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远卫所的滥觞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维护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军事上创立卫所制，从京师到郡县，普建卫所。据《明史·志第六十六兵二卫所》所述，根据因防设卫的原则，“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即在交通枢纽、战略位置重要的城镇设卫，在乡镇设千户所，在关口险隘处设百户所，卫领导所。镇远卫是贵州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卫，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设置，初隶湖广都司，后属贵州都司。镇远卫的设置，是明朝卫所制度与当时贵州防御的需要，也是镇远在贵州省特殊地位的产物。

镇远置卫是由其地缘优势决定的

镇远在中国西南地区，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因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形成了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可谓天然之战略屏障。

明代镇远城位于阳河畔，四周皆山，顾祖禹在其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镇远的山：中河山在府治东半里，有两水夹流，山处其中；铁山在府城东北三里，石皆铁色，下为铁溪；古牛崖，府东三里，其有石侧立，上多树木；笔架山，在府东南五里，三峰并耸；石崖山在府治北，石高百仞，屹立如屏，亦曰“石屏山”；山右有路旋绕屈曲，名“九曲冈”；双峰山，在府西三里，一名“平冒山”；狮子山，府治西南，自东南望之如狮，自北望之如展旗；观音山，府东十里，岩石错立，俗名“观音岩”；太平山，在府东二十五里，上有水池，虽旱不涸；巴邦山，在府东南四十五里，周围陡绝；思邛山，在府东南八十里；都来山，在府东南九十里；鼓楼坡，府西南十里，冈阜重复，状如鼓楼；马场坡，在府东十五里，两旁皆深谷，中有一路，为戍守要地；大洞，在府东五里分水岭南，俗名“七间屋”。这些山，重峦叠嶂，雄浑险峻，原始森林葱茏茂密，豺狼虎豹等野兽频频出没，形成一道道天然屏障，护卫着镇远城。汹涌澎湃的阳河，鱼肥虾壮，河水蜿蜒，以“S”形穿城而过，北岸为府城，南岸为卫城，俯瞰颇似太极图。古人又称其为“太极镇”，这一称谓源于清代镇远知府汪炳璈《太极图》对联“平洲如画初三月，流水成文太极图”。镇远城集“雄”“险”“要”于一身，关键在于自然界巧夺天工、不遗余力地造就了它。对镇远山的雄险要，林则徐在《镇远道中》作了精彩地描述：“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盘陟崩石来无端，山前突兀复有山；肩舆十步九扶掖，不尔倾蹶肤难完。传闻雨后尤险绝，时有奔泉掣山裂；此行幸值晴明来，峻坂驰驱已九折。不敢俯睨千丈渊，昂头但见山插天；健儿撒手忽鸣炮，惊起群山向天叫！”

⊙镇远府城垣

古人因险置隘，因隘筑关，又因关筑城。镇远卫所在各重要关口山上置为寨，寨为关的治所；山下筑郭，筑城。城为山的灵魂，山为城的表形。山卫城，城拱山，镇远的山和城铸就了一把开启滇楚大门的锁钥。可以说，这就是镇远古城文化生命的依托、延续至今的引擎！《管子·度地》曰：“（垣）内为城，（垣）外为郭。”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故又把“城”称为城郭。镇远城是滇楚通道坐标上的一个重要城镇，是明王朝权威的象征，是一座特殊的城镇。正因为镇远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明王朝才选择这里作为卫所之地。

镇远置卫是保护交通畅通的需要

明代镇远府、卫两城是我国西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有五条驿道在此交汇。最重要的是滇楚大道，向西可到贵阳、安顺、盘江河、普安、曲靖、云南府至安宁、楚雄、下关、大理、永昌、腾越可达缅甸新街，向东可至湖南晃州、芷江县的榆树湾、洪江、辰州进入洞庭湖达武汉。向称“黔东重镇，滇楚要冲”，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载：“故镇远者云、贵之门户也，邛水、施秉者镇远之噤喉也。欲通云、贵，当守镇远；欲守镇远，宜经营邛水、施秉等司县。此形势之可考，事理之必然也。”这里群山莽莽，既是京师与滇楚保持联系的驿道，又是中原往云南，通向西亚、东南亚的“南国丝绸之路”。其次，是镇远至石阡、思南乌江进入四川的驿道。明人王士性在所著《广志绎》书中是这样描述这条通道的：“思、石之间，水则乌江，发源播之南境，下合涪江，陆与水相出入，此川、贵商贸之咽喉也，即古牂牁夜郎地。”其他三条古驿道则是镇远至思州、铜仁，镇远至天柱，镇远至铜鼓到五开。

这五条通道上关隘重重。顾祖禹在其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镇远的关隘：油榨关府西三十里，旁有二仙坡山，二峰突立，其状如人，崖壁险固，控拒所资；焦溪关，在府东三十里，临蕉溪上，有蕉溪桥；府东三里有复古关；府治东有东关；城北有北津关；西北有镇西关，旁有西关泉；府西三里有西南坡关；西二十里有望云关，相近者曰“九曲关”；铁溪关，在城东北铁溪上；瓮蓬关，府西五十里，为戍守要地；府东二十里，有梅溪关；清浪关，在府东七十五里，清浪卫治于此；烂桥关府西七十五里，镇阳江西岸长坡上；紫冈关，在府西八十里；老鹰关，在府东北九十里，与思州府都素司接界；凯料关，在府北九十里，与石阡府接界。上天造就的这些关隘真是鬼斧神工，两山对峙，形如门户，易守难攻。这五条通道促使镇远成为当时的交通枢纽，这样的地位直至清代后期，在有轮船、汽车前，镇远的交通枢纽地位都未曾变化过。

总之，为保证“云南道路往来无碍”，各关隘必须驻扎重兵，严防死守。因此，明廷在镇远设置卫所，在所必然。

⊙古城墙

镇远置卫是保护商贸活动的需要

明代是镇远商贸发展的鼎盛期，这里商人云集，形成了八大街市。明万历《贵州通志·镇远府》记载了外地客商，无论溯江而上，或驿驰而来，大都在此驻足。他们结伴而来，定居于此，专事商业活动，在城内形成了沙湾市、辰州市、南京市、江西市、饶州市、普定市、州街市、东关市等。

镇远控驿道而濒阳河，“辰之以此为上游”，而驿道在此运转，实为“水陆之会”“滇黔门户”，故“舟车辐辏，货物聚集”。《镇远府志·序一》中冯光熊对镇远的繁荣作了这样的阐述：“余昔从征缅甸，抵镇远，见其山川雄峻，据沅、湘之上游，当滇、黔之孔道，为西南一大都会。其间溪流之峭急，民苗之萃集，凡余踪迹所经九州形胜之地，镇远实居一焉。”那时，缅甸、滇、黔等地的特产，从这里运输到中原、沿海，中原、沿海的百货从这里运往黔、滇、东南亚等地。祝圣桥魁星阁联“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滇产铜、锡只值三十文，到达镇远其价值高出产地二三倍。西来西去的货物走茶马驿道，均由马帮队驮运。东去东来的货物，改走水道，用木船运输，这些船只，“大者曰辰船，容二十余人，船至辰沅而上，小者曰鳅船，容三、四人，可溯五溪直达水”。当时晋、秦、浙、苏、院、赣、粤、桂、闽、湘、鄂、川、冀、鲁、豫、滇等十六省商人由水旱两路纷至沓来，开展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并在镇远修建了十大会馆。由于外来人口迅猛增加，民事纠纷也就日益增多，周边盗贼乘机作乱，为确保商道的畅通、商贸活动的正常进行，维护来往客商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必然需要在镇远设置卫所，驻扎重兵。

镇远置卫是镇边民控土司的需要

明朝建立初期，镇远地方动荡不安。由于屯军侵占了苗、侗人民田土，又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民众多次爆发起义。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在吴勉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古州一带十二长官司的民众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到20多万众。统治者多次进剿，都以失败告终；义军节节胜利，不仅一度摧毁了朝廷在湘黔桂边区的地方政权和军事机构，而且直接威胁了坐镇湖广的楚王朱桢，他多次向朝廷奏请出师，而后明廷派遣大量军队对义军进行围剿，在强大的明军围剿下，吴勉与其子吴禄被捕，慷慨就义，起义失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五开洪州诸洞民众，发起暴动。半个多月后，五开堂崖诸洞民发起反压迫的斗争。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五开、容江、巴黄、银濑等洞民众暴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古州上婆洞民林宽聚众起义，义军乘胜攻破龙里千户所、新竹，后又突破平茶。朝廷派大军镇压，义军经过半年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这些起义虽然都被明军镇压下去了，但极大地打击了朝廷在此地的势力，摧毁了该地的一些军事设施，严惩了一些守卫官兵，对边地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明统治者认为，只有用武力镇压，才能使边民屈服，这也成为镇远设卫的原因之一。

镇远卫为“边六卫”之首，与平溪、青浪、偏桥、铜鼓、五开五个卫一起，形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构建了严密的防护带，一旦起战事则可以相互支援。“边六卫”直插思南、思州腹地，将土司领地拦腰切断，分割为两部分，使之不能形成合力。同时，卫所军队还时时监视土司行动，深入土司领地熟悉地形，一旦有机可乘，便可出兵镇压，实行改土归流。据《镇远府志》载，至元末年，因镇远州知州田茂安降明玉珍而使思州田氏开始分裂，到明初思州分成为思州、思南两宣慰司，之后，两宣慰司仇杀不断。永乐年间，思州宣慰田琛与思南宣慰田宗鼎争沙坑地又积新怨，两边攻杀更为惨烈，朝廷“屡禁之，不能止”（《明史纪事本末》）。最后，命镇远侯顾成以兵压其境，将其镇压，革除二宣慰司，以其地建八府，即思州、黎平、新化、石阡、思南、铜仁、乌罗、镇远等。如果不是预先设置这“边六卫”，没有几万明军驻扎这里，要除掉田氏两土司将困难重重，后来贵州建省也将成为空中阁楼。

镇远置卫是保卫镇远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需要

《明史·志第二十二（地理七）》载：“洪武二年降镇远府为镇远州，属贵州布政司。正统三年五月，将镇远州并入镇远府。弘治十一年废金容金达长官司置镇远县，附府郭。”贵州建省初，镇远设置行政机构时，周边土地，除屯地外，均为土司管辖之地和不纳税、不服劳役的生界之地。在这样极其不利的环境下，迫使镇远卫所不但要履行地方军事防务之责，更要担当地方行政机构运转和保卫的重任。

众所周知，行政机构的运转需要税赋和劳役。明代其他行省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转，全靠“鱼鳞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提供赋税和劳役。但辖于贵州省的镇远行政机构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镇远行政机构周边，除屯地外，就是土司领地和不交赋税、不服劳役的“生界”之地，这就不可能为镇远行政机构的运转提供赋税和劳役。当时，唯一能给镇远行政机构提供赋税的，只有商税和门摊钞。由于卫所驻军保护了这里的商贸活动，保护了这里的大市场，保护了东西来往客商的权益，进而保护了赋税的来源。据《贵州通志·镇远府》记载，当时这里，岁征商税、门摊钞二万四千六百五十四贯，税课局额解税银十七两，为全省之冠。留存的商税和门摊钞，主要用于支付本地行政机构各衙门官吏的俸禄和儒学师生吏的俸月粮等。上解银两主要是朝廷官员的俸禄及军粮、马草、银差、力差等费用。

⊙苗疆长城东段烽火台

⊙苗疆长城西段烽火台

镇远卫还为镇远行政机构提供交通劳役。交通劳役，包括货物的运输、过往官员的服务、各种文书的传递等，这些劳役全都由军户承担。明人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以军夫。辰州以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十二时天地暗（勿目），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每出必披毡衫，背箬笠，手执竹枝，竹以驱蛇，笠以备雨也。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紧接着他又以哀叹的口吻写道：“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从上述王士性描述的情况可知，驿道上的军户们承担的劳役比非军户承担的劳役要繁重得多，劳役中的军户们，在陡峭的山崖、崎岖的道路上行走，途中不时有毒蛇猛兽的袭击，更艰难的是这里气候变化无常，有时阴雨绵绵，有时雾霭漫山，有时大雨滂沱，军户均要承受如此恶劣气候的肆虐。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正因有了镇远卫所军户的艰辛劳役，才可能有镇远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