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以石为棺墓葬

汉代的墓葬有哪些？如果按单个墓葬的统计来说，可用数以万计来形容，但这些数以万计的墓葬于大众来说也仅是一个数字而已。在我们的印象中，能数得上来的也多是那些汉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世人被它们里面所出土的精美文物所吸引；但这些为我们世人所知的墓葬仅为汉墓中的沧海一粟。

如果要探究汉墓的发现史，最早可上追溯至19世纪晚期中、英、法和日本学者对四川地区崖墓进行的实地调查和研究。1877年，英国学者巴伯（E.Colborne Baber）在四川考察崖墓时，惑于当地乡老和志书之说，误认为“蛮洞”；1903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崖墓的调查标志着将崖墓作为一种古代墓葬来考察研究。英国学者陶然士、贝福特，法国学者法占，以及中国学者商承祚、卫聚贤、常任侠、郑德坤等不少中外学者都对崖墓进行过调查和研究 ^[1] ；这种崖墓大多分布在四川盆地，在云南和贵州也有少量分布，部分地区流行的时间还较长。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考古发掘的墓葬数目急剧增多，其中尤以汉墓资料为最，有洛阳烧沟汉墓 ^[2] 、长沙马王堆汉墓 ^[3] 、满城汉墓 ^[4] 、北京大葆台汉墓 ^[5] 及广州南越王墓 ^[6] 等，这些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为汉墓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尺。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又接连不断有各个时期且形制不同的汉墓被发掘，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发现，把沉睡在地下2000余年的高规格墓葬和随葬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宗日遗址石棺葬墓

迄今，我国所发现汉墓的形态大致有以下几种：木椁墓、砖石墓、土坑墓和土洞墓等，其中以土坑墓和砖石墓的数量最多，贵州亦不例外。目前在贵州黔西南、黔中和黔北等地区发现的汉墓亦主要是砖石墓，时代以东汉时期为主，出土的器物也是东汉时期的常见器物，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几无差异。

虽然汉代时期的中原汉文化对当时贵州的影响很大，但在少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与中原文化相异的文化因素。目前在黔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板墓即为其代表，主要是贞丰县的浪更燃山石板墓群 ^[7] 和兴义的老坟山石板墓群 ^[8] 两处。这种石板墓一般都较狭小，长2米左右，宽约50厘米，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墓主在下葬时并没有木质的葬具，而是直接以石板砌成的墓室为棺，对这种形态的墓葬，也称为“石棺葬”。

张家台墓地石棺葬墓

石棺葬是一种独特的丧葬形式，在我国境内的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半月形带上都有分布 ^[9] ，距今5300～4600年间分布在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就有该类墓的存在，在黄河上游的青海省同德县宗日墓地发掘出的墓葬中，就有石棺葬墓8座 ^[10] ，但这种石棺墓中有部分可见木棺作为葬具，这种与我们贵州发现的石棺葬还有一定的差异。

在年代稍晚的半山文化（距今4600～4300年）中，于甘肃景泰县张家台的一处墓地中发现了近十座石棺墓 ^[11] ，同时期的石棺葬在兰州焦家庄 ^[12] 和十里店遗址中也有发现，在该地区处于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距今3600～2600年）和卡约文化（距今3555～2690年）也发现有石棺墓的存在。

之后大约在商周之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出现了典型的石棺葬，由于这种墓葬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地河谷，自然条件亦较差，因此当时便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强烈土著色彩的民族墓葬，在石棺葬内随葬的双大耳罐带有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其余以武器、工具和小件装饰品为主的青铜器随葬则带有浓郁的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文化色彩 ^[13] 。

这些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石棺葬，其年代最晚可至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石棺葬，迄今在贵州还没有发现；而在贵州发现的却是石板墓，其年代在汉代。

石板墓，是以石板或石块在方形土坑内砌成墓室，放置比墓室略小的葬具或直接以仅比死者略大的墓室为葬具，用以埋葬死者的一种墓葬形式。石棺墓作为石板墓的一个类型，则是以石板砌成石棺作为葬具，直接将死者放置于石棺内；它们的区别在于石棺墓是以石为棺。 ^[14]

贵州地区的石板墓在20世纪中后期鲜有发现，直到近二十年调查工作的开展，才基本弄清了该地区石板墓的分布范围，它们多分布在黔中地区，目前在贵阳、安顺、平坝、普定、织金、凯里、六枝等地都有发现。它们的形制多样，其中既有以石为棺的石棺墓，如清镇干河坝石棺墓 ^[15] 和平坝马场坟坝脚墓群 ^[16] ；亦有可见棺木的石板墓，如贵阳花溪洞洞坡墓群。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墓室都较小，从被盗掘出的铜钱、铜饰和釉陶器等器物特征可以推断它们的年代应多在宋明时期 ^[17] 。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石板墓，就是水族的仿干栏式石板墓，墓上结构是用厚石板砌成一层或多层石棺，棺内无人骨或随葬品，在石棺下有墓穴，墓穴内再用木棺作为葬具来埋葬死者，随葬银质装饰品有发钗和发簪等，可将这类墓葬归入石板墓范畴，此种形态墓葬多见于三都和荔波地区，年代也较晚，多是清代 ^[18] 。

上述石板墓多被认为是代表生活在贵州的土著民族的墓葬，其最早年代只能到宋代，直到2007年对北盘江的考古发掘，在贞丰浪更燃山发现了数十座石板墓，才将这种形态较小的石板墓年代上推至汉晋时期。随后在黔西南地区修建晴兴高速公路钻探时发现兴义万屯阿红先秦时期遗址，在发掘阿红遗址的过程中又新发现了万屯老坟山石板墓群，它们的形制也与浪更燃山石板墓相似，发掘者认为，老坟山石板墓的时代较浪更燃山石板墓稍晚，这两处时代前后相续的石板墓的发现，为贵州早期石板墓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材料。

正如同考古上多数墓葬的发现一样，浪更燃山石板墓的发现却带有偶然的因素，现在让我们回到七年前的那段岁月。

2007年4月开始的北盘江边望谟县水打田遗址的发掘已持续一段时间，期间不时有硬纹陶片出土，灰坑和灰沟等遗迹现象也有发现，这些现象让我们在闲暇时间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分布面积达一千余平方米的遗址内，出土数量众多的陶片说明当时在江边生活人口不会少，既然有较多的人群在此生活，那么他们死后的埋葬地点又会在哪儿？联想到在发掘之始，我们曾在遗址靠江边的断壁上清理了一座用陶罐作为葬具的瓮棺葬石板墓，说明当时人们在死后会在附近择地安葬，这让我们意识到在这附近可能会有更多的墓葬发现，于是，我们决定从工地上抽调一名当地的村民与我们一起对遗址周边的地点进行调查，以期有所发现 ^[19] 。

瓮棺葬石板墓清理

水打田遗址背山面水，在高出江面十余米的一级台地上。发掘的季节正值甘蔗长得茂盛的时候，人立于甘蔗地中，个子稍矮一点的人连头都看不见。顺坡向上走，可见逐渐茂密的树木，布依族村寨就隐约分布在其中；如遇见雨后起雾的天气，则是另一番风景。

浪更燃山石板墓地远景

我们沿江边逐一对那种裸露在外的断崖或地表进行了刮剖面和踏查工作，但数日却一点收获也没有，心中不免有一丝失落，于是反思是否是调查的思路出现了偏差。通过反思，改进了工作方法，发挥当地村民熟知本地情况的优势，将遗址内发掘出的陶片让村民辨认，然后再问其是否在平时生活中见过诸如此类的陶片；另外，嘱托村民在放工之余到他们居住地的周边去转转，看能不能有所发现，如有发现就给予数百元的奖励，果然几日后通过这种方法有了出其不意的收获。

一日午饭后，在我们工地做工的一位村民很高兴地走到我的面前，说道：“杨队，你原来说在其他地方找到工地上挖出来的那些瓦片有奖励，这话算数不？”“当然算数，你只要找到了其他出陶片的地方，并带我们去确定，那我马上就给你奖励，我们相处这么久，你难道还不相信我们不是？”于是，他从裤兜里掏出几片东西给我，“这就是我们工地出的陶片。”我很确定地说道，并进一步问他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捡来的。他用手指着遗址对岸的半山腰说道：“喏，就是那片没有长草，光秃秃的半山坡上。”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那片山坡比我们现在发掘的地方要高一点，山顶被树木覆盖，绿油油的成一片，半山坡却是很大一片黄色泛白的泥土，到靠近江边才有几篷竹子映衬着，显得格外显眼。

墓地调查

在这位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江对岸，穿过江边竹林顺着干涸的坝社河，行走约十分钟向山上爬行。在山上，远观有两条冲沟顺山势而下，把那片光秃秃的坡地分成三片，约五分钟路程就到沟边，在沟内可见少许的零碎硬纹陶片杂乱地分布着。这地方一看就是生土层面，沟内出现的陶片不可能是地层中冲刷下来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这片坡地内有墓葬的分布，墓葬被破坏之后遭遇大水的冲刷，使其墓内随葬的东西被冲掉而显露出来。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在山坡上仔细查找起来，果不其然，不一会儿就发现了有少量薄石板的顶部竖立在地表，再依它们的方向清除周边的少许泥土，用成片薄石板砌成的长方形墓室就显现出来。这一情况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块坡地内有墓葬的分布，因此，这里成为我们下一步要发掘的区域。墓地的发现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两类石板墓分布示意图

长方形石板墓平剖面图（M14）

石板墓清理前形态

经过发掘，我们确定浪更燃山墓地内石板墓分为长方形石棺墓和瓮棺葬石板墓两类，它们有少部分墓葬交错分布，但均无叠压或打破关系。

长方形石棺墓是先挖一个长方形土坑，然后以数块薄石板或石块砌成长方形作为石棺，有的于棺底平铺卵石、石子或小块石板，尸体直接放于石棺内，部分墓内有随葬品，棺盖大部分用数片薄板石拼成。墓向多南北向，头向南，墓长1.6～2.0米、宽0.5～0.75米、深0.15～0.4米，墓内人骨保存极差，可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为装饰品，放于腰部，主要有铜镯、铜牌饰、指环、串珠和铁带钩等。

瓮棺葬石板墓与长方形石棺墓的主要区别是在石板砌成的墓室内盛放陶罐作为葬具，陶罐内再殓盛尸骨，墓室相对较小，多数仅够容纳一个陶罐，墓圹长约0.4～1.0米，陶罐内随葬铜钱、铜镯和铁带钩等器物，葬式为二次殓骨葬，多为股骨、肋骨和头骨，无灼烧痕迹。

随葬器物

作为葬具的方格纹陶罐

大部分墓葬中未见随葬品长方形石板墓中，有10座出土有随葬品，种类包括铁带钩、铜带钩、铜镯、铜五铢钱、绿松石珠和银指环等。瓮棺葬石板墓中，有8座出土有随葬品，种类包括铜镯、铁带钩、陶纺轮、银指环、铜货泉、铜牌饰和玉玦等；而在墓室内发现陶罐的共10座，其中陶罐保存较好的4座（M46、M48，M49，M64），在M49、M63和M64的陶罐内发现铜镯、铜牌饰、银指环等装饰品。

通过把瓮棺葬石板墓内所随葬的五铢钱和作为葬具的方格纹陶罐与广西和贵州同时期墓葬进行比较，确定它们的时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而长方形石板墓与瓮棺葬石板墓两类墓葬在墓底铺卵石或石板的葬俗又反映它们之间应有一定联系，从两种形态墓内所出铁带钩的比较中，可判断它们应属于同时代的墓葬。同处于一个墓地，也说明它们应为同一人群的墓地。

那么，对同一人群为何又采取不同的埋葬形式呢？

我们可作如下推测。

瓮棺葬石板墓（M49）

墓地内两种形态墓的葬俗各异，特别是瓮棺葬石板墓内陶罐所殓葬的人骨并不完整，多为头骨、肋骨和股骨，部分有趾骨，堆放次序自下而上分别为股骨、肋骨和头骨，面朝下，骨头无烧灼痕迹，少部分墓在肋骨处放置铁带钩或铜镯等装饰品随葬。出现这种葬俗的原因，目前有几种观点：1.对“凶”死者的一种葬俗；2.对已故亲人的思念，因居址迁移，不忍心抛弃故人，便将其带入新住地二次埋葬；3.宗教信仰或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墨子·节葬下》载：“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即为此。

我们从墓葬的埋葬特点和地理环境综合分析，如前所述，瓮棺葬有两器瓮棺和单瓮棺之别，另有一座墓（M42）是介于石棺墓和瓮棺墓之间的类型，墓圹与瓮棺墓的墓圹无异，底部铺石板，石板上仅见一根残的股骨，在股骨上放有一件残铜镯和一枚五铢钱，不见陶罐，虽不见陶罐作为葬具，但亦可将其归入二次葬的范畴；两器瓮棺仅见M49一座，墓穴内并排的两个陶罐内均葬有人骨，从陶罐内都有头骨判断他们应属于不同的个体，且从建造工艺上亦可判断他们系同时被放置于墓穴内。

那么，针对此种合葬墓以及单瓮棺墓，至少可排除居址迁徙后二次葬的可能，因瓮棺墓与石棺墓在年代上并不能分出绝对的早晚，很可能它们是同时存在并延续使用的两种埋葬形式；如果是祖先崇拜，也不能解释两种形态墓的并存，同样是一群人对祖先的崇拜，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埋葬形式来区别对待？因此，我们推测两种形态墓的并存，很可能代表墓主有不同的社会分工或地位，或因不同原因而导致死亡所采取不同的埋葬形式，因在与墓地隔江相望的水打田汉晋时期遗址内出有较多的箭镞、蒺藜和盖弓帽等兵器，还有大量的网坠，说明当时沿江的捕鱼业应相对发达，且在北盘江流域可能有局部战争的存在，这就会导致部分人的非正常死亡，用瓮棺葬以示他们与其他正常死亡者的区别。

小件青铜兵器

不论是石棺墓，抑或是瓮棺葬石板墓，它们单个墓葬的规格都很小，以及墓内的随葬品也很少，且随葬的多是装饰类器物。因此，我们推测当时墓地所代表人群的经济发展水平应不高，经济交流可能更多的是依赖水运，这和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应有很大关系。北盘江两侧都是高山，仅在靠近江面有少许台地，这就使得他们当时只能在小台地上聚居，这可以和我们在北盘江所发现的皆是沿江台地遗址相印证；沿江而下是红水河，直接进入广西，这也应成为它们的文化面貌和广西汉墓内随葬陶罐相似的原因之一。墓圹用薄石板砌成，这可能与它们就地取材方便有一定关系；而在墓底铺卵石和小块石板，则可能是他们懂得了一定的防潮措施。

这类石板墓与兴仁东汉墓的形制差异巨大，显然他们不属于同一族群，这是否可代表它们是夜郎遗民的墓葬，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