形的半圆形木材。墙、挡结合部位有使用穿榫和拉槽镶嵌两种组合方式，棺盖则基本是在整块木料上按棺体的上部形状开凿凹槽，然后在遗体装进去后进行扣合。棺木的形制基本是长方体，两头的宽度一致，也有上大下小和头部宽于脚部呈梯形的。最为醒目的是在棺木前、后各加一块宽于棺身的厚挡板，以穿榫的形式利用延长出来的两侧墙板做成榫头，在挡板上穿两眼扣合上去，形状有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有说此为表示男女的区别，男性为椭圆形，女性为长方形。

棺木分层摆放在陡峭的岩壁上（惠水仙人桥岩洞葬）

棺木为什么要外套井字形木架呢？应该是一来可加固棺身以防开启，二来便于棺木的叠放。每棺有架，棺上累棺，一组棺架纳一具棺木，棺架立柱的长短，视地形而定，同一组棺架立柱的长短未必相同。因场地受限，几乎所有棺木均层层垒叠。垒叠放置时，径将后置棺木连架插合于前置棺木之上，棺上有棺，架上有架，多者达7层，制作棺架的木料有木枋、圆木、半圆木三类，其上榫眼也有长方形、正方形、椭圆形、圆形几种，分别用于穿插同样形状的横木，下面的一根横木用以承重托起棺底，上面的一根则压在棺盖上方作固定，以此一层层往上叠放，形成一个密集堆放、数量众多的棺葬群。这样的垒叠场景和方式，简直让人觉得目眩而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棺内随葬品多系死者穿戴之物，如衣、巾、鞋、枕等。洞棺葬属于不加掩埋、不行厚葬的简略葬式，其俗少有随葬品。所见者多为简单的生活用品，如陶罐、木盆、竹篓等。结合棺木形制、现场采集遗物以及后人的追忆，仙人桥洞葬的年代下限约在清末，其上限至明代或更早。系当地赵姓苗族（“打铁苗”）所遗。

平坝棺材洞

棺材洞内棺木放置情况（中部-西部，平坝棺材洞）

平坝棺材洞早在1987年进行过科学清理，是我省为数不多进行过科学清理的岩洞葬。洞内有棺木567具，占地面积大约1100平方米。棺木存放在临近洞口通风、见光、干燥处。这些棺木积聚时间已长，从西向东分四个区，多数是叠置陈放，遇有地面不平处则以石块垫平，头朝里足朝洞口者居多。叠置形式有3～5层、6～7层，甚至10余层的，并有成堆组合的情况。未使用棺架。该处岩洞葬属于桃花村刘姓苗民的祖茔，按村寨族属支系、死亡时间先后堆放。洞内积存的棺木都作为葬具使用，未用棺架。棺木形制很多，可分为船棺、圆木棺、方棺、拴棺、梯形棺、普棺六种。

洞内不同形状棺木的堆积断面（平坝棺材洞）

船棺，顾名思义形似船型。棺身和棺盖分别用劈开的整段木料挖凿而成船形，共发现6具，时代较早，且多破碎，无随葬品。

圆木棺是用整段圆木从中对半劈开，分别挖凿出长方形凹槽，一为身，一为盖。盖合后在棺外用竹条箍加以捆扎，无其他加工和装饰内容。圆木棺共发现110具，一般迭压在中、下层，推测与使用年代早晚有密切关系。

方棺是由两块侧板、两块端板和一块底板、一块盖板六块整板构成的长方体棺。共50具。

拴棺又分单拴和十字形双拴两种形式。共15具。

单拴棺，横剖面呈梯形。两端板中部制有方桦与两侧板的相应位置上的方孔连接成一个框架，露出部分用木销加以固定，将此框架放置在底与盖板之间，并在底与盖的两端相应位置上各凿一方孔，用一木拴将底、框、盖连接固定成一体。木拴下大上小，小端穿过盖板外露部分，压紧密合后开销孔，用木销固定。双拴棺，两端板外均用两条长方体木条拴，呈十字形，分别贯穿顶、底板和两侧板，外露部分用木销固定，使其密合。

彩色鹭纹蜡染百褶裙采用了铜鼓上的鹭鸟纹纹饰（平坝棺材洞出土）

梯形棺的横剖面呈梯形，共44具。侧板和底板外侧接触部位，开凿内大外小的梯形断面凹槽，用木销楔入槽内连接固定两板，端板侧由于侧板的挤压固定，盖板较厚重，但不固定。

普棺的时代很晚，仍在流行。共342具。顶板、底板、侧板及头端板的外部，呈圆弧形。有的髹黑漆，有的不髹漆，少数棺头端板外或绘或雕有鱼纹、钱纹等装饰。

随葬器物共计80余件。包括方格纹、长方格纹陶釜、瓷壶、陶壶、陶罐、瓷碗、葫芦水瓢、蜡染刀、衣、裙、腰带、布鞋、布袜、裹腿等。出土的蜡染制品10余件，其中的彩色鹭纹蜡染百褶裙主晕图案构图模取的是铜鼓上鹭鸟纹的纹饰，构图美观、线条流畅，更配以刺绣挑花，对研究贵州蜡染的工艺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实物价值。

根据棺木堆放、随葬品的特征、年代测定数据看，葬具的发展演变顺序大致是船棺—圆木棺—方棺—普棺。516号、509号船棺所采集的碳样经中科院地化所测定，其碳素年代，前者为距今1110～80年，后者为距今985～72年，约唐代中后期至北宋初。此外，洞内散布的方格纹陶釜，与黔中地区宋明石板墓的同类器物非常类似，因此，这处岩洞葬的年代，始于唐、宋，历元、明，沿用至今。2002年冬，仍有苗族刘姓的棺木安置于内。

龙里果里岩洞葬

龙里果里岩洞葬远景

果里洞葬位于龙里县摆省乡果里村东1公里梅洞坡的洞穴中。该岩洞的洞厅较大，棺木排列很有次序。洞总长580米，宽38～65米，高21米～50米。棺木置于北端入口处近160米范围内，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其南面入口处为一洞内古营盘，三道石砌墙垣尚存，规模宏大，传为当地苗王所踞，时代约在清咸同年间。北洞口前山脚平坝为农田，田之北缘山脚有一洞，洞口向南，名跳洞，洞厅敞亮，是果里苗族以前“跳月”（求一年风调雨顺、亡灵安息，年轻人交情结友）之地，同时亦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经统计，洞内共有棺木约400具，其中保存完好的有192具，腐朽散落的有54具，因火烧毁的有100余具。

棺木较为集中地放置在北端入口处约160米范围内，棺木一律头向（亦是死者头向）北端入口。南北向贯通的小径将墓地分为东西两区。东区棺木保存较为完好，棺木形制大多近似平坝棺材洞的普棺，排列很有次序，大致东西成排、南北成片，各支系放各支系的位置。西区棺木形制为平板平头棺，朽散严重，早年曾遭大火，保存下来的很少。

岩洞的洞厅较大、棺木排列很有次序（龙里果里岩洞葬）

棺木由前后挡板、左右墙板和下底、上盖组合而成，均未髹漆，用井字形棺架加固放置，未见独木棺。棺之材质多为杉木。从形制看，可分平板平头和鼓型雄头两类，其大小因亡者体型而定。平板平头型棺木制作粗糙，由上下、左右、前后6块平板组合而成，横断面略呈方形。存在穿榫和拉槽镶嵌两种修造方式。此类棺木共约200具，保存完好者仅25具，腐朽散落为41具，因火烧毁的100余具。鼓型雄头棺，亦由6块木板组合，底板较厚，左右墙板内平外圆，呈弧形，盖板尤甚，当地俗称“雄头”棺。共约180具，保存均较好。所有棺木均固定于两个或三个“井”字形木架上，架与架之间（棺之两侧）多用一木枋穿孔串联。

敞开的棺木，多有遗骸，但死者随身穿戴的衣物等多已朽坏不存，各类陶、瓷罐、碗等多置于棺外大头一端。果里洞葬系当地吴姓苗族（“红簪苗”）的祖茔。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了解到吴姓共5房，分布在周边果里大寨、谷孟、摆岑、岱林、新庄等地。其祖先系明时从贵阳分支而来，远祖则来自江西。据此推断，果里洞葬的年代上限应在明代。因果里大寨村民已过世8年的父亲儿童时代目睹过最后一具棺木入洞，下限时间约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可见，果里洞葬始于明代，历经清代而延续至民国初年。洞内平板平头棺是明代所遗，鼓型雄头棺是清代、民国时期遗物。这与其他岩洞葬的情况是吻合的。

花溪区高坡苗族乡岩洞葬

将花溪岩洞葬调查的情况简要地在此介绍，是基于以下考虑：前文介绍的惠水、平坝、龙里三处岩洞葬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是贵州岩洞葬的典型代表。而2009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贵阳花溪区高坡苗族乡境内的部分岩洞葬进行了为期13天的野外调查，调查了花溪的甲定、中坝大寨、五寨王氏、五寨唐氏、杉坪罗氏、杉坪将军山、批林罗氏、北杉坪、鱼洞9个岩洞葬墓地。调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颇有收获，是对黔中地区岩洞葬研究材料的很好补充。同时，这次调查还融入了人类学调查的方法和内容，通过了解此次调查的方法和手段，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考古专题调查的一些调查思路和手段。并且点和面的结合，有助于大家对岩洞葬的进一步了解。

由于上述9个岩洞葬均未进行清理，分期主要是依据棺木（葬具）形制、采集遗物（随葬品和祭祀用品）、以往考古材料对比、文献记载、当地村民的历史记忆五个方面。根据对9处调查资料的初步梳理，对高坡乡的苗族岩洞葬有了一个初步的分期与断代。此次调查的9个墓地的棺木形制可以分为A、B、C、D和E共五种形制。调查时，共采集遗物100余件，主要有青花碗、清瓷碗、瓷（陶）罐、木梳、料珠、海贝和铜手镯等。但这些遗物有的是随葬品，有的是后人祭祀的器物，因此其年代与墓葬年代可能不一致。但通过对比科学清理的平坝县“棺材洞”的材料，发现本次调查的岩洞葬其棺木形制和采集遗物与平坝“棺材洞”明清时期的部分如出一辙，具有很大的类比性。通过走访附近年长村民，通过他们的记忆描述，并结合墓碑资料，可以推知：甲定、批林罗氏两处岩洞葬为晚期墓地，其年代上限在清代晚期，下限在20世纪90年代；五寨王氏则是跨越了早中晚三期，其使用和延续的时间最长，但其上限还不能判定；中坝墓地处于中期，其年代上限在明代晚期，下限暂不能判定；而五寨唐氏、将军山、北杉坪和杉坪罗氏墓地年代则更早，其下限年代应不会晚于中坝岩洞葬。这与通过墓葬形制对比得出的结论一致。

广西境内近年发现了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洞葬遗存（习惯称其为“先秦时期岩洞葬”），滇东南亦有零星发现。贵州龙里等地一些高不可攀的岩洞中，最近有村民采集到磨制石斧、夹砂陶片等遗物，疑亦为早期岩洞葬遗存。以平坝棺材洞、花溪孟关马鞍山等地发现的船型棺年代最早，约在唐宋之际。开阳高寨岩洞葬出宋钱和洪武钱，表明其年代在宋明时期，所用葬具为板式组合棺，残朽较甚，具体形制不清。现可供观察的绝大多数贵州洞葬，为明清时期遗存。自清末以来，各地渐改行土葬，迄今只有荔波青瑶、平坝齐伯歪梳苗等少量族群仍在行用岩洞葬习俗。从目前的材料看，以平坝棺材洞年代最早，延续时间亦最久，其始自唐、宋，历明、清，迄于2002年。惠水仙人桥洞葬的年代上起明或更早，下至清末。龙里果里洞葬的年代始于明，止于民国初。从葬具看，大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历程：船棺—圆木棺—方棺—普棺。船棺、圆木棺流行于唐宋时期，方棺主要流行于宋明之际，普棺则系清代以来迄今所使用的葬具形式。从葬俗看，洞葬在清代以来，渐被土葬取代。龙里果里洞葬中，几座在洞中起冢的墓葬，是洞葬向土葬过渡的埋葬方式。虽然现在只有少数群体仍在沿袭洞葬习俗，但很多群体在葬仪上仍存有洞葬遗风。

苗族洞葬探微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有一个著名的历史论断，他感叹：“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苗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被苗族尊奉为“第一祖先”的，是5000多年前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蚩尤和黄帝争霸中原，在涿鹿大战中战败身死，族人溃退中原。此后，苗人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于是开始了一场民族艰难的生命之旅，这场没有尽头的迁移，伴随了整部苗族的文明史，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最古长征。

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苗族民间口传的《苗族古歌》，就这样唱道：“我从很远的东方来，没有土地，就把老人的尸骨暂搁在山洞里，我们回家的时候再带走。”

从以上咏唱的内容分析，所指的应该是岩洞葬。选择这样的埋葬亲人的形式，对于苗人来说，只是灵柩的暂时存放，而苗人对祖先居住的地方从未有一刻忘怀，梦回故土是他们一代又一代的梦想与希冀，希冀有一天能扶柩还乡，入土为安。

在安顺紫云、平坝的某些苗族，他们的老人去世丧葬活动中，有一个祭奠仪式把几千年前的历史和传说继承了下来。丧葬时，要宰一匹雄壮的马祭奠老人，这马谓之“战马”，是送给亡人的坐骑，和马一起配备的还有四件和军事有关的物件：一是马鞍，二是战刀，三是弓箭，四是斗笠。当地的苗族人根据祖先传说，普遍认为当初他们所以离开长江中下游，就是因为在当时的部落战争中，坐骑的战马跑得太慢，影响了战争的胜利，于是直到现在，每逢办丧事，都要宰一匹“战马”，给先人助跑。

中国的苗族人口739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苗族，据统计：泰国14万；越南40万；老挝20万；美国7.5万；法国6千；加拿大650人。从东部苗族居住地湘西，到西部苗族的起始地毕节或威宁，两千多年前，苗族一直西迁。他们跨出贵州、进入云南，横断山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他们折而向南，经云南的红河两岸以及文山等地，再继续向南，跨出国门，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今天，人们仍可从崎岖幽邃的密丛间，觅到属于一个民族的曲曲折折的痕迹。这同时也是一种气息，独特而统一的气息。山水相隔千万里，这痕迹、这气息，点点渗透、连绵不绝。

我曾读过这样的报道，生活在美国加州的16万苗族人，同所有生命里镌刻着迁徙足迹的中国苗族人一样，认为自己的故乡在中国。自称为hmong的美国苗族人，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以渐渐成熟的姿态与美国社会交流时，依然坚韧地保存了苗族的语言、风俗和传统习惯。他们创办苗族语言的电视台，培养从事苗族文化事业的人才。这种顽强的民族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几百上千年过去，在漫长的迁徙流转历程中，依然没有迷失自己。古歌多是叙事长诗，是可以一连畅诵几天几夜的。这些被视为“民族史诗”的古歌承担着传递民族历史、传统、精神的使命，也担当着教化民族后代的重任。迁徙古歌是无文字的民族最重要的叙事性历史文本，它将祖先迁徙的历程、经过的地方、发生过的事件、各族各支的源流脉络等，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传唱下来。苗族有着规模浩大、内容庞杂的古歌系统。古歌的演唱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才能进行，具有神圣庄严的意味。在祭祀仪式、社交集会、婚丧嫁娶等重要时日，人们总是要通过集体性的演唱方式，沿着古歌中叙述的祖先活动的路径，追寻着祖先迁徙的脉络，回到遥远的家园。故土已不仅是某个具体的地域，而是精神上的家园。古歌就像一部民族的“通典”，个个熟知、人人铭记，人们通过对古歌内容的理解，逐渐建构起本民族的伦理规范和信仰基础。古歌在苗族内部有着强大的精神控制力，在一代又一代对于古歌的演唱中，护守着自古相袭的习俗和传统，确保着这个不断迁徙、不断与他族相处的民族内部社会始终是一个坚定的整体。

服饰是苗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苗族的服饰记录了他们民族的生存繁衍、历史传说等大量信息。毕节地区偏远闭塞，自然环境艰苦，生活条件相对简陋。但该地区大约30万大花苗与小花苗，至今仍有一整套独特的、与其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不相称的民族服饰，大小花苗每个女子，无不保存着一种名叫“礼服”的高贵服饰。这种以农家自纺麻线为底，加用蚕丝、青红土羊毛线漂白织成的衣服，花费了数道复杂的工序，精致无比。一套完整的礼服分为衬套、披肩、腰带、吊旗四个部分，让人惊讶的是，每一个部分的图案，都意味深长地绣满追忆东方故土古老风物的种种图案。披肩底的边纹，是苗家故园古老住房长条石垒砌的基脚；披底中心花纹，是苗家故土连片肥沃的田园；肩面的卷柏花、蕨草花纹，则是苗家故土巍巍群山环抱的一片锦绣山河。披毡上，还绣有一条长长的蜿蜒起伏的河流，从上到下横贯飘逸——那是苗族人对两千多年前南迁途中历险渡过的黄河的记忆。

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聚居着几十万苗族人民，那里的男女盛装，在上衣两肩与背后，大都有两面或一面引人注目的绣花披肩，有的很像古代军士的甲胄，上面绣有很多独具特色的传统花纹图案。在当地的苗族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苗族居住在北方，后来跨过黄河，越过长江，向南迁移。在迁移的时候，哥哥骑马走在前，那马鞍垫上的图案是由许多双双交叉着的箭头组成的，这就是后来滇东北、贵州威宁一带苗族披肩上的图案。有了这种图案，箭射不进，有驱邪恶保平安的作用。弟弟步行在后，对故土眷念不舍，边走边回顾，后来就把家乡的田园、山上的树木、天上的星星、河里的鱼等一一绣到披肩上，作为永久的纪念。这一带苗族妇女的百褶花裙上还有两条十分别致的纹饰，据说，那就是他们先人跨过的黄河与长江。

现代花溪苗族挑花女盛装（贵州省博物馆馆藏）

苗族服饰上这些祖辈流传下来的纹饰永远印刻在他们心中，他们最懂。倘若有文字，这番深切的怀念故土之情，想必他们会写成史诗。于是，他们将梦回故土的情感一针针、一线线、密密地、细细地编织在服饰里，服饰成为他们情感的寄托、构成他们鲜明的文化，更是他们心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