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登录

目录

11 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萌芽
所属图书：《都市里的村庄：镇山》 出版日期：2015-08-01 文章字数：1916字

11 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萌芽

1995年5月1日，在贵州省文化厅举行了生态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苏东海先生在他的学术报告中说：“这次外宾和我们一起考察，接近了贵州的多民族，这些文化扑面而来，使杰斯特龙先生兴奋不已、激动不已，对我们贵州民族的多元文化激动不已。1986年我到贵州看了不少，有20个县，这次又看了一些，在认识上比过去更深了一些，感受上更丰富了一些。何况杰斯特龙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文化，而且这些文化色彩各异，所以他非常激动，认为贵州不仅有条件建一个生态博物馆，甚至可以建一个生态博物馆群。现在比较成熟的如花溪镇山布依族文化体，相当成熟，这实际上已是一个准生态博物馆了，只要在理论上使它的思维方式变化一下，那它基本上就是一座生态博物馆了。”

苏东海先生指出只要在“思维方式”上转变一下，镇山就是一座生态博物馆。因为在“课题组”考察之前，我们对镇山还停留在露天民俗博物馆的思维方式上，当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当然也不可能有生态博物馆的思维方式。这次考察活动，苏东海和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给贵州传授了生态博物馆的知识和理念。

屯墙

由于得到苏东海先生的点拨，对镇山原来的建馆思路不得不作重新认识。1994年计划筹建的“镇山露天民俗博物馆”存在着两大问题，虽然在理论上作了一些探究，但没有突破，所说的“露天民俗博物馆”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博物馆的框框，而且将一个活的文化社区掩埋在静态的展示之中。第二是异地保护的弊端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片面地抄袭国外的模式，没有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理念先行，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因为在瑞典所建的斯坎森户外民俗博物馆和我们要建的露天民俗博物馆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100多年前瑞典美丽的乡村被工业革命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工业小区，乡村被毁了，那些代表乡村的农家建筑散落在远离工业区的穷乡僻壤，成为乡村生活记忆的载体。在这种背景下，瑞典人黑若里尔斯在他的家乡创建了第一座户外民俗博物馆——斯坎森户外民俗博物馆，这一创建符合瑞典的文化背景。而今在贵州的民族村寨仍然保持着村寨的古朴和环境的优美，工业产品和现代建筑材料只出现于城镇，那些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建筑仍然存在于民族村寨和古镇之中，孤立存在的是非常少见的。如果刻意地搬迁进行异地保护则违背了生态原则，一是会造成对整体文化景观的破坏，使建筑脱离它的生存环境而变成十足的“古董”，降低了它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此外，也不符合文物经费十分紧缺的财政状况，搬迁一栋传统建筑需要技术和财力，它比新建一栋同样体量的建筑所花的费用多得多，财政的能力是决定因素。在管理成本上花费就更大了，特别是古建筑的加固维护费用会越来越大，最后成为不堪重负的财政支出。

因此，用什么方法和模式，对镇山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

苏东海先生认为：镇山布依族文化体已是一个准生态博物馆了，换句话说，它已经接近生态博物馆。

什么是生态博物馆？这次学术报告会得到了专家比较透彻的论述，同时也让我比较系统地阅读到有关生态博物馆的资料。

学术报告会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博物馆领域正处在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前沿。经过短期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已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西欧和南欧约70座，集中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北欧约50座，集中于挪威、丹麦和瑞典；拉丁美洲约90座，集中于巴西和墨西哥；北美洲约20座，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此外，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生态博物馆的出现。在各国，又因文化环境及人力、财力的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是处于当地居民保护自身文化的强烈要求考虑的，其他一些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参观者的需要。

最后，学术报告会在《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指出：“课题组除对在梭戛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进行了科学考察论证外，还考察了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村寨，其中发现，在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黎平县堂安村、锦屏县隆里古城具有开发生态博物馆的巨大潜力，这些地方的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希望外界了解他们独特的文化，各级政府亦有开发这些民族文化资源的强烈愿望。同时，上述三处村寨（古城）的民族文化资源与梭戛苗族相比，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在向生态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中均不需要大量的硬件投入。鉴于此，课题小组认为，一个分别代表着苗族、侗族、布依族和汉族四个民族的生态博物馆群在贵州省的形成有着令人乐观的前景，应在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经验基础上，对其他三处村寨（古城）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做出规划和研究。”

由上述可见，镇山，一座生态博物馆正处于萌芽状态之中。

都市里的村庄：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