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北独轮相伴走天涯-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北京市崇文门一处居民住宅区，常见一个6岁的小男孩骑着一辆独轮车在街巷里自由自在地穿梭往返，娴熟的骑车技艺不时引来路人驻足观看，6岁的小孩，小不丁点的个头，眉眼都还透着稚气，独轮车居然骑得这么好，怎不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他，就是高振北。

高振北1941年1月生于北京，父亲从事自行车买卖。这让他从小便跟自行车结了缘。6岁的他随父母去看了一场马戏团的表演，诸多节目中最能打动他的就是独轮车表演，回来后缠着大人要玩这玩意儿。好在家里就是做这一行买卖的，有现成的条件，大哥很快便给他做了一辆小的独轮车，高振北满怀欣喜，爱不释手，每天都当玩具一样骑着玩，很快便玩得溜溜转，不仅在院子里骑，还能穿梭于附近的街巷。

看到振北玩得如此开心，大哥一时兴起，也做了一个直叉子的双轮车，两兄弟茶余饭后便在一起练车，两辆车进进出出，在附近街坊中引起一阵轰动。

父亲一个叫马士良的同行，平时喜欢玩车技，听说两兄弟在骑车，便赶到他家，一看，两兄弟骑得是不错，便经常到他家来对他们进行独轮车的前走后行、转小圈等技术的训练。一段时间下来，两兄弟的车技有了很大的长进，还因此结识了很多车友，其中一个叫王文礼的，两兄弟和他们一家都很熟，经常在一起交流走会。

1949年，北京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北京城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高振北和大哥凭着一套娴熟的车技，成为崇文区文化馆的骨干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崇文区文化馆的活动，每次演出都是两颗闪亮的星星。

1953年，经北京市杂技团齐特飞老师的推荐，他们和王文礼一家都进了北京群众杂技团，走上了专业杂技演员的道路。

剧团要演出，要盈利，就在天桥定点演出。天桥历来是艺人荟萃之地，各行艺人均在这里打场子演出，称为“撂地”，专找那些来此地闲逛者的钱。对这个并不稳定的观众群，北京有句俗话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演出的收入当然也就极不稳定。1954年春天，天桥的生意不好，两兄弟又经星星马戏团的白全富推荐到天津连荣马戏团，天津连荣马戏团在河北邢台组团，走了一个多月没搞演出，大哥便提出离开，带着弟弟找了一些零散的艺人，组成了一个曲艺杂技团，团长是说相声的康琪，大哥也是该团的负责人之一，由高前明负责外联，联系演出事宜。剧团组成了，就在附近县城流动演出，效果也还不错，赚到了一些钱。他们边走边演，最后来到了山东德州，在德州，他们听说腾庄乡在搞物资交流会，便决定到腾庄去碰碰运气。

到了腾庄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各地物资皆在此汇聚，人潮涌动，人声鼎沸。他们找到负责大会组织的乡政府，说明来意。乡政府同意由政府垫资为他们搭棚演出，演出完再还款。全团人信心十足，铆足劲演了十天。十天下来，效果并不好，除去演员的生活开支，基本没赚到钱，根本还不起账，一看这光景，团领导和学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个个全溜走了。振北最小，14岁，哪也走不了，一个干部看到振北这副模样，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塞在他手里说：“你回家吧。”拿着这些钱，振北算计了一下，只能回德州，于是他便扛着他的道具、独轮车、行李上了路，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多东西，走了两天才走到大马路边上，实在扛不动了，就在马路边歇歇气，从远处过来了一辆大胶轮车，车到跟前，赶车的大爷看了看振北和他那一堆东西，二话没说，将他捎到了德州。

在德州，振北先找了个旅馆住下，吃了点东西，第二天便跑出去闲逛，碰到一个卖洗衣粉的，两人一商量，决定合伙干，由振北骑独轮车帮他打场子，人来了他就卖洗衣粉，管振北的吃住，这样干了一段时间，还能勉强生活，但好景不长，卖洗衣粉的伙计要上青岛，振北再三挽留，伙计去意已决，无奈只得分手。

搭档走了，振北又落了单，望着空荡荡的场地，振北一咬牙，自己干！振北开始自个在场地上练车，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振北练一阵，就停下车来，绕着场子收钱。一天，振北正准备收工，一个几天来一直蹲在场地边上默不作声的中年男人站起身来走到振北身边，自我介绍说他叫尹洪，变戏法的，想和振北合伙干，振北同意了。尹洪把振北带到了他家，尹洪家是个三合院，离场子很近，这样，振北就和尹洪合伙在场地上干了起来。一天正演出哩，振北的大哥突然走进场地中间，拉着振北就走，原来大哥回到德州，在一家饺子馆帮工，这天路过这里，看到振北在此撂地演出，感觉脸上挂不住，这才闯了场子。找到了弟弟，他们准备回北京，但回北京乘火车要花钱呀，还有三部车、行李，得花多少钱？两兄弟一商量，干脆走路，好在大哥懂得为电池充电的技术，那时候手电筒可是个时髦玩意儿，电池用完了就得买新的，花点小钱充充电比买新的划得来，这就是大哥看准的商机。凭着这个，他们一路走来，倒也没受多少磨难。在一个庙会上看到吴桥马戏团演出，两兄弟找到团长要求搭班，团长看了大哥表演的车技，当即拍板收留了他们。

到了该团他们的节目又有创新，与吴桥的演员合作组织排练了集体车技，一辆车上九个人，待人上满，伸出手臂，如同孔雀开屏一般，反响热烈，他们哥俩也在该团站稳了脚跟。

吴桥有个规矩，每年要将分散在各地的剧团调到县里集训。这年秋天，县里通过调演重新组队，组建共和马戏团。哥俩被分在第一共和马戏团，团长是刘国栋，哥俩便拜刘团长为师学杂技基本功，练腰腿，翻跟斗、拿大顶，团长也亲切地叫他们哥俩为“大宝”“二宝”，很快便跟团一起演出了，由于振北技艺日渐长进，工作积极，被评为吴桥县一等劳动模范，这年，振北15岁。

在吴桥，振北看到有人用高粱皮吹出各种声音，学各种鸟叫，以此逗鸟取乐，当地俗语叫“口迷子”，振北好学，也学着用高粱皮吹，后来用大葱皮、肠衣都能吹，这使他又多了一项技艺——口技。口技这门技艺，最早是天津的画眉张，后来是上海的孙泰，现在振北既然已经学会了，就发誓要学到最好，连道具都由他自己琢磨，技艺日臻精妙，甚至可以跟画眉对着唱。以后的几十年，他和他的助手们表演的口技使整个舞台如百鸟归林，满台生辉。就在十多年前，已经退休的振北和朋友到贵阳湖巢乡去玩，这里环境优美，鸟儿很多，振北一时兴起，玩起了口技，几可乱真的“鸟鸣”引来了一群飞鸟，落在他们住地的树上与他唱和，使这个小小的院落热闹异常，可见振北的口技技艺非同一般。

生活安定了，振北开始给家里写信，父亲接信后径直来到了吴桥，找到杂技团，要接兄弟俩回家，父亲的想法是让大哥去做生意，振北读书。大哥在吴桥有了人缘，死活不肯走，振北年纪小拗不过父亲，便随父亲回了北京。因练就了一身技艺，在北京，振北很快便加入了北京群众杂技团，十分可喜的是，王文礼老师还在该团，他又和王文礼老师一起工作了，振北是异常的兴奋。王文礼老师教他桌上单车，齐特飞老师教他空中翻杯，即手里端着三个装满水的杯，一个跟斗从桌上翻下来，杯里的水不泼不洒。这些节目均是当时团里叫座的保留节目。

1958年，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南的文化建设，振北随团来到了贵阳。

群众杂技团在北京属民间职业剧团，到贵州后却一跃成为全民所有制剧团。这年，振北17岁，但拿的工资相当于一个七级工的工资，生活有了保障，振北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只求发展。振北在团里属“小字辈”，团里什么事都跑在前头，在贵州，振北随团踏遍了九个地州，几十个县。振北要求进步，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几十年下来却未能如愿，论工作表现，振北没得说。不光是他，团里好几个主要演员、骨干都入不了党。究竟是什么原因，振北实在想不明白。无奈，振北只好加入了民主党派农工民主党，在农工民主党，振北充分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为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当选为贵阳市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一口气干了四届。

在政协，振北积极上报提案，提出在贵阳市杂技团搞“三大一小”，“三大”即大棚、大桶、大球，“一小”即小分队，便于下乡下厂，直接走入生产一线。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振北，通过学习钻研还把大棚设计了出来，提案和图纸完成之后，相关领导认为建议很好，应该是这个团的发展方向，但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最后并未落实。

一天，贵阳市文化局副局长韩桂林找到振北，向他转达了局里的意见，由振北主持市杂技团的工作。振北认为，团里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这便是王书元。王书元在各方面都很不错，是个领导型人才，应该由王书元任团长，他只任王书元的副手。振北高风亮节，公而无私，荐贤举能的品质得到了局里的赞赏。根据他的建议，市文化局调整了团里的领导班子。振北作为班子的成员，担任副团长。

班子组建好，正赶上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正是商机无限的蓬勃时期。班子决定乘此东风，组织商业演出。1988年组织了13个人到墨西哥演出，这13个人均为功底过硬，个顶个的尖子演员，在墨西哥大受欢迎，当地演艺界老板竖起大拇指说，这13个人比别的整个剧团都要强。

从墨西哥回来以后，1991年和1993年又去了几趟日本，个别演员还到了挪威，向各国朋友介绍中国的杂技艺术，扩大了中国杂技在国外的影响，首开贵州剧团到国外商演的先河。

振北有一个温暖的家，老伴原是湄潭县评剧团的当家青衣。说起振北的这段姻缘，其实也十分平常，既没有什么机缘巧合，更没有什么浪漫情调，但就是这段平平常常的婚姻，却让振北享受了一辈子幸福安稳的日子。

那是1958年，振北刚来到贵阳。一天他和贵阳市京剧团的古大妈一起到大西门买肉，正赶上市杂技团要到湄潭演出，古大妈的女儿古净仙是湄潭县评剧团的主要演员，古大妈托振北带点菜给净仙，振北应承下来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晚，振北在一场晚会中演出六七个节目，他在舞台上精彩的表演，使坐在台下的古净仙顿生爱意，两个年轻人便有了花前月下的幽会和卿卿我我的接触，该到谈婚论嫁了，振北谋划了一下前景，如果以后成了家，有了孩子，就她那点工资，交了托儿费就所剩无几，振北提出，不如让古净仙辞去工作，全职操持家务，由他一人挣钱养家，古净仙点头同意，于是便辞去工作全身心料理这个家。多年以来，夫妻俩分工合作，相得益彰。振北在工作上做出业绩，还全靠古净仙这个坚强的后盾为他撑着腰哩！

2001年，年满60周岁的振北正式从剧团退休。这时的他，可说是功成名就，在他的名字下，有了一大堆的头衔和荣誉：贵阳市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员会委员、贵阳市委员会常委，中国杂协会员，贵州省杂协理事，贵阳市杂技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

1988～2000年间，振北三次被市政协评为“四化建设先进工作者”。1989年，他表演的桌上单车获第三届全国杂技比赛西南区最佳奖、贵州省二等奖；2009年被中国文联、中国杂协评为从事杂技艺术60周年荣誉会员；2014年台中桃源县为他颁发“两岸文化交流嘉年华活动荣誉证书”等十多个奖项。

退休后的振北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无偿地为省杂技团、云南省昆明杂技团培训学员。经常参加省、市文化单位组织的演出，经常参加政协活动，每年的政协会议他都有提案提出，身体力行、动腿动脑，一点也没闲着，除了这些，振北还为两岸文化交流做了不少事情。

振北的女儿在台湾台中市的一个艺术学校教独轮车，振北以探亲的名义到了台湾，应邀担任台中市乌日小学的独轮车教练，工作之余，还把节目带到了台中的街头，振北擅长的口技，也在台中大受欢迎，他在台湾有很多学生，台湾的一个学生问他学口技要多少钱，振北说，什么也不要，只要肯学就成。这样，振北愉快地收下了这个学生，就连台湾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乌日小学的周主任也成了他的学生。

最感欣慰的是，退休后的振北在退休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自己的梦。

黔岭星空：贵州老艺术家剪影.第五辑

目录