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苗医史略

据《花垣苗族》 ^[1] 记载，苗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始祖名叫各奶嘎。各奶嘎是苗语，汉语译为母药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有个祖传八代的著名苗医大师，名叫龙玉六，他在生前根据小时候师父画像的回忆，复制了一张各奶嘎像。其画像是一个古老时代的女人，皮肤有毛，上体裸露，下穿树叶，垂乳，赤脚，手持医具，充分表现为子孙后代祛病保安的慈母之心，也表现了苗人对本民族医学始祖竭诚崇拜之意。传说母药王活了700岁，后因误吃马桑泡中毒，死在臜水岩坎上，变成了一种像胡萝卜叶子的药。后人采这种药捣烂擦全身，能退高烧，能败恶毒。苗人为了纪念这位医药始祖，就把此药叫各奶嘎 ^[2] ，汉语译为药母草或娘药。民间苗医在治病前要请母药王，治愈疾病之后要谢母药王。由于母系氏族社会存在若干万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女性是社会的主宰，因而母药王发明医药是必然的史实。

至于有些地域，传说苗医祖先是各巴嘎（苗语。汉语译为药王爷），言其有翅，常飞行于山谷间“岔芮岔嘎” ^[3] ，口尝百草等，基本与其他医学所讲的“神农尝百草以制医药”类同，也与《山海经》记载的“十巫”采药为医、《说文》所说的“巫彭初作医”、《说菀》记载的“古之为医者曰苗父”等类似。这些，大概是指苗族在九黎部落时期父系氏族兴起后的情况，尤其是对某些较专业性的、有较高水平的男性老苗医而言。此类人物虽然也属于苗医的先祖，但他们都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属于苗族医药的发扬者或更新者。西汉刘向在《说菀》中所说的“古之为医者曰“苗父”的“为医者”，是讲以行医为主要职业的人；“苗父”则是指苗族中有较高医药学术水平的苗族老人，如“公药王”、“药王爷爷”、“巫彭”及“十巫”之类的苗医名师。而“苗父”，也绝不是单指某一个人，是对多个老苗医的统称。

九黎部落在蚩尤为首领的时期，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粗具规模，尤其在山东河南一带，出现了具有古城市气派的繁华景象，因此才引起黄河上游陕甘黄土高原之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东进，从而导致多次的、较持久的九黎部落与炎、黄部落的战争。在这些战争过程中，苗医不但能发挥保健作用，而且得到锻炼提高。《说文》云：“古者，巫彭初作医”，此话不正确。巫彭只是古代著名苗医之一，而不是创始人。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这个记载也说明巫彭只是十个巫医中的一个。《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上下也，”《山海经·海内西经》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猰窳之尸，皆操不死药以距之。”《山海经·图赞》云：“群有十巫，巫咸所统，经技是搜，术艺是综，采药灵山，随时登降。”西汉刘向《说菀》云：“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列子》云：“黄帝时，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巫咸。”当时的齐（山东）、郑（河南），都是苗族先民住地。《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云：“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从这些经史文献来看，一方面足以说明巫姑（女苗医）、巫咸、巫彭等老苗医都是九黎部落时的苗族医药先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与青蛇、赤蛇、猰窳等天敌搏斗，升降于险山峻岭之间采药，以及精心为各类轻重病人治疗的动人场面；再一方面还反映他们的医疗质量也达到能使轻重病人“皆平复如故”的高妙程度。这与苗族民间传说的各巴嘎 ^[4] 长年飞越于雄山陡水之间，尝遍千虫百草，精心研制医药，治愈10万8千个患病痛灾星的“代熊代夷”（苗族子孙），基本属于一个类型。据苗族先民仡夔与王姬（黄帝）、豆莱（炎帝）作战得胜后，双方议和时，封索戎索夔（苗族先民人名）当管理医药卫生的官员，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要让世人吃得洁净，要让百姓吃得清爽，鸡屎别沾菜上，鼠类莫混米中，菜肴新鲜可口，饭里没有异味。管住病痛，管住瘟疫，赶走病魔，送走瘟神。凡人真心照办，世人身体力行，保他手上有劲，护他脚上有力。春天耕种，秋天收割，好吃好穿，好歌好唱。”从这段苗族古老话中，可以看出九黎时期的苗族医药，不但对社会发展有良好推动作用，而且受到管理层的重视。

至“三苗”时期，苗族医药出现革新的势头。如《尚书·吕刑》曰：“苗民弗用灵”。湘黔地区苗民传说的“百濮”首领“阿抔濮僮”、芈姓苗民敬奉的“羽民国”首领“阿抔仡龙芈”以及石姓苗民尊崇的祖宗“驩兜” ^[5] ，他们都是苗族医药的革新派，湘西《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湖南城步苗族族源试探》说阿抔濮僮和驩兜都是首先开采辰砂染衣为药的人。

战国时代的楚国，是以苗族人为主体的国家。其苗族医药的发展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从屈原在湘黔苗地的《离骚》等著述来看，不仅记载了申椒、女萝、三秀、玉英、石兰、鹿、牛腱、琼浆、蜂、蛾、蝮蛇等170多种苗药，还根据“三生万物”及“阴阳三合”的原理，在《惜诵》中记述了用“申椒”、“木兰”、“蕙草”组成治疗心绞痛的药方。此外，还记载了苗医的挂药疗法，煎澈术，食疗术，药酒术，睡药法，嚼食生药法，吞服自然药汁法，粉散术，浴疗术，治神术等。他还指出人体的惠气，是抗御瘟神的能量。《大司命》中所说的“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故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等，充分表露了苗医破均衡的医学思想和大无畏的非天命观，为苗族医药发展产生良好推进作用。

《湘西苗药汇编》（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欧志安撰）说：“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药物，竟然有100余种与苗药同名同义。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第二册中，以苗药名记载的就有27味。”这些都说明苗族医药对中医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至清朝“改土归流”以后，苗医受汉文化影响较多，因而在理论上和医疗技术上都有新起色。如《苗族医药学》（199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记载：道光年间，贵州镇宁州苗人，以“药材山货，逢场出交”，“《松桃厅志》就记有苗药52种；湘西《凤凰厅志》也记有苗药一百多种。”《苗族简史》记：“19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胎，经治疗一个月，孕妇就恢复健康；雷公山苗族医生治疗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毒疮。”光绪《凤凰厅志》记载：“苗医用草药，……或吞或敷，奏效最捷”，“苗医治麻风医术颇高”。云南《马关县志》卷二《风俗篇》曰：“苗人，……有良方，接骨生筋，其效如神”。近人陆科闵《苗族药物集》记：“清代咸丰年间，贵州苗族首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黄平县黄飘的苗族老人潘告赊里姜，就是苗族医生”。清代光绪年间，湖南省永绥县（今花垣县）龙潭乡苗秀才廖天灯，就是湘西凤凰道台的苗医官，最善用鹿马脉诊病，精通人体解剖结构。于同时，该县猫儿乡果儿村苗医师杨光福著《苗医古方抄本》，全书5060字，分126条，列120种病症，记苗医方231首，组方用药500种，其中本地草木药330种，用苗话记述的药名有21种，用本地苗人地方汉语记述的苗药有267种，记述了内、外、妇、儿、五官、杂科及全身九大架组病症的治方。其苗族特色鲜明，全书没有阴阳、五行的观念，医学术语与中医不同，全无鬼神迷信，学术性强，适用面广，可谓清代以前苗医精华的积累。

在内忧外患深重的民国时期，苗医苗药在拯救人民疾苦的过程中，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如民国初，国务总理熊希龄，称赞苗医有“华佗功”。“民国”十七年，《湘西乡土风情汇编》称苗医有“奇妙技术”。《湘西苗药汇编》（1990年岳麓书社出版）说：“在人民革命战争年代，贺龙元帅切身体验苗医苗药的非凡效果，曾多次强调动员苗医师随军前进。”

朱镕基总理少年时在湘西花垣县国立八中高中分校读书（1944年10月至1946年7月），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后，奇迹般地痊愈了” ^[6] 。2001年4月7日，朱镕基来到花垣县视察，在参观其母校旧址时，真诚而恳挚地回忆说花垣苗医用苗药救了他的命，并谦恭而风趣地讲，所以现在才有他这个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苗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多数苗医从业人员吸收了当今先进的医药科学知识，使苗族医药学得到较快发展，在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当今，都发挥了良好作用。不少苗医师进入国家医疗卫生部门工作，黔东南和湘西等地个体的苗医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有的还远出到云南、广西等省及贵阳、长沙、重庆、广州等大城市行医卖药。尤其是1985年中央发出抢救民族医药学遗产的号召以来，各地都认真地对苗族医药学进行发掘、整理，取得可喜成绩。1988年陆科闵《苗族药物集》于贵州人民出版社问世，填补了苗族医药专著的空白；1990年欧志安撰《湘西苗药汇编》于湖南岳麓书社出版；1992年，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主编的《苗族医药学》于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以上三本专著，记载了丰富的苗族民间医药知识和苗医的临床经验。而最为突出的是湖南省花垣县猫儿乡年逾八旬的苗医大师龙玉六，于1986年把古代流传的苗族生成哲学——“事物生成共源根”奉献给了国家；1990年湖南岳麓书社把苗族生成哲学的原文——《事物生成共源根》公开出版于苗族古籍《古老话》之中，把苗族生成生哲学列入了少数民族的文献；1993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生成哲学研究》，收载了《苗族生成哲学在苗族医学中的指导作用》一文，为苗医理论确立了文献根据，阐明了苗医的破均衡医学观；2004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苗族生成哲学精髓解析《三本论》，创立了“想问题从能量、物质、结构一分为三”的辩证法，又创立了“做事情按有义、有惠、有契三有法度”的方法论，为医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确立了指导性的基础理论。以上著述，表明苗族医学已进入腾飞阶段，更多更好的新成就将陆续涌现，苗医的地位也将迈上新的台阶。

附：部分著作简介

《苗族药物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陆科闵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前部长崔月犁题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详述苗药163种，并介绍苗族医药的基本知识。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奇验医药》

湖南省吉首市知名苗族学者、苗医师石启贵生前于1940年所写的手稿，经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等人整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本书收载苗医验方128个，还记述挑针疗法、熏蒸疗法、敷贴疗法、十二时血穴救方等有特色的苗族医药方术。

《古老话》

湖南省花垣县苗医大师龙玉六生前朗诵，由龙炳文等搜集编著，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11月出版。本书除大量反映苗族古代历史、人物、医药、文艺、习俗等内容外，还记载了对苗族医药学等学科有指导意义的苗族生成哲学原文——《事物生成共源根》。

《湘西苗药汇编》

湖南省凤凰县苗医师欧志安编著，记载苗药478种，每种药都有附方。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

《苗族医药学》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处、贵州省卫生厅中医处、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编著，其编辑委员会有23人，主编为陈德媛等。1992年10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42万6千字，主要根据搜集到的贵州省苗族民间医药学资料编著。此书在苗医史、医理、病因、疾病分类、病名、诊断、治法、预防及苗药理论方面，都有所述及；谈论250种疾病的简略诊治，记载苗药340种，单方247个。其特色主要在于疾病分类，把各种病变归纳为经、症、翻、龟、胎、抽、疗、癀、花、疮、丹、杂这十二类，各类之下又分若干病名或症名，计有三十六经、九十三症、四十九翻、四鬼、十二胎、四抽、六疔、三癀、七花、三疮、十丹、二十三杂病。本书的问世，使不少行之有效的奇方妙法免于失传，为促进苗族医药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苗族生成哲学研究》

本书对苗医大师龙玉六口头传授的苗族生成哲学的原文，进行了苗文校译、汉语直译和意译、并作了注释和演绎，还收载《苗医崛起之光》、《苗族知识精华的积累者——龙玉六》等文，基本表述了苗族医学的理论套路和民族特色。全书共13万4千字，主编雷安平，副主编龙炳文、田兴秀，湖南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苗医药》

本篇收录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 ^[7] 之中，作者田兴秀。全篇分苗医学源流、苗医理论体系、苗药理论体系、十七病候议治、十七病候医方等6章，载方260首，全篇15万字，概要介绍苗医理、法、方、药，大致展示苗医理论的系统性。在全书35个少数民族医中排名第六位。

中国少数民族医药丛书《苗族医药学》

本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田兴秀著。全书30万字，分15章，论及400余种疾病治法，载方260余首，简述苗药500多种，从理论到方药以概论性地阐述。云南南方民族医药进修学院将此书作讲义，近2000学生得授此课，反应较好。1997年此书获北京国际民族医药大会颁发壹等奖。

《苗族药物学》

本书于2006年11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唐海华著。全书43万字，收集以黔东北松桃苗族自治县为中心地区的民间常用苗药435味，从药名、来源、性味功能、毒性、功用、主治、用法、用量、禁忌、注意等方面分别予以阐述。其识药方法有看、摸、闻、品四法；其基本理论有取名论、气味论、归经论、形象论、灵感论、暗示论、鲜用论、采集论、加工论、单方论、组方法、送药论、剂型论、剂量论、用法论、药源论、禁忌论、意念论共十八论。

《中国苗医史》

由中国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田华泳、杜江主编。全书27.6万字，作者以“史”、“实”的指导思想，以“略古详今”的方式，对苗医的渊源、近代的发展以及其对人类医学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客观性的较系统性的述说。从所汇集近期的大量资料中，可显示对苗医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已出现百花争艳的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