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场二十年（摘录）

前言

我所以要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记录下来，是因为多年来还未看到有关贵州扎佐林场那一段历史的报道。贵州修文扎佐林场是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于一九五八年春匆匆成立的，以便将五百多名右派和“历史反革命”下放到此监督劳动。五十年来，那里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各色人物的遭遇，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魂牵梦绕，挥之不去。遂下决心勉力将之如实记录下来，以期把这一段历史公之于众，由人评说，并告慰那些长眠于地下的难友们。

这是一篇个人的纪实回忆，本文所列举的事件以及近百个人名、地名完全真实。所以，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篇“原生形态”的真实记录。虽然没有优美的文字，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更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而只是一个青年学子受害二十年匪夷所思的人生经历。我想，正是无数平凡人的遭遇，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正因为平凡，才反映出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斗争中落进“阳谋”圈套的人的惨烈遭遇和心声。一个历史的亲历者，说出自己切身经历感受的那一部分真相，正如《杂文选刊》一篇文章所言：“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它意味着对谎言和暴力的双重胜利，用真相取代谎言，用非暴力面对暴力”。

本文所提及的人已有一半以上远离我们而去，他们带着迷惘和痛苦走了，带着愤怒和遗憾走了。但活着的人们是熟悉这段历史的，他们可以为本文所记录的这段历史作证。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心灵负责的人所应该作的事情，是责无旁贷的。

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趁着一息尚存，把自己那二十年所经历的一切写出来，以期望大家不要淡忘那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不容忘记的，那段历史不该也不能重演。

由于作者本人水平受限，整篇行文详于场景和人物的描述而略于点评和思辨，故显得有些地方苍白无力，敬请读者宽谅，并不吝指正。

一首长诗惹的祸

一九五七年春，如人们常说的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那时，我在贵阳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读书，院党委和系上班上的党支部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叫广大师生员工以及附属医院的医生护士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并召开各种座谈会，一再动员广大师生员工鸣放。人们也提了些意见，写了些大字报，但却是和风细雨的。省委统战部、人大、省政府又请一些大教授像张舒麟、张士英、潘承彬、于本崇、彭清超等人去开座谈会，去提意见。由于当时的学院领导是个只有高中学历，参加革命后转业到地方的行政干部，在镇反肃反时，把所谓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整得不轻，动辄就关禁闭，隔离反省，大会斗，小会斗，使他们失去脸面，失去自由，大家都有一股怨气，憋在肚里，开座谈会鸣放时自然也就秉公直言，提了不少认为党的干部对知识分子不尊重的意见，这些发言都大版大版地登在省报——《新黔日报》上。唯一例外的是微生物学教授于本崇，他原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留学归来适逢解放，于是于本崇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镇反肃反”中难以过关，被整得够呛，大概是挨整多了，人也变乖了，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没有提意见，只嬉着脸说了几句玩笑话：“这几天，大家意见提得多了，放也放得多了，我没有什么可放的了，要放就只有放屁。”这个发言登在报上，学生们见了一个个大笑不已。他因此也幸免于难。其他几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教授，一转眼都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

作为学生，一天忙于功课，虽然对学校、对政府有些意见，但确实没有精力、没有情绪去发言，去写大字报。尤其是《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发表以后，事后听说是由毛泽东亲自执笔所写，只要不是太单纯幼稚的人，都会多少嗅到点火药味，看出点苗头，鸣放因此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这时，北大、清华、川大等高校不断有油印小报叫“民主接力棒”或“自由论坛”的寄来贵医，张贴在宿舍或饭厅墙上，围观者不少，自己也看了些，受到一些启发。这时，班上的党团支部又召开党团员大会反复动员。当时我是班主席，是所谓的班干部，支部书记叫朱桂荣，是一个整天搞政治、抓思想而不读书的学生，有一天她叫我去谈话，对我说：“你是班干部，要带头鸣放啊！”党委书记乔晓波也一再在大会上保证，叫大家不要顾虑，大胆鸣放，并说：“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嘛！就是说错了，错误言论并不等于右派言论嘛。有右派言论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教书的照样教书，读书的照样读书……”我多年后方才领悟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阳谋”，就是“引蛇出洞”的战略吧！

我主要的“罪恶”是写了一首长诗，二百余行，主要内容是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反对吹牛拍马”、“党员学生整天只搞政治，不好好读书，这不恰当”、“为学校当局在肃反时乱批乱斗教授鸣不平”等等。诗一出台，我记得是贴在宿舍大门上，一时引起小小的轰动，不少同学都说写得好，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其中有个姓杨的女生主动揭下大字报拿到广播室去广播，此人不学无术，婆婆妈妈，不像个大学生。后来批判右派时，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大会上指着我说：“赵××，就是你这个右派分子麻痹我，蒙蔽我，叫我拿你写的反党的臭诗去广播，我上当受骗了，我要和你划清界线，和你斗争到底！”我当时哭笑不得，只有叹息了。其实，我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可见人心之险恶无耻，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全院召开批斗大会，斗争附属医院的放射科大夫刘庆寿时的一幕。他也是贵医毕业，比我高四年，我入校时，他已经是五年级学生了。此人长得清瘦精干，一脸络腮胡子，很具正义感，一向追求进步，工作学习认真负责，学生时代早已入党。他针对学院和医院的弊病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他最主要的一条罪状是同意川大学生提出的党员八大标准，就是“不说不笑，不吵不闹，规规矩矩，吃饭睡觉”，并说我们学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党员符合这八大标准，结果划为右派分子。斗争他时，一些积极分子吼他骂他，连他的女朋友，一位在校生也在压力下被迫站出来揭发他，和他划清界线。更有甚者，一些人冲上去，按他的头，推他，并要他下跪，他拒不下跪，并振振有词的说：“我是党员，我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没有什么错，我拒绝跪下！”此言一出，掷地有声，与会者呆了几十秒钟之后，才又由积极分子们鼓噪起来，又吼又叫地将场面维持下去。

我佩服刘师兄这种硬骨头，后来我还到大西门去看望过他的父亲，一位白发苍苍的胖胖的北方老大爷。刘庆寿被下放到毕节专区医院戴罪立功去了。二十年后改正，他调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大夫了。我和他见过几面，还合作译过一篇小文章。

一九五八年春，我们的处分下来了，是“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仍住原寝室。每天一早，其他同学夹着书本去上课，我们这些右派学生则扛着锄头铁铲去挖土方搞基建。处分最重的是当时五年级学生（已在附院当实习大夫）萧纪安、王之桐和妇产专修科的杨跃光等同学，他们受到的处分是“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来了两部军车，不由分说叫他们带上铺盖卷到中八农场劳教去了。一部分右派学生受的是“学习察看”处分，就是戴上右派帽子跟班读书，全班一百多个同学，几个另类跟在班上其滋味可想而知了。也有少数几个免予处分的，但戴上帽子，也算另类。有一个学生叫吴业大，系一九五七级考进来的新生，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当他还是个机关小职员时写了张大字报，被作为右派言论，整理好材料送到医学院来，医学院遂将吴业大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学籍。

当宣布处分后，我的思想糊涂了。党号召整风、号召大鸣大放，是发动群众给党（党员）提意见，提了党员的意见，问题摆出来了，应处分有问题的党员，怎么反倒处分提意见的人，我感到十分纳闷。又想起乔书记在大会上向大家作的保证，“就是右派、读书的照样读书、教书的照样教书”。现在事实上是一划成右派，读书的读不成书，教书的也教不成书，都受到处分，下去“监督劳动”去了。我又想到前几年公布的宪法——国家大法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国家保证每个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心中纳闷，而口头不敢提出任何疑问，只得服从。事后我想，如果当时提出疑问，或对处分不服，其结果必然是处分升级，由“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晋升为“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甚至判刑劳改了。

我们在校劳动了一个多月，听到先期去扎佐林场监督劳动的几个教师和职员如俄语教师窦志明、体育教师汤朝升、职员毛思明、刘金华等休假回来时说，在林场比在学校好，可以打球，可以演出文娱节目，每月休大礼拜四天，在学校一天鼻子杵眼睛的太不方便。我们几人商议了一阵，便向学校提出申请到扎佐林场去劳动，经批准，遂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中旬，五年级学生蔡维跃，四年级学生赵祖武，三年级学生张绍忠，二年级学生胡景禄自卷铺盖到扎佐林场报到去了。有几位受到我们同样处分的右派学生如辛万钟、裴绍犀等家在农村，自愿回乡去搞农业生产，经批准回农村劳动。

临行前，学院人事处长仇新华、团委书记王增业找我们去谈话，要求我们好好劳动，一年半载摘帽回来继续读书，并指定我为小组长，负责每月向学校写一个思想汇报，报告这四个学生的思想及劳动情况，可谓是好话说尽了。一开始，我按月写思想汇报，写了一年多，未见任何反应，也不知道他们收到没有？渐失去兴趣，也就不再写了。

我们这几个同学在林场一呆就是二十年，人人都熬到中年了。主要任务是开荒造林，另外，还干过无数种杂活，如整地育苗、打田栽秧、割谷子、种包谷、种蔬菜、赶马车、搞基建、做泥水工、挑大粪、埋死人——掩埋自己的难友，约有七八次，都是想不通上吊或投湖自尽的，也有饿死的。

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改正，我调到瓮安煤矿医院工作，煤矿的人事干部刘岳明科长和政工干部罗孝斋翻遍我的档案，没有找到我的右派结论。大家感到奇怪，感到事有蹊跷，叫我到医学院人事处学生科去查个究竟，是否还有部份档案遗留在医学院。如果有，就把遗留在校的那部份档案寄来，如果没有，就请他们开个证明，说明档案材料已全部调（寄）往瓮安煤矿。这二位人事干部还对我说，这可能是冤案中的冤案。

我托老同学肖开祺去查（当时那种政治气氛，她作为一个党员教师帮这个忙真不容易），结果没有档案资料留在医学院，人事处出具证明，我记得大致是这样写的：“你单位赵祖武来我处查询是否还有他个人的档案资料留在我院人事处，经查明我院确无该人任何档案材料，特此证明。”拿到证明，我对这个“该人”的称呼很觉陌生，便去到我在林场同甘共苦的老朋友易舜恺先生家，他与夫人胡老师看了这张证明都不禁哑然失笑，异口同声的说：“什么‘该人’？从未听过这种称呼，不敢称‘该同志’，也可称一声‘该同学’，右派学生这种身份不能改变嘛。”是的，右派分子虽然干的是牛马猪狗不如的活，但他毕竟不是牛马猪狗，是人，动物学的这种分类他们并没忘记。

经过反复翻阅档案，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一张便条，上写“医疗系四年级学生赵祖武思想一贯反动，趁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之名，写大字报及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且不思悔改，抵制对他的批斗，态度恶劣，应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面签了我班的一个不学无术的同学，也是班党支部书记朱桂荣的姓名，没有盖私章，也没有盖公章，更没有上级的批复，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事！一个同班的同学，甚至是差等生，可以大笔一挥，将一个优等生打入另册，变成“该人”，苦役二十年，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瓮安煤矿人事干部刘岳明、罗孝斋拿着我的档案材料到省委组织部去问个所以然，他们问道：“这样草率马虎地对待一个青年学生，拿人家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既无上级的批复，更无公章，仅凭一个同班学生的几句评语，就整了二十年，断送一个人的青春、一个人的前途，太荒唐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褚振民出来和稀泥：“算啦，事情都已过去二十年了，马上改正，安排好他的工作就算了。”

回到家中，家人知道这事后泪流满面，为我扼腕叹息！这二十年，不仅是我，连他们也受到牵连！

那个没有法制的时代，以言治罪的事例决不止我一个，多年后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是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国家偏离了普世价值，个人还有正常的人生轨道吗？

在林场劳动二十年，长期日晒雨淋。本来皮肤白皙的我变得十分黝黑，每次回家，邻居街坊都用一种十分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有好事者问我母亲：“赵妈妈，你家五叔咋会晒得这么黑呀？”因为我在家行五，邻居不论老少均尊称我为五叔。我母亲听到这句问话，自然十分尴尬，便遮遮掩掩地圆场说：“我家老五爱打球，一天就在球场上玩呢！”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