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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钩之美
所属图书：《夜郎寻踪——战国秦汉时期的贵州》 出版日期：2013-12-01

带钩之美

《庄子》中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盗一件小小的带钩就可能被处死，足见带钩在战国秦汉时期是一种非常被重视的物品，古人使用带钩，既有束系革带，美化修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已渗透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带钩形体不大，但造型多样，一般都有钩头、钩身和钩钮几部分，类似于今天广泛使用的皮带扣。制造带钩的质料有青铜、铁、玉石、金、银和骨等，战国秦汉时期的带钩以青铜带钩为最多。

远在云贵高原的夜郎人也非常喜爱带钩这种实用饰品，自制的带钩精美而又独具地方特色，其中威宁中水出土的几件仿动物造型的铜带钩和赫章可乐出土的错金银纹铜带钩铸造工艺精湛，极具艺术魅力，是带钩中的佼佼者。

这些仿动物造型的带钩，数量最多的是仿鸭或鹅等水禽的造型，鸭颈和嘴由上往后弯曲，形成钩头，腹下双脚做成钩钮，十分简洁。除水禽形外，有的带钩还做成牛头形、娃娃鱼形、飞鸟形和狮形等，造型别致，成为古夜郎文明的标志性遗物。

1978年发掘出土有3件牛头形带钩，以7号墓所出（M7：1）保存最为完好。该带钩长10.3、宽3.3厘米，造型为一个长着一对弯弯长角的牛头形象，钩钮与钩首同时铸在向上弯翘成圆弧形的牛角两侧，牛头前伸，造型逼真写实。

威宁中水出土牛头形带钩

同年发掘的19号墓（M19：12）中，还出土了1件鱼形带钩，造型酷似贵州本土所产“娃娃鱼”。鱼尾渐细上翘弯曲成钩，身侧斜出四鳍，鱼腹铸圆形钩钮，鱼背刻“日利八千万”铭文，成为贵州境内唯一一件带字铭文铜带钩。

发掘之际，考古人还在中水征集到镂空狮形铜带钩和飞鸟形铜带钩各1件。狮形带钩通体镂空，造型为一走狮，狮尾向上弯转成为钩头，身体一侧作圆形钩钮，狮头张牙咧嘴，极具威武勇猛之势（图46）。飞鸟形带钩造型为一双翼伸展的飞鸟，鸟头弯曲形成钩头，鸟背铸一圆形钩钮，造型惟妙惟肖，独具匠心。

赫章可乐亦出土有许多青铜带钩，但造型与威宁中水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带钩少见各种动物造型，更多的写意色彩更浓的曲棒形和琵琶形带钩。曲棒形带钩钩身呈细长圆棒状，钩首似蛇头，钩钮铸于背部下正中。琵琶形带钩钩首仿鹅头形，长颈，腹体宽大纵向起折棱，背部正中铸一圆形钩钮，整体造型有如一琵琶。钩面饰错金银（纹饰间镶嵌金丝或银丝）的卷云纹花草图案，有的带钩上还镶嵌宝石，工艺讲究，造型精美。如1978年发掘的22号墓中出土的铜带钩（M22：1）通长12.8厘米。周身饰卷云纹，正面错金，背面镶银，钩首鹅冠上嵌一枚桃形绿松石，颈至腹部共嵌圆形或桃形绿松石7粒，这样的带钩显非地位低下的平民或奴隶所能使用，应是统治阶级或贵族阶层的专有物品。

中水出土鱼形带钩（取自《贵州文物精华》）

中水出土狮形带钩

可乐出土的琵琶形带钩

可乐出土的琵琶形带钩，有的形体很大，如2000年发掘的356号墓出土的带钩（M356：2）长29.4厘米，全国仅见，被称为“带钩王”。该带钩出土时并没有放于死者身上作系革带之用，而是与铜剑一道挂在死者身侧。这样的摆放方式说明它已失去系革带的实用价值，更多的是在彰显墓主高贵的身份或地位。带钩具有能够彰显身份的作用，难怪那时地位低下者偷盗一件即会引来杀身之祸。这件“带钩王”的出土，以实物形式再次证明了小小的带钩是区分人们身份高低贵贱的重要标志物。

夜郎寻踪——战国秦汉时期的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