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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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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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及秦汉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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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高原的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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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贵州高原的民族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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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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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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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与新中国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收起]
第一节 概述
一、两宋时期的贵州民族艺术
1.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民族艺术形式
两宋时期中央王朝对贵州采取“羁縻”政策，出现了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等地方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保持较多的联系。这一时期，贵州与外地的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增多，从一些墓葬的结构和出土器物看，明显分为二种不同的风格。处于黔北地区的遵义、桐梓、赤水宋墓，一般均为男女二室并列的石室墓，规模宏大，石室内有仿木结构形式的龛，且墓室四壁多处浮雕各种人物图像、动物和花草等纹饰，是典型的宋代雕饰。特别是遵义的杨粲墓显示更为突出。贵州中部一带的清镇、平坝的宋墓，其艺术形式显示了地方民族风格。墓葬形制，多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墓坑一般均在长2～3米，宽0.7～0.5米之间；也有用野外原生石块砌成墓室，不用棺木的石棺葬，其规模与土坑墓大体相似。随葬品数量少，且多为陶罐、陶釜、铜指环、项圈、跳脱、发钗、簪、手镯、耳铃、铃、扁铃、木梳、铁刀、矛、镞等一类日用器皿、装饰品和武器，偶有少量银项圈、宽边银镯及珠饰出土。从宋代在贵州的行政建置情况看，今遵义、桐梓一带，正是播州杨氏统治区域，墓主是南宋时播州的最高统治者。这些地方属于经制州的范围，所以墓葬显示的艺术形式，均与内地相同。而今清镇、平坝一带，宋代则属羁縻州的范围，其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带有强烈的地方民族风格。
贵州高原在这一时期，民族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方的民族艺术又融入了中原的当代艺术，形成了贵州土著的民族艺术与中原当代艺术的交融，在接近内地的遵义地区出现了大量与中原建筑风格相同的墓葬。已发掘的有遵义县龙坪的杨粲墓；鸭溪理智村宋墓、刀靶水宋墓；桐梓夜郎坝宋墓群；周市石棺墓；仁怀县两岔河宋墓群；赤水官渡宋墓群；务川县金银洞宋墓；湄潭县金桥宋墓；凤冈县立竹溪宋墓等。而在远离内地的贵州中部一带的清镇、平坝以远的各地发现的宋墓，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物件都显示了地方土著民族的艺术风格。
在两宋“羁縻”政策的时代，由于思想文化与中原地区不断交融，中原艺术与地方民族艺术的并汇，使贵州高原民族艺术的风格形式有所发展，为两宋时期的贵州艺术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民族歌舞入京演出
由于朝贡的往来，地方民族歌舞得以在京城演出，中原艺术和地方民族艺术得到往来交流。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夷王龙汉遣其使龙光进率牂牁各部贡方物进京，太宗召见其使，询问地理风俗，并令演出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人联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 [1] 因为此事轰动了京城，得到皇帝的嘉奖。所以《宋史》将其载入史册，成为贵州民族歌舞入京演出的最早记载。
在这朝贡之中，使内地文化艺术与贵州高原的文化艺术得到了互相交流，贵州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各族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互相交流中，促进了贵州文化艺术向前发展。
3.“五溪”与黔南地区民族艺术
湘黔边境，为沅江上源的酉、辰、巫、武、沅五溪所出，古人称“五溪”。这里有许多民族居住，有苗、傜、僚、仡佬、仡伶，宋人朱辅《溪蛮丛笑》说“环四封而居者”，“风声气息大略相似”。
“五溪”地区，民多以农业为生。手工业中，尤以纺织最为突出，纺织种类颇多：辰、沅一带，“岁贡溪布”；以柞蚕丝“辑为筰，或以五色间染”，名为“顺水斑”；织细白苎麻为布，“旬月而成”名为“娘子布”；以丫桑树皮织布，“系之于腰，凳以代机经纬回环，通不过丈余”，名为“围布”；妇女织带束发，名为“干阑带”；仡佬人“裙幅而头缝断，自足而入，阑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名为“仡佬裙”。还有蜡染艺术，方法为“模取古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
贵州的石砚，也出自当时。朱辅《溪蛮丛笑》亦有记载，黎溪、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罔产石砚，“徭人颇能砺砥，以黎溪所产最佳”，砚石都由淘金井取出，有紫、绿二色，围黄线者名“金系带”。
铜鼓，贵州古代民族早就使用。《宋史·蛮夷列传》载：“西南诸夷，汉牂牁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贵州各族人民喜用铜鼓，无论婚丧祀鬼神、赏赐、节日欢庆等方面，或娱神，或歌舞庆祝，或司令都用铜鼓。铜鼓自汉代以来就是贵州各族人民一种重要的乐器。
在贵州南部黔桂毗连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当时的民间酿酒颇盛，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的饮酒工艺器具，如槟榔盒、鼻饮杯、牛角杯、木刻漆碗、竹釜等。
当时的人们善制戏面，以木刻面，甚工巧，一枚或值万钱。 [2] 除了喜好铜鼓乐器外，民间还制造了各种乐器，有芦沙、铣鼓、葫芦笛。芦沙状如古箫，“编竹为之，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嗄其声”。铣鼓乃长大腰鼓，长六尺，以燕脂木为腔，熊皮为面，“鼓不响，以泥涂面，即复响矣”。葫芦笛，“攒竹于瓢，吹之呜呜然，笛韵如常笛差短，大合乐之时，众声杂作，殊无翕然之声”。
4.文化艺术交流
佛教自唐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宋代达于鼎盛。据《遵义府志》记载，唐宋间在播州治西二十里建福源寺，北宋大观年间在真州建善缘寺，南宋嘉定初在遵义龙山建崇恩寺，淳熙间在桐梓大石板建高峰寺，淳祐间在桐梓扶欢坝建崇思寺，宝祐间在真州建大成寺，又在桐梓建鼎山寺，咸淳间在遵义建金山寺。这一时期在黄平建宝珠寺，沿河建沿丰寺，铜仁建回龙寺，遵义建桃源山寺。桐梓县虎峰的崇德庙中三尊铜佛为宋代杨氏所铸。可见当时佛教之兴盛。宋代皇帝自真宗开始崇尚道教，北宋乾德年间（公元963～986年）道教传入贵州，（嘉靖）《思南府志·祠祀》记载：“三清观，在（印江）县西四里，宋乾德间建。”是贵州最早的道观。从杨粲墓的石雕可以看出道教的气息很浓，墓葬都是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位修建。从宋墓中，可看出当时黔北石雕艺术的兴起，看出内地文化艺术传入贵州的历史痕迹。在宋墓石雕中，其技法有高浮雕、浅浮雕、圆雕及浅浮雕加线刻等。类型分为人物、动物、花卉、仿木构建筑、器物、几何图形等。人物有墓主像、文官、武士、女官、侍童、侍女、启门、童子、童女、进贡人和负重人。动物有龙、虎、朱雀、玄武、鹿、狮、凤等。花草有忍冬、莲花、蔓草、山茶、石榴、牡丹、秋葵、芙蓉、葡萄、桂花、兰草等。几何图形有
二、元代的贵州民族艺术
1.元代贵州民族分布及文化艺术
元代在贵州民族艺术历史发展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明清两代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元代基本形成。
在贵州以西“罗罗为伙，而黑罗为悍”，彝族的先民，元代史书普遍称为“罗罗”。“罗罗”分布甚广，治今贵阳，其西至云南曲靖、昭通、东川、镇雄及四川马湖、永宁都是罗罗分布区。
苗族的先民，在宋、元时期的史籍中，除泛称为“蛮”外，又有“猫”的专称。在宋代，苗族主要聚居在湘、黔、川边境的“五溪”地区，《溪蛮丛笑》中所说的五种民族，居于首位的就是“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苗族若干风俗。到了元代，苗族的文化艺术，在《炎徼纪闻》仍有“其俗不移”之说。
仡佬，又称仡僚、葛蛮，其分布相当广阔，遍及贵州各地。仡佬散居各地，习俗不同，“各有族属，不通婚姻”，于是根据其习俗服饰特征而区别命名。妇女所穿仡佬裙“下一段纯以红”者称“红仡佬”，“男女同制花布”者称“花仡佬”，“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边上齿”者称“打牙仡佬”，还有“竖眼仡佬”等称谓。
布依族的先民，元、明时期的史书中多记作“仲家”。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都匀府有“仲家”，永宁州“唯小侬、仲家颇通汉语”，“男女皆着青布短衣，科头跣足，好佩弩，女人细褶长裙，架楼为居，饮食用铁三角架砂锅炊之”，“仲家与汉人友善，呼曰同年，惟勤嘉善艺术绵，岁取崖蜂之蜡贸易为生”。（嘉靖）《贵州通志》说：“仲家，贵州唯此类最多。习俗大略皆同。”“俗尚铜鼓，以声音雄壮为贵，祀鬼、待客击以为乐。”
侗族的先民，在元、明史籍中称为“峒人”“洞人”或“洞蛮”，主要分布在湘黔边境的“五溪”地带。《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思州府、镇远府、石阡府、黎平府皆有“洞人”。黎平府记侗族特征最为鲜明：男子“科头跣足，或趿麻履”；妇女之衣，“长袴短裙，裙作细褶，裙后加布一幅，刺绣杂文如绶，胸前又加绣布一方，用银线贯次为饰，头髻加木梳于后”，“女以水沐发，不施膏粉，好戴金银耳环，多至三五对，以线结于耳根，织花铀如锦，斜缝一尖于上为盖头，脚趿无根草鞋”并且“暇则吹芦笙木叶，弹琵琶二弦琴，牵狗臂鹰为乐”。
水族先民，原住广西南丹、宜山一带的抚水州，以后夹龙江而上，散布在今荔波、三都、独山一带，与侗族、布依族、壮族、苗族、瑶族等错杂而居。风俗服饰与隋唐时期相似。
根据当时史书记载，分布在黔东北一带的“土人”与“冉家蛮”，与土家族有历史渊源。《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居东南者，若印江、郎溪，曰南客，有客语。居西北者，若水德江、蛮夷、沿河、婺川者，曰土人，有土语，“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
元代，在贵州境内，还有若干人群共同体，他们来源不同，风俗各异，并在往后的历史时期中与其他民族融合，见于史籍的有宋家、蔡家、龙家、羿子、木佬、佯黄等。后来，蔡家习俗多近彝族，龙家识别为白族，木佬识别为仡佬族，佯黄识别为毛南族。
2.贵州文化艺术与宗教的传播
元朝建立后，当时的贵州统治者以儒学进行思想统治，认定“农桑、学校为政之本”。提倡儒学，设立学校，建立书院。这一时期，推崇佛教，播州佛教最盛，在贵州建有若干佛寺。《大明一统志·播州宣慰司》载：“普明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元延祐间建。宝相寺，在黄平安抚司治东，元至元间建。”又《遵义府志·寺观》：“湘山上有大德护国寺”，为元大德年建。顺元城中的大兴寺为黔中大寺。（嘉靖）《贵州通志·寺观》说：“大兴寺，在治城中，元至正间庐陵商人彭如玉建。”元成宗元贞间建万寿寺，大德年间建崇福寺。
[1] 《宋史·蛮夷传》四《西南诸夷》。
[2]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