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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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贵州人 祖籍在他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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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汉文化 贵州不寻常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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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遥 人情似故乡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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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如龙出贵州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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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 留下永恒的记忆 [收起]
“客民”与会馆
清代再次掀起移民大潮，又有大批汉人进入贵州。明代迁入的汉人已成为土著，便把新迁来的人称为“客民”。主也罢，客也罢，无非是表示先来后到。不过后到的“客民”毕竟与先来的“屯民”有所不同，如果说明代的“屯民”是为了“移民实边”，那么清代的“客民”为的是谋求发展。“屯民”是政府主导下的移民，“客民”是自发的自由移民，他们来贵州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或经商，或做手艺，或务工，或佃种，或购田置土，他们的来源很广，有的来自江浙，有的来自福建、广东，有的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有的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使贵州成为“五方杂处”之地。
《黔南识略》
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写了一本《黔南识略》，他写道：“当经委员逐细编查，各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佃种苗人田土客民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贸易、手艺、佣工客民共二万四千零四十四户。住居城市乡场及隔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一千九百七十三户，并居住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庄田土客民及佃户共四千四百五十五户。”这些“客民”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买当地苗人田土”的，他们大都住在城市或乡场，在乡间购置或典当田土，家财万贯的富翁甚至买断整个村庄，这大概是因为贵州的地价比外地低廉，有钱的人便争着来贵州买地；第二类是“佃种苗人田土”和在城乡“佣工”的人，因为在家乡无田无地，本地又难以为生，便跑到贵州来租地耕种或者打工；第三类是做生意的商人和做手艺的工匠，有开钱庄的、当铺的，有卖绸缎布匹的，有经销油、盐、柴、米的，有开作坊的，也有长途贩运的，这是因为贵州兴起了许多城镇乡场，有市场，有销路，好赚钱，有资本、有手艺的人都想来贵州做一番事业。
《黔南识略》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书的，统计数字当然是在此之前，时间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年。仅此百年间，来贵州的“客民”就有68671户，以每户5人计算，有343355人。“改土归流”以后，原先为土司管辖的地方，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典当，士农工商都可以进入，“客民”与日俱增。据道光年间的《黔南职方纪略》记载，大定府（原为贵州宣慰司及乌撒土府）就有客民10048户，兴义府（原为广西泗城土司及普安土司）有客民25632户，都匀府（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客民11332户，仅此三府，就有客民47012户、235060人。贵阳城在明代有3万多人口，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已有6万多人。咸丰、同治年间大起义后，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流散，官府广为招徕，“有能团集百十户筑屯开垦，无论有主无主，均准开垦”，“有能招垦至千户以上者，酌量详情奖叙”，“无论军垦、民垦及客民、土民，但系认垦之田，官给引照，永远承垦纳粮”，在这种优惠政策下，来贵州的客民更多。如此看来，清代进入贵州的“客民”其数不少于明代，只不过是陆陆续续迁来罢了。明、清两代移民，使贵州由“夷多汉少”改为“汉多夷少”。
“客民”多集中在城镇、乡场，即使是在农村购置田土的人也多半住在城里。贵州呈开放势态，各地的人都来到贵州，人口大幅度流动。“客民”都是在“异乡”作“异客”，离乡背井来到贵州，“亲不亲，故乡人”，在外地见着故乡的人格外亲热，于是以“乡土之链”作纽带，彼此关照，互相提携，以同乡关系建立会馆。每个会馆都将本乡本土崇奉的人物神化，作为凝聚力团聚同乡，例如，四川崇拜“川祖”（李冰父子），湖北人崇拜“禹王”（大禹），湖南人崇拜“寿福”，山西、陕西人崇拜“关圣”（关云长），福建人崇拜“天后”（妈祖），江西人崇拜“许真君”（许逊）等等。
会馆是商业活跃的标志，是各地商帮辐射贵州的结点，反映出各地“客民”移动的路线图及各地商帮对贵州经济辐射的行踪。清代商业资本兴起，在全国形成许多商帮，著名的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吴越商、江西商、两湖商等，他们都有“生意经”，生意越做越大，做到了偏远的贵州。贵州的会馆是各大商帮在贵州建立的，黔商财力单薄，很少在外地建立会馆，北京的贵州会馆主要是贵州籍在京官员会聚和接待贵州赴京会试的举人的场所。徽商势力大，经营范围广，“其货无所不居”，在棉布、丝绸、粮食、食盐等行业占重要地位，致有“遍地徽商”之说，在贵州建江南会馆。晋商以经营钱庄、票号为能事，平遥成了“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在贵州多与开当铺的陕西商人结合在一起，建秦晋会馆或山陕会馆。闽商精明能干，敢冒风险，“出疆贸易”，不但到南洋一带经商，而且深入云贵高原，那“天后宫”就是福建会馆。“天下老广是一家”，他们在贵州建立两广会馆。湖南、湖北，有的合建两湖会馆，有的分别建湖北会馆和湖南会馆。四川似乎没有大的商帮，来贵州的多是手艺人、小商贩，但人数多，建有许多川祖庙和川会馆。滇商主要贩运铜、锡等矿产，在交通要道上建立云南会馆。
石阡万寿宫
在贵州，江西会馆最多，分布最广。江西商人的资本不大，但很精明，他们不到北方与徽商、晋商争夺市场，而把触角伸向经济尚不发达的西南地区。江西人崇奉许真君，因宋徽宗崇道，曾为许逊建过“玉隆万寿宫”，江西人引以为自豪，把在各地的江西会馆都称为“万寿宫”。贵州的“万寿宫”不下百所，不但在省城、府州县城及码头建“万寿宫”，而且较大的乡场也有江西人的足迹，主要经营米粮、菜油和瓷器。譬如贵阳府，城内及城郊青岩、虎场堡、北上里，府属龙里、贵定、广顺、定番（今惠水）都有万寿宫，而且不止一所。遵义府有13所，安顺府有8所，黔东及黔东南的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黎平各府共有20余所，清代新开的大定府有11所，兴义府有6所，“苗疆”的古州（今榕江）、台拱（今台江）也有万寿宫。石阡万寿宫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远为“水陆都会”、“滇黔门户”，经长江、沅江、
省会贵阳是“万马归槽”之地，又是“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明末清初，外地商人纷至沓来，北门外形成广东街、南京街、普定街、西会馆街，城内还有盐行街、珠石巷、轿夫巷、三才巷（劳动力市场），又有油榨街、铁匠街、铜匠街、皮匠湾等手工作坊街巷，各地商人来贵阳谋求发展，建有11个会馆。城内和城外有4个万寿宫，青岩万寿宫如今尚存。陕西会馆较早，以此而有西会馆街，现在改成了陕西路。福建商人把生意做到贵阳，建有天后宫。两广商人在贵阳建两广会馆，江苏、安徽商人建江南会馆，浙江商人建浙江会馆，两湖商人起初建三楚会馆、两湖会馆，后来分为湖北会馆和湖南会馆。四川人来贵阳的很多，建有老川会馆和新川会馆。此外，有云南会馆、北方五省会馆及兴义八属会馆。
青岩万寿宫
安顺地当冲要，是“滇之喉，黔之腹”，商业繁盛超过贵阳，建有几个会馆，不但有万寿宫，还有远道而来的天后宫。安顺人善贸易，外出经商，贵阳的普定街和镇远的普定市都与他们有关。遵义丝绸大盛，“秦晋之商，闽粤之贾”来此贩运丝绸，有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四川会馆、两湖会馆。由于食盐运销，在黔北形成四大镇，即仁怀茅台、遵义鸭溪、湄潭永新和黔西打鼓新场（今金沙），都有会馆。大凡在水陆码头，如思南、铜仁、黄平旧州、重安江、麻江下司、古州、三合（今三都）、贞丰百层等地都有会馆，古州有广东会馆、广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和四川会馆，重安江有江西、湖南、江南、四川等会馆。兴义有两湖会馆、云南会馆和福建会馆。
会馆既是同乡团聚的地方，又是商帮的议事会所、交易所，还兼有客栈、货栈的职能。同一地区来的人，经常在此共谋商机，互通信息，谋求生存、发展，控制某些行业，与其他地方的商人展开竞争。会馆大多设有戏楼，人们坐在台下饮酒、看戏，开展社交活动，故有“酒戏楼”之称。同乡在会馆聚会，说家乡话，唱家乡戏，吃家乡菜，感到格外亲切，有的还办私塾和客籍学堂，请名人题字、撰写楹联，形成会馆文化，以世俗文化反映商人的心态。镇远万寿宫的牌坊上有“八仙图”，表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竞争意识，但暗中加进了他们崇敬的许真君，于是“八仙”变成“九仙”。中堂的楹联写道：“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人生百态在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戏台前的楹联，上联是“不经不典，格外文章圈外句”，下联是“半真半假，水中名月镜中花”，横额是“中和且平”，含蓄诙谐，富有哲理，活化出商人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为了团结乡人，会馆多捐资置产，周济贫困，接待新来和过往的同乡，还购置“义园”，死后埋在一起。
“客民”富有开拓、创新精神。苞谷、洋芋、甘薯等旱地作物，原产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传到东南亚，进而传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客民”的到来，先后把这三种作物引进贵州。贵州山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水田少，以往旱地多种高粱、小米、红稗、荞麦等低产作物，山区人民粮食不足。清代苞谷在贵州广为传播，产米不多的地方“有苞谷杂粮等项，足敷民食”，威宁、毕节、普安等山区，“民间赖此者十之七”。苞谷学名玉蜀黍，是“印第安人的粮食”，传入中国之初为皇家食用，谓之“御麦”，后来越传越广，北方叫做“棒子”，南方叫做“苞谷”。苞谷是“旱地之王”，产量高，推广后成为贵州粮食的大宗，对解决贵州粮食问题有很大作用。洋芋即马铃薯，因类似芋头，又是从西洋传来，故称“洋芋”。甘薯传到中国，当时把外国称为“番邦”，于是把它叫做“番薯”，四川人把它叫做“红苕”。这三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粮食的结构，杂粮产量显著提高，促进人口由平地向山区流动，从而扩大耕地面积。
遵义引进山蚕（柞蚕）、桑蚕和楠竹，都在清代乾隆年间，使遵义富庶起来。遵义原先并无蚕桑之利，乾隆年间山东人陈玉壂任遵义知府，见遵义槲树成林，当地人把它用作柴薪，想起故乡家家户户在槲树青冈上放养山蚕，于是为遵义找到一条富民之路。他派人到山东收购蚕种，山东与遵义有千里之遥，走一遭要一两个月光景，蚕种运至湖南沅州地界，幼蚕大出，尽皆死去。第二年又派人前往山东，日夜兼程，终于将蚕种运回遵义，但农夫不知饲养，三伏天气又都死去。第三次运回蚕种，又请来蚕师、织师，山蚕累累成茧，缫丝纺织，丝绸从此勃然兴起，“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每当茧成时节，贩运之人十十五五，络绎于道。秦晋之商，闽粤之贾，纷至沓来，捆载而去。遵义丝绸闻名遐迩，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中州”，从此“遵义独富于丝”。稍后，正安史目徐阶平，引进桑蚕，“其茧色美质精，不下中州”。也是在乾隆年间，流寓在贵州仁怀厅（今赤水、习水）的福建人黎理泰，回家探亲，打算把母亲接到赤水安度晚年，母亲不愿离开家乡，黎理泰为表达思乡恋母之情，将三根楠竹置于大木桶中，历尽千辛万苦，运回赤水后槽（今胡市）栽种。赤水气候炎热，楠竹生长旺盛，数年间蔓延成林。楠竹粗大，材质优良，竹笋可食，人们纷纷引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三根竹子竟成竹海。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有诗赞云：“前生莫作竹王看，千尺梢云又一般。记否无诸台上客，八千里外报平安。”
赤水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