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三话

酒话

贵州人颇有说酒的条件。贵州北部有条赤水河，号称美酒河，河两岸酒坊栉比，美酒鳞次。国酒茅台就出在这里。茅台之外，还有怀酒、习酒、习水大曲等，都属名牌。另如遵义的董酒、鸭溪窖，都匀的匀酒，镇远的青酒，兴义的贵州醇等等也都是美酒。其实贵州的茶也极好，都匀毛尖固然名列全国十大名茶，不在其列的如贵定云雾雪芽、安顺瀑布毛峰等，都得到中国茶科所权威专家的很高评价。其实贵州的烟也很好。不过既是酒话，只能说酒。

我无酒量，更无酒瘾。但如良友在座，或逢年过节，桌上没有一瓶酒，就会觉得缺席了一位重要的佳宾，扫兴。酒的好处，在我看只在助兴。君不见，喝到佳境，人们的想象力就会飞动起来。谈兴来了，妙语联珠。诗兴来了，浮想联翩。墨兴来了，翰逸神飞。许多好诗好文好字好画生于酒边，是确有其事的。酒给了他灵感，或曰找到了感觉，或曰进入了角色，总之是“到位”了。酒仿佛是从形而下通向形而上的一个灵媒。如果喝半天依然故我，又何必喝酒。但如果喝过了量，烂醉如泥，丑态百出，则既糟蹋了酒也糟蹋了自己。微醺是重要的界限。至于酒的其他作用，例如太白诗中的以酒浇愁愁更愁，商场官场的意在酒外等等，则为下愚所不知了。

常见人宣告非某酒不喝。其实喝酒如结识朋友，随和一些，宽泛一些，乐趣也会多些，不必划地为牢。但交友之道，必然会从众多的泛泛之交中，渐渐汰选出几位至友。喝酒亦然。我汰选出来的对口味者，想想有三种：茅台酒，绍兴加饭酒和贵州山民的家酿米酒。恰好高、中、低度各一。但绝不是非此不喝。什么酒都愿意尝一尝。

（注： 酿酒——茅台窖酒。（李贵云 摄））

（注： 酿酒——茅台。（李贵云 摄））

丰子恺文章里说过，喝酒要求喝得时间长。这话很妙。烈酒易醉，一会儿就把杯子倒扣在桌上，甚至就我醉欲眠卿且去，那很煞风景。因而醇和厚重的花雕最是他们的首选。叶圣陶、王伯祥、俞平伯、丰子恺他们每饮辄人各一斤，甚至以上，这是有文字依据的。济公活佛大罐随身，夜以继日地喝，也是绍兴花雕。

农家米酒的度数还要低一点。身份更是十分低微，但正符合周亮工的上品标准：淡而有致。周亮工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大官，品酒家，他的《书影》里有很多关于品酒的精彩文字。贵州农家米酒有个怪名字，叫“biang dang”酒。有其音无其字。这种米酒由于好喝受吞，往往喝过量还不自知，待到散席出门，软腿绊着高门坎，“biang dang”一声摔地上了。近些年，农家酒越来越受青睐，像三都的“九阡酒”，花溪的“镇山米酒”都能在华堂豪宴上争得一席之地。挑嘴名士们点着名要喝布依寨的农家米酒，我也见过多次。

（注： 荔波尧古布依酿酒。（李贵云 摄））

（注： 三都水族酿酒。（李贵云 摄））

好喝受吞，这四个字说来简单，经得起这四字考语的酒却不易得。呷上一口，不过如此；喝完一杯，却想再斟，这就是好酒了。相反，有的名酒，善饮者呷一口，不吭气，再呷一口，蹙眉曰：刮喉咙，不受吞。其实不仅是酒，诗文字画，都得经受一柄“耐”字尺的检验。“奶油小生”是贬义词，就因内涵单薄，不耐看，无致。

茅台虽是高度酒，却同样受吞耐喝，故得独擅胜场。而且不上头，多喝了次日也不会头疼。据说这一特点是绝无仅有的，故总理周恩来向外宾敬茅台必说这点。不久前见报载，国家有关部门对茅台酒进行化验分析，确认无害于肝脏。当然茅台并非人见人爱。一次与几位四川艺术家同饮，就听见其中一位力劝同来者喝茅台。他说他也是去香港与睽违几十年的老父聚首，陪老人天天喝茅台，才领略到茅台品位高，回味长，是一种“有境界的韵酒”云云。我曾在奥地利一位女士家作客，饭后喝伏特加。从小读苏俄小说，慕其名久矣，一喝觉得像是酒精兑水，是一种毫无蕴涵的“纯酒”。几天后在文化局长办公室闲谈，那位金发碧眼的美男子局长打开橱柜，居然拿出一瓶茅台来。我等施蒂格女士喝了两三口后，通过翻译问她茅台与伏特加孰高。她眼睛一亮，指指杯子说：当然这个，又欠身自斟了一杯。去年，女儿从北京捎给我一大瓶伏特加。凡有善饮之客，都请他们尝尝。舆论一律。没有再要第二杯者。

其实，美酒固然可爱，写酒的好文字更可爱。“目饮”胜似“口饮”。“口醉”非常难受；“目醉”却越醉越美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诗句给人的美感超过了真正端着这么一杯酒。这杯酒说不定不受吞；而由“兰陵”、“夜光杯”、“玉碗”、“琥珀光”这些名词组成的句子，那色泽、那音调和那意象，是永远受看，越玩味而越觉意味无穷的。“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须饮三百杯”，能实行吗？不能。但“饮之以目”，则叫人豪气干云，胸开神旺。试读周亮工《书影》里一段记北京魏师贞留他尝酒的文字：“樽缶雅洁，肴核精好。几前置一银水火炉，列小银壶十，壶各一种，约受数合许，尝遍则更易十种。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遍品也。”其情其景，想之令人陶醉，亲历却必难当。苏东坡写酒后画竹的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周亮工说，不必见其画，只要读这几句诗，就会觉得十指酒气沸沸满壁。这都是“目饮”胜似“口饮”的好例子。

常说酒文化酒文化，酒在中国，确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西方则不然。喝白酒，在西方是粗俗、颓废、缺乏教养、甚至下流的“无文化”象征。或者说，他们有葡萄酒文化，无白酒文化。酒文化不仅在酒，还包含酒具、酒场、酒肴、酒令以及酒态等等，更包含这一切因素融铸而成的意境。论酒文化的物质层面，我们略逊于欧洲人。但描绘酒文化的意境，我们绝对是冠军。这种意境，只有靠诗人的锦心绣口，才能拈出。“绿蚁新醅酒”，“向晚天欲雪”，是酒文化。“豆棚瓜架雨如丝，陶碗对斟说鬼时”，也是酒文化。“登楼拜先生（李白画像），举觥浇黄流。”“青天明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乃至“把酒家吃得醺醺醉，带酒和尚望月归。”意境有别，贵贱悬殊，忧乐各异，但都是酒文化的“形而上”的意境。至如乡场初散，两个山中老汉喝罢大碗酒，灌满酒葫芦，相拥踉跄而行，偏偏倒倒，吓得鸡飞狗跑。还不时停下脚步，搂着耳朵说体己话，又何尝不是动人的诗情画意。曹植“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煎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好比今日五星级饭店大厅里的豪华宴会，当然也是酒文化，惟平民百姓无福消受耳。曹植的父亲与刘备青梅煮酒，闻雷失箸，则是政治枭雄们的酒文化，好比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祝酒碰杯，皮里阳秋，那酒外学问深得紧，常人是弄不明白的。《醉翁亭记》说得好，游人之乐，宾客之乐，太守之乐，猿鸟之乐，各乐其乐罢了。

（注： 洞藏青酒。（李贵云 摄））

（注： 土酒。（李贵云 摄））

若要编一部酒典，页码得以千万计。但如专讲一种酒的故事，茅台酒可能名列前茅。清嘉庆年间到贵州做官的陈熙晋作有《之江棹歌》，之江就是赤水河，中有“茅台村酒合江柑”之句。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遵义人郑珍入川过宿茅台村候船有诗说：“酒冠黔人国”，可见茅台酒早就被公认为黔酒之冠。若比起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李白诗中的善酿纪叟，诚然是晚了一大截。曾见一本茅台小故事，故事里登场的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尼克松、基辛格、里根、叶利钦、撒切尔夫人、普京等等，这份显赫的名单，也就足以弥补李白杜牧领先的那两分。茅台酒一九一五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世界优质酒金牌和奖状。民间曾流传有关此次参展的故事，说是茅酒因包装简陋，参观者不屑一顾，看看展期将尽，送展人急中生智，假装失手将一瓶茅台摔碎在地，大厅里顿时酒香弥漫，引得众人循香而至，这才知道败絮中藏着金玉。这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作家梁实秋也写过类似的一件事：一九三零年他任教于青岛大学，校中有“饮中八仙”，包括他在内。教务长张道藩有一次请假回贵阳，返校时带了一批茅台酒，分赠“八仙”每人二瓶。粗陋的包装引不起兴趣，白酒又非他们所爱，就都置之高阁。后来梁先生的父亲从北京来青岛小住，“一进门就说有异香满室，启罐品尝，乃赞不绝口。于是，我把道藩分赠各人的一份尽数索来，以奉先君，从此我知道高粱一类其醇郁无出茅台之右者。”广见博识的周恩来终其一生独爱茅台，看来是有道理的。

古人中的饮者，我最心仪的有两位。一是晋代陶渊明这位自己耕田种地的大诗人，耕作之暇只有书与酒，爱书如酒，爱酒如书。在他的诗中，酒与书完全融为了一体，升华到一种纯粹的意境。这是出世的饮者。另一个是入世的饮者，苏东坡。他一生历尽沧桑，极热闹极冷落的况味都很熟悉。多珍贵的酒他都喝过，还自酿过名酒“罗浮春”和“真一酒”。但“恶酒如恶人”的劣酒他也照样喝。他倡“饮酒但饮湿”之说，饮酒不论好孬，只要是“湿的”就行。人谓东坡做什么“皆不十分用力”，不论诗文、字画、下棋、喝酒都如此。要是他对某项用上十分力气，成就岂不更大？殊不知东坡诗文书画妙处，正在于这种超脱与松弛状态下的天真烂漫、生机流露。朱自清先生论吸烟一文里幽默地说：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味而抽的是大方之家。然则东坡是饮中大方了。这其实已经超乎酒，超乎诗文，而是一种“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张孝祥语）的人生态度、智慧和境界了。

茶话

（注： 铜仁茅坪茶场。（李贵云 摄））

贵州茶要参加全国茶展，理事者嘱我写一副对联装饰展厅。古今咏茶的对句很多，不难找；但既是贵州厅，最好是与贵州有点关系。于是起身巡视书架，取出几种。头一本《中国茶典》，就把我看得头昏眼花。中国的茶历史茶文化实在太悠久丰富了，难怪听说中国通称的“支那”就源于西人对中国茶的叫法。这部茶典厚达二千五百页，上下册，垒起来比两块砖头还还高一截。搜罗极富，允称一部完备的茶书工具书。可惜校勘粗糙，错字多到无数。选材也稍欠严格，一些诗词与茶无关，许多联语不成对句。但瑕不掩瑜，花偌大力气方便读者，诚为一件功德。

贵州多山间丘陵，温湿多雾，最宜茶树天性，因此上品好茶多不胜数。但一因地势闭塞，产品不出里闾；二来产地分散，从未形成规模。所以虽然自明至清，代有贡品，却创不出大名声。直至今日，贵州茶仍限于令外地亲尝者惊喜叫绝，让聪明茶商用充外地名茶，贱购而昂售，与贵州山水、贵州人才同一处境和命运。

（注： 余庆小腮桥底苦丁茶。（李贵云 摄））

（注： 茶。（罗萍 摄））

《清史稿·食货志五·茶法》将贵州与苏皖鄂浙闽湘桂滇并列为产茶地之“最”，但从云南茶税年九百六十两，贵州仅六十余两，就可见产量之低。民国《贵州通志》说：“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产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石阡茶、湄潭眉尖茶者皆为贡品。其次如铜仁之东山，贞丰之坡柳、仁怀之珠兰茶，均属佳品。而安顺茶香味尤盛，滇商往往来购去改充普洱饼茶。”这段话有三点值得说说。其一是认贵定云雾茶为黔茶之最，深得我心。民国《续遵义府志》云贵定云雾茶“为黔茶之冠，岁以充贡，然岁出常不足额”。多年以前，一位文友赠我一包他家乡的贵定云雾，我诧为极品，他就于每年新茶上市时都送一点，不想品质再不是那回事了。他怕堕了家乡名声，亲自跑回去采购，方知岭南茶商每年都提前赶来，坐镇收购，本地人反而难以到手了。后来又喝到一包品位相埒的，是一位故人的女儿相赠，她却是一点不懂茶，歪打正着的。其二是说安顺茶最香，这也一点不假。我以为绿茶的极品在“三清”：清香、清涩、清苦。一般绿茶都有这三味，难得在一个“清”字。现在许多名茶，或无香，或有而香得不清，多带粟气、糯气，甚至带袁中郎所谓的“豆气”，“草气”。我说的“清香”，可能稍近于茶家认为最难得的“兰香”吧，但也只是“可能相近”，准确说它就是茶香，不是别的。茶带微苦味方厚，但须苦得“清”，苦得微妙，姜白石的词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大概就是这样可意会不可言诠罢。苦得浊就为庸品。清涩最是我喜爱的茶品，却也最为难得。在安顺喝过一次江龙白沙茶，一次蚕种场的瀑布毛尖，三清兼备，永远不会淡忘，但就是产量少，难得喝到真的好的。其实全国的名茶名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三是说安顺茶被云南茶商买了去充普洱饼茶，其实滇茶是大叶茶，制成饼茶，浓厚经泡，几无香味，与绿茶大异其趣。倒是关岭以西土质接近云南，种的也是大叶茶，更适合普洱的品质。前几年，一位老熟人因其孙子开茶店，要我写一副对联，提供自唐至清几种贵州贡茶的名称作参考，我将就那七种茶名凑成一联：

联中七种茶依次为：石阡坪山茶、贵定云雾茶、贞丰坡柳茶、镇远天印茶、普定朵贝茶、开阳南贡茶、大方海马宫茶。贵州的贡茶不止这七种。但是近些年贵州许多名茶，规模生产后，都淘汰了原植，换种成产量高的大叶型茶树，茶味自然也变了。

（注： 贵定云雾茶道。（李贵云 摄））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内迁湄潭，一时间众多大学者汇集小城。他们发现湄潭的自然环境很接近江南茶乡，向政府建议获准，由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此创建贵州湄潭实验茶场，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在湄江饭店举行试新茶集会。浙大“湄江吟社”成员欣然赴会，并即席唱和，留下了《试新茶》雅集组诗，作者有苏步青、江问渔、祝廉先、胡哲敷、钱琢如、刘淦芝、张鸿谟、周本湘等。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教授，且多属自然科学的专家，而能即席赋同题诗，而且是格律严密的七言律诗，那一代学人的文化素养和教育质量，今天听来真如天方夜谭。时值战乱最惨烈的阶段，地在大后方的一角山水，集中了这么一批精英人物，产生了这么一次文化集会，留下了这么一组诗歌，真是贵州文化史上的一段胜事佳话，六十余年后的今天，思之仍令人神往。而且湄潭实验茶场，就是今日省茶科所和湄潭茶场的前身，是第一任场长刘淦芝等先辈留给贵州的宝贵遗产。

（注： 茶山。（罗萍 摄））

湄江饭店试茶雅集组诗中，好句不少，最后我选定的是江问渔的一联：

上句刻画山景，群峦生动欲语；下句点染即事，胜集温馨如歌。

但主事者不喜欢，要用富于宣传力量的广告对联，遂作罢论。不少人看来，在豪华茶艺馆中，靓妆小姐半跪地上，翘着兰花指“做茶艺”，口中念念有词：“高山流水”等等，就叫“茶文化”了。

石话

（注： 屈子行吟（盘江石），杨春伦藏。）

岩石先于人类亿万年而存在，本来两无干涉，但先民藉石以栖息，治石为器用，遂创造了石文明；后来更以人类的审美观念施于顽石，遂形成了石文化。从此人与石缘结不解，绵延万世而不替。华夏民族的审石美学尤为独到和精微，赏石与书法绘画一样，成为中国艺术的代表。十年文化大劫难后期，定居苏州的老艺术家谢孝思先生回贵阳小憩，游红枫湖时拾了一块拳石带回苏州作忆念。后来苏州接待一位外国贵宾，这位老外指名要买一块“中国石头”带回去，别的不要。接待人员茫然，他解释说，就是从国画中照片上文章里看到的、中国人摆在桌子上架子上赏玩的那种石头。接待人员找到苏州传统文化领军人物的谢先生求助，谢老就把这块红枫石给了那位老外作礼物，那位客人大喜过望，称谢不已。谢老告诉我这个小故事时笑道：我们贵州满地都是宝。那时浩劫未过，谢老拾石赠石只是个案，星星之火；他绝对想不到二十年间，玩石竟在全国范围成了燎原之势。

关于人类绘画的起源，有多种的学派和假说。有一位贡布里奇认为最早的绘画和雕塑，来自岩石天然花纹和形态对先民的启示与先民对之的模仿。这说法很合情理，很有说服力。面对一块形象石，崇山峻岭、人物鸟兽毕似极肖；审视一块花纹石，山水花鸟人物纤毫如绘，除了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叹叫绝，不能置一辞。而且“天工”那份匪夷所思的想象，行云流水的章法，是人类艺术家的意匠所无从比拟的。曾见一块盘江石，形如一个扎鬏仰面的少妇，侧面右向，眼睛和嘴唇微凹；但同时又是一个侧面左向的老妇头像，少妇的发鬏成了老妇的大鼻子，少妇的颈项成了老妇的瘪嘴巴。青年的丰腴，老年的枯瘠，惟妙惟肖，简直塑造出了人生的哲理，乃为它取名《人生》。又见一块武陵石画，纯乎一幅风景油画，中部横亘一泓小湖，对岸的高树，此岸的灌木，天空的云彩，水中的倒影，无不宛然俨然，而且是一片印象画派的朦胧氤氲，遂借用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名篇《茵梦湖》名之。有一位油画家朋友看见，感叹说：在右下角签个名，送去参展就要拿金奖。大自然不仅仅是为人类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题材和素材；自己动手创作起来，也比人类艺术家技高一筹。然而这类穷尽形相的奇石，犹在“形而下”；更有一种无迹可求，不可言说，对之只觉物我俱忘，从内心顶礼赞叹的更高品位的奇石。那是神品，语言无功了。

（注： 龟步行（绿豆石、出普定三岔河），钱理群藏。）

中国的赏石（我觉得说玩石更有味些，玩味、把玩，比欣赏更深入精微一层）文化，当然历史悠久。《诗·小雅·天保》的祝祷之词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在九个吉祥语中，山石占了一多半，已经把山石作为了长寿、坚贞、牢固等概念的载体。唐代绘画《职贡图》（传阎立本绘）里，画了作为贡品的玲珑山石，可见赏玩奇石在隋唐之际已成为皇家贵族上层人士间的时尚。诗圣杜甫流亡四川，发现“江间饶奇石”，而白居易《太湖石记》说丞相奇章公嗜石，“众皆怪之”，可见此风尚未普及。此公“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时，与石为伍。”他专爱太湖石，大量收集，园内“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纯乎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奇石园了。宋代玩石之风大盛。《水浒传》里众英雄聚义梁山泊，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就起因于宋徽宗大敛“花石纲”的苛政。今日江南好几座著名太湖石，如苏州的瑞云峰等，就是当日要运往艮岳，未能运走而留下来的。一座虢州月石屏，就引出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三大北宋诗人的题咏。欧阳修的《菱溪石记》说，“菱溪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徙，故得独存。”可见好石者觅石取石的规模很大。第一部奇石专著《云林石谱》（杜绾）也问世于宋代。米芾和苏轼这两位可亲可爱的北宋大艺术家的深厚石缘，更是后人耳熟能详的佳话。“米老拜石”成为玩石的经典掌故，国画的不衰题材。东坡爱石，屡见于诗。他珍藏的“仇池”石“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另一块“雪浪”石“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为它把书斋也命名为“雪浪斋”。有一块被他起名“壶中九华”的奇石，想以百金买下未果，就被贬南下，思念之余，作诗咏之，赞其势曰“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八年后再过湖州，此石已归别人了。十分惆怅，又作七律自解：“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米芾把奇石（主要是太湖石）之美归纳为“瘦、皱、漏、透”四字；东坡又概括为一个字：“丑”。这里的“丑”字不是丑陋难看之意，而是奇崛妩媚之意，是“文而丑”。清代郑板桥释其义说：“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米芾）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刘熙载《书概》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南宋萧德藻咏古梅说：“丑怪惊人能妩媚”，近代诗评家陈石遗认为这样写梅花，比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名句品位更高，叹曰：“梅花诗之工，至此可叹观止。”京剧的大花脸脸谱、造型和表演就深含“丑怪惊人能妩媚”的美学意境。其实在生活中，人们同样会觉得棱角粗犷的“硬汉子”远比“奶油小生”耐看，是同一种审美品位的道理，美得有内含，“信息量”大，就胜于美在浅表，“信息量小”的美。“丑之美”，这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明清以降，赏石风大盛，爱石者更夥，形诸诗词文赋者不胜例举，石谱专著也络绎出现。日益扩大观赏的范围，不断发现新的石种，赏石观念日增其广度深度和厚度。在绵延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姿多彩、丰富至极的中国奇石，与状物寄情、曲尽其妙的中国文学形成了一个共生体，石给诗人以灵感，诗人给石以灵魂。白居易问：“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而公嗜之何也？”然后借友人的话回答：“苟适吾志，其用则多。”陆游则说：“石不能言最可人。”奇石之能适志怡性，若非其人，壶中九华还不如半载砖头可以垫桌子脚。若非其石，叫苏东坡咏青石板也只有交白卷。壶中九华、雪浪石、米芾砚山等等名石早已不存，然而却活在诗里文里，确实是“尤物已随清梦断，真形犹在画图中。”不仅奇石而已，黄鹤楼、岳阳楼、寒山寺可以一毁再毁，一建再建，永远是千古名胜，靠的就是那两首诗一篇文章。中国文学对中国名物的贡献太伟大了。《聊斋志异》中《石清虚》刻画那块“清虚天石供”的神妙：“石径尺，四面玲珑，峰峦叠秀……每值天欲雨，则孔孔生云，遥望如塞新絮。”我对奇石的喜爱，就源于少年读到这段描写所受到的诱惑和向往。

（注： 子不语（黔墨石），杜应国藏。）

石头对于国画，更是重要角色。山水画自不用说。花鸟画须配一块奇石方有骨，人物画须凭一石方有品。而且奇石自身就是国画的传统题材，历代专画奇石的《石谱》众多。苏东坡就以善画丑石著称。贵州籍的老画家谢孝思先生善画石。文革期间，贵阳刘生到苏州向谢老的夫人刘叔华学画竹，谢老说，学画竹还要学画石。人不可无友，竹也不可无友，石头就是竹子的良友。当场画了十张独石册页，笔歌墨舞，造型清奇，成为谢老画作的精品。刘叔华先生是吕凤子大师的高足，画竹造诣不让古人，谢老常为她的竹子配奇石，其中多件足堪传世。

奇石的形状或纹理“像什么”，决定它审美品位的高低。像观音的石头，比像牛魔王的石头肯定更珍贵。一块酷肖连皮猪肉的奇石，绝对不可能与一块形似庐山飞瀑的奇石在美学上相比拟。然而人类的审美活动正因多方面多层次而丰盈。就像花鸟画既画兰质梅格，也画小老鼠上灯台。尤其奇石是大自然无心的“偶成之作”，而竟能与千种百样的生物惟妙惟肖，则不论所肖物的大小雅俗，都能引发对不可思议之鬼斧神工的欢喜赞叹，得到绝大的美学享受。从根本上说，人类的审美活动正属于游戏心理的范畴。

《宋稗类钞》记米芾守涟水时，地近灵璧，他收蓄了许多奇石，一一品目，锡以佳名，一天到晚闭门摆弄。杨按察使听到反映，上门来警告他：朝廷以千里之地交付给你，应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办事还唯恐来不及，怎么能够终日玩弄石头呢？元章不回答，从左袖里摸出一块奇石，“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他举着石头问杨使：这样的石头能不爱吗？杨不看也不说话。元章又从袖子里取出一块石，“叠嶂层峦，奇巧又甚”，杨还是不看。又取出一块，“尽天画神镂之巧”，问杨：“这样的石头，能不爱吗？”杨使忽然说：不光你爱，我也爱！一把抢过去，登上车就跑了。面对极奇极美的玩赏石，人人绝叹之余，确实会不自觉地生出拥为己有的觊觎之念。在一般人，离开后也就会淡忘了；但如果是权势者，就难免会选择巧取豪夺的行为，酿出《聊斋志异》中邢云飞为石头，《红楼梦》中冯呆子为扇子，弄到家破人亡的惨剧。古贤告诫的“玩物丧志”，提倡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是没有过时，值得今人自警的。

奇石本无所谓价值价格，价值价格是人强加给它的。奇石成为商品，并且是热门商品，就会出现恶炒，就会有人因之得利，也会有人因之吃亏甚至受害致祸。这已超出玩石文化的本义，更加与奇石本身无关。我曾诌过几句《奇石偈》，以申此义：

贵州素称山国，石种自当不少，但过去赏石风气不盛，多着眼于石材资源，如做砚台的思州石、织金石，做印章的平塘石，做石雕的梵净山紫袍玉带石等。文士们玩赏的，仍然是英德、灵璧、雨花等传统名石。随着奇石之风的兴起，过去长在深闺人未识的贵州许多石种陆续现身。如以质色胜的乌江石、以形态胜的盘江石、以五色胜的马场石、古拙陆离如钟鼎的铜石，深邃斑斓的蜡染石，瘦皱漏透的黔太湖石，宛然彩绘山水的平塘石，等等，逐渐引起省外石界的兴趣。古生物化石（贵州龙、海百合、鱼龙）和各种矿物晶体，更是贵州的特产。在千姿百态的华夏奇石世界中，黔石虽属蕞尔小邦，却也有几分异军突起，偏师取胜的锐气。在一些不仅弆藏富赡，而且热心公益的朋友们的努力下，连续编印出版了《贵州奇石》、《黔中奇石》、《凉都藏石》、《盘江奇石》等大型图册，多次举办展览和研讨活动，加强交流，让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石界朋友认识了贵州石，多知道了贵州省。

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草于适斋

（注： 马场石，梁成刚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